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朝是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也代表了长城防御工程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襟渤海，地处华北与东北两大地域交界处，扼滨海走廊、辽西走廊咽喉，自古为华北通往东北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它曾牵系明长城军防体系的重中之重，使得明统治者“终明一世修建”，“倾全国之力尽注山海”，成就了一段段历史传奇而为世人瞩目。本文仅就山海关自明初建关至民国时期区域军事发展历程作专题综述。 关键词：山海关；历史发展；综述 民国时期天下第一关 关于山海关历史发展的思考 翻阅历史，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于 1368 年在南京即位后，溃退漠北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刺诸部以及后来崛起的东北女真族不断侵犯边境，对朱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曾出兵漠北，意图扫清边患，但由于政权初建，国力不足，无法予以彻底解决。明朝不得已，将燕山之北及瑞州（今辽宁建昌一带） 的边民迁徒至内陆，同时吸取前朝教训，在对北部边防无力采取全面防御的情况下，在重要地段修筑关隘、烽、墩、城堡。明洪武十四年（1381）春，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发燕山卫屯兵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 途经渤海岸边，见此地襟山傍海，地势险要奇绝，于是依靠元代迁民镇基础建关设卫，定名“山海关”。自此，以“明代军防重镇”扬名天下的山海关，经过明、清、民国等不同历史时期考验，从长城砖到沿线关隘，涉及长城的每件物品、墙体以至每个结构、布局，所经历的沧桑演变，不仅伴随和鉴证了建关六百多年来中国东北地区局势的风云变幻，更因富含历史人文信息，时至今日，已成为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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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海关长城防御工程展示了明代强大的国防实力
山海关古称榆关，也称渝关，据《临榆县志》记载：“山海，夹右竭石，汉属辽西郡，隋为临渝关， 属平州。”它北临燕山，南襟渤海，东倚丘陵高地为屏障，西借石河（古称渝水）为天然壕堑，辽西走廊与滨海走廊相互贯通，系山海交会之处，海陆咽喉要道，蓟辽之间的交通孔道，自古以来便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上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汉献帝建安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征辽西，东临碣石，瞻眺沧海，突击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隋炀帝大业八年春正月、十年春三月，“帝亲征高丽，出碣石道”。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春二月，“上亲征高丽，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清《畿辅通志》记载：“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明人概括山海关的战略作用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明熹宗实录》）。”作为护佐京师的东大门，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对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按照古代城市规划原则，长城“通川之道、要害之处”常设有关城。山海关明长城段地处东经 119°24′－ 119°51′, 北纬 38°48′－ 40°07′，南起老龙头，东北至辽宁九门口，自三道关东南与辽宁绥中县毗邻，至九门口与抚宁县为界，总长 26 公里。从空间看，长城腾跨于角山之巅，雄距一关，最后纵身跃入渤海，将山、海、关连成一线，成就了奇绝一方的军事要塞。从布局观察，山海关城防结构严谨，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功能明确，由关城、东西罗城、南北翼城、哨城（威远城、宁海城）构成七城连环，即“主体两翼，左辅右弼，二城为哨，一线逶迤”的格局。此外， 长城一线自南向北另分布十处关隘，依次为：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寺儿峪关、滥水关、一片石关（九门口），这十处关隘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道“铁锁链城” 之势，使得山海关城似铜墙铁臂，即便经历战火硝烟仍固若金汤，故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自明初开始，山海关成为享誉天下的军防重镇，其建关设卫对于加强北方地区军事建设， 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繁荣地方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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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同时期、不同级别、不同职责的军事指挥机构的先后设立，鉴证了明代统治者对山海关所处地理位置的高度重视。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对行政、军事等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行政方面撤消中书省和宰相建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事方面由兵部任命总兵将官，在历代兵制的基础上，首创“卫所兵制”，实行分段区域管理。