摘 要 关于与北宋对立的契丹（辽），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一种是正面或者说是中性的话语，一种是非正面的话语。在文化上，北宋士大夫认为契丹是蛮夷，持轻视不屑态度;而在现实上却迫于军事实力，不得不承认另一个国家的合法地位，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的传统天下观与现实国家观的矛盾与冲突。同时，通过北宋士大夫关于契丹的两种看似矛盾的看法，可以看出北宋士大夫对于自我文化定位的摇摆心理。
关键词 契丹 北宋士大夫 言論 矛盾话语
中图分类号 K244.0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10-11
项目基金：西南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身体史视野下的宋代家庭暴力研究”（SWU1909587）。
作者介绍：余慕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Two Khitans" in the Speech of Schol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u Muzhen
Abstract Regarding the Khitan （Liao）， which is opposed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meanings in the speeches of schol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e is positive or neutral， and the other is non-positive. Culturall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 believed that Khitan was barbarian and held a disdainful attitude. In reality， however， forced by military strength， they had to recognize the legal status of Khitan. This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world view and the real country view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view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 on Khitan， we can see the swing psycholog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 on cultural self-positioning.
Keyword Khita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 speech; contradictory word
北宋时期，契丹（辽）作为与北宋对峙的王朝之一，对北宋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北宋与契丹对峙的根源主要是关于幽云十六州的争夺，在政局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帝位将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双手奉给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在后周时期，虽然被抢回一部分，然而燕云十六州却仍是当时北方的重镇，北宋为了统一全国势必想要全部收回。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但是事与愿违，自宋太宗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却一直未能收复失地。景德元年（1004），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一路南下，深入宋朝境地，宋真宗赵恒因宰相寇准的力劝，御驾亲征，至澶州督战，最终双方议和，在澶州定下了“澶渊之盟”，该盟约约定宋朝与辽朝是兄弟之邦，规定宋朝每年赠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看似挺糟心，但为大宋王朝赢得了一百年相对和平的时期，使得当时的北宋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于契丹（辽），北宋士大夫似乎很矛盾。一方面，由于实力，不得不承认了辽朝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从而以国礼形式对待，多以大辽、大辽国、契丹等正面词汇称呼，对于大辽国主也尊称一声大辽皇帝、契丹主;另一方面，北宋士大夫在私底下或者朝堂议论时却经常呈现与之截然相反的话语，他们仍旧认为契丹是少数民族蛮夷之人，持鄙视轻视的态度，多以胡虏、北虏、叛虏、夷狄等负面词汇来称呼契丹人，而对于其国主、国母则多以虏酋、虏母称呼。
一、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对于契丹（辽）的正面话语
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朝代，是北宋王朝的一个较大威胁与隐患。从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契丹的实力逐渐强大，直至可以与宋朝对抗甚至强于宋。对于契丹（辽）的存在，宋人再也无法忽视，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承认有另一个与宋朝同等性质的国家——契丹（辽）的存在，并且不得不以国礼形式对待。宋与契丹（辽）的交往，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而不是类似于朝贡的大国对小国的恩赐性往来。