建立大都督府为中央军事机关，掌管全国的军政、军籍。都督府下设都司、卫所、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等。明初“卫所兵制”大致情况为五个千户所组成一个卫，十个百户所组成一个千户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分设五个都督府，下设十个都指挥使司，329 九个卫，65 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山海卫即 329 卫之一，领十个千户所，属北平都司管辖。明长城全线约有关城一百多处，尤以东段居多，且名关迭出，山海关便为其中之一。《临榆县志》引述：“山海交会，隘塞严关，形势称最要。”“峭壁洪涛，耸汇南北，束若瓮牖。”将这一险要的地势作为山海关城的选址完全符合明代军事防务工程要求，并且明廷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也证实了“凡设险守国，必有城池”之说。
明洪武十四年（1381）建关设卫，即山海卫，下辖十个千户所。明宣德九年（1434），兵部直属唯一派出机构——兵部分司开始长期驻守山海卫，直至明亡。
蓟镇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因占据京师的北、东部，因而在九镇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沿线设置 12 路分段防守。明隆庆三年（1569）六月，始设山海路，改守备为分守参将，公署设在镇东门内北侧兵部分司署处。自此山海关城即是山海卫，山海关兵部分司所在地，又是山海路的机构驻地。此设置一直延续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前后总计 279 年。明万历年间，东北建州女真崛起，开始自辽东向明军防地区攻城掠地，步步进逼，山海关因此成为朱明王朝军事防控体系中需严守戒备的重要一环。对此，明刑科给事中姚若水提出：“山海，蓟门去京才数百风里，不可无重兵守御。”《明熹宗哲皇帝实录》中记载：“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即山海关）……。”将“国家全副精神尽注山海……。”万历四十六年（1618）4 月，努尔哈赤出入辽沈，在一片惶惶气氛中， 明廷决定设立山海镇。当时以六千兵，分左右二营，辖北山、南海二副总兵，蓟镇东部的山海路、石门路、台头路、燕河路四路归其辖制，与东协台头营相为犄角，与蓟镇划地分管，同年蓟辽总督由密云移驻山海镇。山海镇前后历 23 任总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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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朝廷屡派重臣名将驻防，愈加突出山海关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山海关建关设卫初期，大将军徐达为首任镇守大臣，其后设立了都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等职。明万历四十六年始，再设督师经略、巡抚、兵部主事、山海镇总兵、山海路参将等军事要职，可谓文臣武将各就其位。明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阁任大学士。为改变当时士卒骄惰，法令难行的陈旧陋习， 他精心筹划改革方案，大力整饬边备建设。为加强山海关至居庸关长城沿线的设防，任用谭纶、戚继光等名将，首创空心敌台。据文献记载，明万历十一年（1583），时任山海路参将王守道请修山海关东罗城， 明万历十二年（1584），由兵部主事王邦俊、永平兵备副使成逊完成了占地 24 公顷的东罗城修建任务。后在罗城关门上建服远楼和两座角楼（已毁），在东罗城墙与关城城墙连接处分别修建了临闾楼、牧营楼，并于其南北两侧建角楼。自此，临闾楼、牧营楼与镇东楼及南、北角楼互为犄角，形成五虎镇东之势， 山海关城防力量从此更加牢固。明崇祯十六年，巡抚朱国栋请建西罗城，工未毕遇改革中止。
明末，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值北方女真族崛起，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与明王朝公开抗衡。继明天启、崇祯两朝逐渐失去对辽东局势的控制的情况下，皇太极果断下达“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陆”的命令，并将摧毁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作为进取中原的第一军事目标。而对于明朝同样具有极其重要战略价值的山海关，正好处于辽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必经之道。自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山海关便成为激烈争夺的主战场，它是明兵镇守辽东的总指挥部，同时也是积聚兵员、储备粮饷的后方基地，所谓“山海一关，命垂一线”。对此，大学士孙承宗曾指出：“关门系天下安危”，“当今急务，莫急于守山海”。危难关头，明廷先后派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杨嗣昌等朝廷重臣出任巡抚、督师、经略，亲自督管山海防务，启用袁崇焕、祖大寿、满桂、吴三桂等著名将领抵抗后金，守御山海。据康熙八年《临榆县志》卷三记载，为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城防力量，明廷派抚院杨嗣昌分别在南北水关边城上建南北翼城各一座，在南海上建宁海城一座。另光绪四年《临榆县志》记载，“在长城东二里欢喜岭上，城高三丈，下 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远”二字。相传此城为吴三桂筑，既以 远，且可屯兵，与城中为犄角之势，有隧道通其署，即今都统署。……”这些杰出人物重视利用山海关独有的地位优势，在开辟辽西战场，制定宁锦防线、守护京师等一系列战争决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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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和平时期“军屯”政策的实施，实现了山海关长城一线休兵养民，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 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民生的和谐发展。
为彻底医治元末战争留下的遗患和创伤，和平时期朱元璋推行了以“移民屯田”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决策。洪武元年（1368），明廷发布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此后四十年间，又先后制定了“军事屯田则例”、“屯田赋税条件”及“官司军赏罚条例”等制度，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大刺激了“屯田制”实施的积极性。当时，东到辽东、北到大同，西到甘肃，南到云南，普遍建立了“军屯”，明初一百二十万军队的粮饷大部分出自军屯。山海关在地理位置上属辽西走廊，唐时称滨海道，为畿东险隘， 辽蓟咽喉，历史上常有边境贸易往来。明初屯田制推行后，作为“军屯”的补充，“商屯”逐渐繁荣， 城内以纺织杂货为主的旺铺如雨后春笋，城外农产品集市车水马龙。“屯田制”的推行，有力地加强了边塞的建设和驻防，原来人口稀少，五业不旺的古迁民镇（元代建，山海关建关设卫前所属辖区），人口迅速增加，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垦利用，农业经济日趋兴旺，这对于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保证人民生活安定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山海关长城防御功能削弱的历史节点——明清政权交替
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政治风云突变，可谓惊天动地。这一年的 2 月 8 日，李自成建立“大顺”，立年号永昌；4 月 25 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景山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明亡后，其宗室在南方建立南明政权，前后共历 18 年，后被清军逐个攻灭；5 月 27 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6 月 4 日，李自成退出北京，大顺政权自建立到灭亡仅 40 天；6 月 5 日，多尔衮进入北京， 清朝入主中原；9 月 20 日，清世祖福临即顺治帝由盛京（今沈阳）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10 月 6 日，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10 月 30 日，顺治定都北京。上述发生于同一年的政治事件中，山海关因“甲申之变”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历史证明，凡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往往喻示着新的政治格局的产生。自清入主中原后长达 267 年的统治中，外患扰边得到长期有效的控制，边境地区实现和平发展，曾经被明代统治者视为“存亡系于一线”的山海关，其天赐的战略地位优势逐渐衰退， 至清末溥仪宣布退位，贯穿明代建设始终的长城防御体系由守御变为守护，山海关亦由明代军防重镇基本转型为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贸易往来的商业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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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清统治阶级军事防御目标发生转移。
1616 年，发源于东北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1635 年， 其子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1636 年，皇太极将国号改为“清”，改元“崇德”，1644 年入关建立清政权。从历史角度观察，清以前统治者修筑长城除了巩固疆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御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侵略，但并未因此有效化解长期不断的侵扰。清政权以少数民族兼胜利一统者身份入主中原后采取了“怀柔政策”，通过兴修庙宇、互相联姻等方式积极与蒙、藏各族结盟修好。据史料记载， 清统一后有五百多位皇家公主格格下嫁蒙古，有两百多位蒙古贵族女子嫁给爱新觉罗家族，清统治者通过这些举措逐渐消融和化解了积深已久的民族矛盾，为促进关内外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进一步巩固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和平发展基础。清康熙皇帝玄烨曾对朝臣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他在东海巡视时曾赋诗一首：“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自此，曾威咤中国北方的明代重镇山海关， 其军事防御功能因明清政权交替引发的时局变化而开始削弱，继之火器的发明使用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而最终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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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代山海关驻军及军事建制较之明代更趋完备。清朝政权是在大规模军事斗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马上得天下，军事统治是清朝政权的一个特色。清顺治定都北京后，休养生息，关内外和平相处，由于清统治者十分重视军防建设，山海关长城沿线的驻军及军事建制主要以防守为前提，派驻八旗兵分别加护南海、北营子村等长城南北重要区域，建立了城防（山海路驻军，春秋演武，日夜巡逻）、边防（自老龙头起北 10 里至山海关）、海防（自老龙头起40 里至汤河，又西 30 里至金山嘴）三段防御区，同时侧重于城外清军驻守。据《山海关志》记载，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期间清政府屡派官兵于石河口、团练部落、南翼城以及南海一带驻防，以资警备。在山海关城外构筑炮台，修建营盘及火药库，现存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渤海镇崔台子村北营盘、孟姜镇青石沟黄金庄营盘及后棉花庄火药库等三处遗址即为这一时期所建。