在一些记载中，书写者使用较多正面的亦或是中性的词汇来描述契丹。如《宋大诏令集》皇帝贺大辽皇帝正旦书中记载：“正月一日，姪孙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叔祖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闕下玉厤授时。甫临于献岁。宝邻继好。用讲于庆仪。临遣使轺。往持聘币。庶申善祝。增介春祺。今差左朝议大夫、试鸿胪卿、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吕仲卿。西上閤门使、上护军、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赵希鲁充正旦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如别幅。专奉书陈贺。不次谨白。”[1]卷232，902贺正旦书作为宋辽交往国书的一种形式，代表着国家颜面与形象，其中对对方国家国主的称呼必定是官方而郑重的。除了贺正旦书，其他形式的国书也是屡见不鲜，如“皇帝回大辽皇帝贺同天节书”“皇帝回大辽皇太后贺同天节书”“皇帝贺契丹皇帝正旦书”等。此类国书的存在见证了宋辽两个国家的和平交往与官方往来。皇帝这个称呼本是中国天子的专称，而宋与辽两国国书都互相称对方的君主为皇帝，这实际上表明了宋与辽双方都默认了当时天下有两个天子，而这也是宋朝迫于现实压力的一种妥协。
除了在国书形式的宋辽双方官方往来中对大辽给予正式、尊敬的称呼，在其他类型史料中也多有提及，如《宋史》记载“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2]卷292，9304、“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2]卷95，2360、“乙未，契丹国母复遣使来贺干元节”[2]卷10，207、“命工部侍郞冯起为契丹国信使”[2]卷7，141、“大中祥符初，进秩刑部郞中，俄使契丹，会疾，契丹主以车迎之”[2]卷9，176等等。《苏轼文集》也曾记载：“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挺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闻奏，乞禁止。”[3]卷31，888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对契丹给以尊称大多都是在一些与辽正式接触时的书面用语或是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
对当时的契丹（辽）给以大辽、大辽国、契丹等正面词汇称呼，体现了迫于现实的军事压力，部分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了契丹（辽）已不再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是一个与宋朝南北对立的辽朝，从而不得不承认契丹（辽）作为与宋朝对立的“北朝”的存在。
二、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对于契丹（辽）的非正面话语
如上所言，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存在大量对契丹（辽）的正面话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宋士大夫言论中也存在较多对契丹（辽）轻视蔑视的非正面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对契丹（辽）的蔑视与看轻。
关于真宗时期王禹偁上书言五事，《宋史》记载其一为“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犯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餽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臣，俾达其主，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2]卷293，995。而在《宋文鉴》记载为：“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虏，西有继迁。胡虏虽不犯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餽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愚以为陛下即位之始，当顺人心，宜敕疆吏，致书虏臣，使达犬戎，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之罪，复与夏台。”[4]卷42，4从两则史料细微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书写者对于契丹的态度差异巨大，在《宋史》中，对契丹以及契丹国主的称呼应为正面或者说是中性的描述，并未带任何情感色彩，仅以客观的视角阐述一件事情。而在《宋文鉴》中其称契丹为胡虏、契丹大臣为虏臣、契丹国主为犬戎，此类带有侮辱性或是轻视性的词汇显示了书写者对于契丹轻视或仇恨的态度。
《端明集·强兵》中记载“真宗与北虏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5]卷14。《端明集·乞不与西贼通和》记载“臣切闻元昊遣使请和朝廷……或曰为北虏而请和，臣谓元昊素与北虏通谋，推北虏主张其事。元昊时且自屈，以修好为名，事已之后，北虏来贺，是中国弭兵之事全因北虏之功，何以酬之？或要割地，或要重赂。我既酬之，元昊别求隙端，举兵扰边，况元昊父子二十年盟好，一旦弃之，今纵与盟，安能久乎？元昊天资好兵，未尝败辱，岂肯退缩而久处乎？此必通北虏之谋，成北虏之事，又以自便也”[5]卷30。《鸡肋集》中记载“太祖太宗神武不杀，四夷屈降;真宗北廵叛虏夺气，而澶之人始开门相往来”[6]卷30。《宋史纪事本末》中王禹偁咸平三年上书真宗中提到“去年胡虏犯边，果入齐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备也”[7]卷20，133。