此外，在明代旧制的基础上，清政府沿设了山海镇总兵（顺治九年裁，军权移交山海路都司，历 2 任），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先后设山海关驻防城守卫（顺治元年设，乾隆八年裁，历 24 任。），山海卫
掌印卫守备（顺治四年设，乾隆二年裁，历 20 任。）、山海路都司（顺治六年设，道光二十二年改设游击，二十八年移至永平府，山永协副将军并中军兼左营都司俱移驻山海关）、南海口守备（顺治六年设， 康熙十三年改设把总至宣统末年）、山海关监督（康熙三十二年设，历经八代至宣统末年，任用 202 人）、山海关副都统（乾隆八年设，于光绪三十一年裁，历任副都统 60 员）等军事驻防机构。
第三、山海关长城沿线大规模修建秩祀建筑。庙宇既是宗教文化与民俗崇拜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也从侧面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执政方针和主导思想。清顺治定都北京后，为缓和国内民族矛盾，通过兴修佛院寺庙等方式与蒙、藏各族广泛结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缓和了因边界战争累积愈深的民族矛盾，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由于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开放政策，山海关长城沿线建大小秩祀建筑总计六十余处，反映了清代山海关文化事业的繁荣发达。受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影响，前朝耗时二百余年修筑的万里长城防御工事亦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争利器变成一道寂寞的风景。
清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志》引述：“我朝列祀为三等而常雩，社稷为大祀，先师为中祀，帝均亲诸坛庙，且达其礼于天下，所以勤民而昌学也。……代俗相沿，抑或古迹攸存。”据不完全统计，清“康乾盛世”时期， 方圆 196 公里的山海关建神祠二十九座，有城隍庙、海神庙、龙王庙、旗纛庙、火神庙、马神庙、火星庙、关帝庙、玉皇庙、三官庙、东岳庙、泰山行祠、北镇庙、五圣庙、增福庙、药王庙、虫王庙、鬼王庙、二郎庙、三圣庙、娘娘庙、吕祖庙、罗汉庙、鲁班庙、太傅庙、玄帝庙、小圣庙、镇东庙、天妃庙。建贤祠八座，有显功庙、劝义祠、忠爱流芳祠、来公祠、陈公祠、贞女祠、名宦祠、乡贤祠。坛五座， 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八蜡坛、厉坛、雩坛。祀于宫者一，曰天妃宫；祀于寺者十有三，曰给孤寺、崇兴寺、地藏寺（二）、栖霞寺、团云寺、圆明寺、蟠桃寺、鹰武寺、温泉寺、福庆寺、栖云寺、观音寺； 祀于庵者十有二，曰普济庵、白衣庵（二）、文殊庵、广嗣庵、静衣庵、弥勒庵、普贤庵、慈愍庵、女贞庵、五泉庵、老君庵；祀于观者一，曰三清观；祀于阁者三，曰魁星阁、大悲阁、观音阁；祀于堂者一， 曰观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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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海关明长城延续发展的历史转折——中华民国时期
从清末（1840）鸦片战争开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的百余年间，中国频繁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残酷的战争蹂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宣誓就职，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开始，不仅政治上推翻了帝制，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同时也喻示着中国社会进入大动荡大转变时期。身逢乱世，面对的是枪鸣炮吼，山海关源自冷兵器时代的辉煌已不复存在，长城内外被军阀割据，国民党军队长期占据，继而饱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关城四门断垣残壁，清代统治者御笔横匾不知所终，境内十处关隘变成战时废墟，直至全国解放，山海关经受了严酷的历史考验，也鉴证了中国社会的翻天巨变。
其一，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严重破坏了山海关明长城入海处老龙头区域历史建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爆发义和团事件，英、美、德、法、日、意、奥、比等八个国家组成侵华联军占领北京，又分兵侵占了山海关南部沿海地带，占领范围从山海关城南东水关长城以内，南至渤海岸，西至石河口，总面积约 9 平方公里。据《山海关志》记载，9 月 30 日，英国海军先头部队乘军舰驶抵老龙头海域，通牒清军缴械，守将率部西遁，10 月 1 月英军顺利登陆，占领了老龙头炮台和山海关车站。10 月 2 日，德、美、意、日组成联合舰队，从老龙头登陆。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后砸毁石碑， 火烧入海石城，继而俄、日、意、英、法、德分兵占据关城四门，宁海城、澄海楼、迎恩楼、望海楼、镇东楼等诸多建筑被无情劫掠，曾经辉煌一时的明长城沿线关隘、城楼转瞬变成了残垣废墟。