《龙川别志·卷上》记载“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闲。利用见虏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在駞车上，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8]卷上，71-72。《皇宋十朝纲要》记载“是年，契丹主举兵逐其母法天太后于庆州，令守圣宗墓，杀内侍数十人，于是始罢虏母生辰使”[9]卷五，184。又记载“是岁，契丹主复迎其母法天后于庆州，馆置中京门外，加以尊号，自是朝廷复与虏母通使”[9]卷五，191。我们发现，这几则史料对契丹、契丹国主都使用正面称呼，而对当时的萧太后，却将其称为虏母。这足以看出北宋士大夫对萧太后“女主外”的敌视与看轻。
此類对契丹的非正面描述数见不鲜，其中的北虏、叛虏、胡虏皆指当时的大辽，也就是契丹。虏作为一种当时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从此称呼我们可以看出对契丹的不认同，纵使在实力方面宋辽相当或是辽强于宋，但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仍认为契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依旧是蛮夷，不能跟中原正统王朝宋朝相提并论。可以看出，部分北宋士大夫在一定程度是看不起契丹的。但实际上，“华夏表述中夷狄如禽兽的说法，不过是一种修辞，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真正政治实践中似乎并未把夷狄作为禽兽，这还是一套因其俗而治其民的手段。”[10]8
三、矛盾话语体系背后的内在逻辑
通过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北宋士大夫对于契丹（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正面的抑或说是中性的，另外一种是完全负面的，我们当然不能断言谁对谁错，而应认真思考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发现在记载中给予契丹（辽）尊称大多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如与辽正式接触时、辽宋双方交往国书等场合。其中国书最为普遍。不管是贺皇太后、皇帝还是贺皇后正旦，也不管是太后遣使还是国主遣使，贺正旦使都携带贺正旦国书并敬献恭贺对象，同时将受贺方回书带回。国书关乎国家颜面，宋辽两国对此都极为慎重，甚至为国书形式发生过争执。元祐元年（1086），大辽“国信使萧洽等称：'南使过本朝生饩录目，无大宋国贺正旦或生辰字。今所赐饩录，却有大辽国贺字，乞除此四字，方敢收留。寻面谕以久例，岂可辄有更改？直至回程，终不收受。诏雄州移牒北朝涿州，其录目俟萧洽过界，牒送讫奏”[11]卷364，8715。所以，在此类正式场合给以契丹正面称呼是必须的，因为此关乎国家形象与国家颜面。
同时，我们发现，在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对契丹的负面描述主要集中在上书皇帝、朝堂议论、私底讨论等几方面。北宋士大夫们承认辽朝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地位是基于军事力量强弱对比下的不得已选择，但实际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北宋士大夫们仍是坚守着华夷之辨，他们认为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契丹是蛮夷，纵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并不可与中原文化相提并论。
北宋士大夫关于辽朝的两种看似矛盾的看法，体现了士大夫的传统天下观与现实国家观的冲突。传统天下观秉承着“五方之民”的观念，除却一个中国，东方为夷，南方为蛮，西方为戎，北方为狄，而契丹，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其与中国正统王朝宋朝截然不同，是不同于中国的夷狄。所以对契丹的负面描述实则是以自诩中华正统的北宋士大夫对契丹的族群歧视之反映，又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在五方观及民族观支配下对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偏离认识。但实际上，辽作为与北宋长期对峙的王朝之一，其军事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北宋相当甚至于强于北宋，北宋与辽的战争，北宋鲜少有胜。到宋辽澶渊之盟时，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形成了明确的对等关系。大辽认为其与宋朝同为“中国”，辽圣宗后期明确自称为“正统”。故北宋士大夫言论中对契丹的正面描述实则是迫于军事力量强弱对比下的一种被动型无奈性选择，很大程度上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于契丹政权是轻视不屑的。
同时，通过北宋士大夫对异族异文化的看法，可以看出宋人对于自我文化定位的摇摆心理。鉴于契丹强大的军事实力，北宋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其作为一个与宋朝同等存在的国家的合法地位，但在文化上，他们必须显示出十足的优越性，从而来展现作为中原正统的宋朝文化对异族文化的绝对性碾压。但是，恰恰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宋人对于自我文化定位的摇摆心理。他们向时不屑一顾的少数民族异族竟然强大到让大宋王朝一度受挫甚至多次惨败，对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虽然他们仍旧以胡虏、北虏等轻蔑称呼形容契丹，但是也从侧面显示了他们在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以文化的优越来掩饰实力的差距。
宋与契丹（辽）是北宋时期南北对峙的两个王朝，直至宋金海上之盟灭亡辽，宋辽对峙一百多年。其中，宋人尤其是北宋士大夫对于契丹（辽）的看法呈现出两种矛盾的现象，体现了士大夫的传统天下观与现实国家观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可以看出宋人对于自我文化定位的摇摆心理，从而对政治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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