其二，近代战争硝烟再度弥漫于山海关长城沿线。民国成立后，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国内兵戈频仍，先后有北洋军阀部队、日本侵略部队、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驻防，这一时期长城沿线草木皆兵，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民国10 ～ 13 年（1921 ～ 1924），直系第 1 军彭寿驻山海关，民国 15 ～ 17 年（1926 ～ 1928）奉系于学忠部进驻。民国 20 年（1931），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后，成立了宪兵队、守备队、“支那驻屯军分遣队”、华北特别警察队分队等少 量部队进驻山海关，民国 22 年（1933）1 月，发动“榆关事变”，侵占山海关，其营部设在城南肖庄村“将军楼”（原八国联军驻地，现国保单位），至 34 年（1945）8 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方撤走入侵部队。民国 34 年（1945）11 月，国民党集结大量军队攻占山海关，师部设在关城南门外铁路乘务员公寓（区保单位）。民国 32 ～ 34 年（1943 ～ 1945）冀东军区第 16 军分区第 7 区队、临抚昌联合县支队驻扎山海关； 民国 35 ～ 37 年（1946 ～ 1948），冀东临榆县支队驻山海关。
其三，山海关以长城为代表的明清古建深受乱世灾难。历数近代发生在山海关的军阀交战、长城抗战等多次战事，可谓风声鹤唳，内外诸多古建筑不可避免地被破坏怠尽。据史料记载，民国 11 年（1922）4 月至 6 月发生的第一次直奉交战，东、西两路奉军在直军猛烈攻势下，退至山海关城西北五泉庵一带挖壕坚守，直军攻击 10 余日未果，战况惨烈。民国13 年（1924），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下，第二次直奉战争拉开序幕，坚守山海关的直军在威远城一带修筑了坚固工事，奉军组成敢死队轮番猛攻，强行占领了姜女庙，最终以奉系大胜而告结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山海关，于民国 22 年（1933）1 月 1 日率先挑衅，“榆关事变”由此爆发，日军调派重兵分布在山海关石河桥东、南门及威远城一带，对关城南、东、西实行三面包围，当时驻山海关城和北翼城的守军以 1 个团的兵力，分别部署在关城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天下第一关以北至东罗城北门、北翼城及西关等区域。有关资料显示，榆关之战尤以山海关城南门一带炮火剧烈， 其附近城区商号片瓦无存，因战火漫延致使寺庙、祠坛、民居等古建损毁者五百户以上。此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成立宪兵队，驻守在长城各关口，通过贩毒品、开设洋行横行暴敛。至全国解放前， 山海关境内六十余处庙宇祠堂竟无一保留，以长城为首的明清时期古建受难于民国乱世，鉴证了一代重镇风雨飘零，关城内外不胜凄凉。
解放军入关
四、万里长城防御体系建设的历史意义
我们再次回顾历史，游牧于中国北部边境、草原及山谷中以匈奴、戎狄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中原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为防御和抗击这些经常入侵的“马上民族”，中原自东周列国开始便筑起长城。《临榆县志》载：“长城始于燕，历代筑之非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动用万民将燕、赵、秦长城连接。后经西汉、南北朝、隋、金、明不断延续修筑，长城所经地域遍及国内 15 个省市区，总长 5 万余公里。据专家考证，迄今为止，明长城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它横贯我国北方，东西相距一万余里，史称“万里长城”。其沿线名关众多，明史记载：“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首先，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建设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战国时赵武灵王以“变俗胡服，习骑射”， “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著称于世。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 到了明代，借助天险屏障建关设卫，屡拒敌千里之外而令其望京兴叹。事实上，由秦汉发展至明初，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无不是针对北方地区游牧部落侵扰犯边所采取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积极措施，史家有言： “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又同时积蓄后方力量，“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者也。”无疑是一种应急防御，攻守相宜的大谋略。
其次，长城的存在，是一个能够成功防御入侵的平安符，它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著称于世，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雄伟磅礴的气势。尤其近代，中国人更以长城做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提“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图腾之歌。由此可鉴，长城是国之珍宝，是艺术成就非凡的文物古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整个人类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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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颖 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 文博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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