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
对于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人来说，西夏是个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
为了占领西夏，在２０多年的时间内，蒙古大军曾发动六次大规模进攻。傲慢的蒙古人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一次次的战役，蒙古军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大量优秀的蒙古将士战死西夏战场。这本已使蒙古人恼羞成怒，而西夏人时叛时降的诡异外交手段，更使他们怒不可遏。
１２２７年，强悍无比的蒙古骑兵终于踏进西夏首都兴庆府（又名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在此一个月前，“世界征服者”本人病逝于征途，他留下遗嘱，命令屠城。
在那一刻，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蒙古军队残酷的报复。西夏的很多地方，“免（死）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曾经强盛近两百年的西夏，瞬间烟消云散。
幸存下来的西夏人流落飘零，文物典籍被毁弃一空，其主体民族——党项人从此神秘消失，整个西夏文明，也从此消失在历史深处。
★濮阳县柳屯镇原名柳下屯，相传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故里。柳屯南边不到一公里的金堤下，有个叫杨什八郎的村子，村民几乎都姓杨。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杨什八郎的村民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管是体形、相貌、口音、饮食，还是习俗，他们与周围的农民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自己登记的民族成分，全部都是汉族。
但杨什八郎村民的内心，始终隐约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村有三样祖宗留下来的文物：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唐兀公碑，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述善集》的家传古书。这三样东西全村人视若命根，世代相传，生死相守。
唐兀公碑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与家谱和《述善集》相印证，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立碑的人，是他们的四世祖、蒙古侍卫百夫长唐兀崇喜（也叫杨崇喜）。这些文字使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蒙古族。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古代文化逐渐受到尊重，濮阳文化界有人发现了杨什八郎村民珍藏的三件文物，消息传播出去，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唐兀即党项！是蒙古人对西夏党项人的称呼。难道濮阳这个村庄居住的，是被认为早已消失的西夏人的后裔？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怎么从贺兰山下来到华夏文明的腹地？为什么消弭了所有的民族特性？研究西夏文化的学者纷至沓来，探究这个小村庄隐藏的大秘密。
代代相传“老坟会”
濮阳县柳屯镇南行二里许，就是著名的金堤。由于黄河河道向南滚动，这道据说是秦始皇下令修筑的古堤早已不是临黄堤了，但却依然高大而厚实，从滑县入濮阳再向山东蜿蜒而去，如一条巨大的虬龙伏在大地上。
金堤之南，几座高大的坟茔和一座大方碑矗立在平整的麦地里。田地里的矮秆麦整齐而密集，麦穗粗壮，穿过青青麦地里土白色的小径，我们来到那座造型奇特的大方碑前。这碑高约３米，七八十公分见方，下有仰莲座，上有屋顶一样的装饰，雕刻精致。整座石碑古朴浑厚而不失灵巧生动，尤其碑顶远看如蒙古人的毡帽，很别致。
石碑的正面朝南，上刻“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细看碑文，得知这个石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公元１３５６年），距今已有６５０年的历史。这６００多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乱及各种天灾人祸，无数的文物古迹湮没无存了，为什么这座石碑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陪同采访的杨什八郎村民杨学景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杨家一族有个“老坟会”（现叫“唐兀公碑保护小组”），世代相传，从未停止过活动。按照老规矩，本族一门派一个人担任“会首”，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理事会”，但不管别的事，只负责看护祖茔和唐兀公碑。
杨什八郎村过去在祖茔的南边，因频繁发生水患，一百多年前村子被迫搬迁，分成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等几个村庄，现在附近１２个村庄都有他们的族人。人虽然分开了，但“老坟会”却没有散。过去有十几个“会首”，如今人丁兴旺，分了二十四门人，就有了２４个“会首”。离祖茔较近的杨什八郎、西什八郎村的“会首”负责日常的看护，两个人一班，一周轮一回，每天到祖茔巡视，拔草、平地、打扫卫生。过去有４０多亩全族共有的坟地，也由临近这两个村的“会首”义务耕种，收获的粮食集中起来，用于全族祭祖、聚会和扫墓，也可用于照顾族内的鳏寡孤独。解放后没有坟地了，“会首”们只负责日常看护。有大事的时候，则需要召集各村的“会首”共同协商。
６００多年来，每到兵荒马乱的时候，“不兴”的时候，“会首”们经开会协商后，一起挖坑，将唐兀公碑深埋地下。等到太平盛世，“会首”再聚集起来，将碑挖出来重新竖立。据村里的老辈人说，这碑埋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开始疯狂砸碑时，“会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碑埋掉，全村人心知肚明，有人来问，村里人众口一词，说这碑早都没了，然后喊几句“革命口号”，把来人糊弄走。就这样，这碑安睡地下，躲过了又一场劫难。
杨学景不无得意地说：“搞水利的时候毁了多少碑？‘文化大革命’时又砸了多少碑？俺这碑还是完好无损！”
１９８４年，经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很多文物得到了尊重和保护，杨姓家族的“会首”们认为该是唐兀公碑“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将这碑挖掘了出来。１９８５年４月，家族集资请戏班子在金堤上唱了几天大戏，将大方碑重新立了起来，并修建了碑亭。
新立起的石碑正面朝南，据村里的老人说，原来石碑是面朝西的，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有人猜测“大概元朝以西为尊吧。”重新立碑的时候，就按照一般的习惯，让石碑正面朝了南。
采访期间，记者遇到了前来看护杨氏祖茔的“会首”杨存秋，这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说，这“老坟会”是四世祖定下的老规矩，传了２０多代人了，代代都有诚心人，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的扫墓等活动也基本没中断过。当“会首”一点儿好处没有，可大家都爱干。老“会首”去世，家族的人就会问其长子：“您家人还干不干？”几乎每家都回答得很干脆：“干！”觉得该自己干，当“会首”有一种荣誉感。
杨家的四世祖似乎是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杨学景说，由他家珍藏的家谱和《述善集》，也是由四世祖编录或开创的。
世传家谱生死相守
濮阳县柳屯镇一带的村庄基本上都有家谱，但这些家谱大多断断续续，不完整。说起有关家谱的事儿，这一带的人都很羡慕杨什八郎村：“一般村上查几代就没有了，人家这村很系统，不间断，能查到老根儿！”
杨氏家谱有两种，一种写在专用的本子上（他们叫藏书），一种写在布上（名为总谱）。杨学景说，他们家族１０年有次大聚会，一般都选在春天农闲时，场面十分热闹，每次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全族的人都来，周围的村庄也带匾等礼物来祝贺，现在县市领导也来。聚会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续家谱，各家把生的死的都报报，出生的上“藏书”，去世的上“总谱”。如今他们的“总谱”已近两米宽、１０多米长。
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如果天好的话，杨学景一家就会找个宽敞的地方，把“总谱”挂出来（因太大，屋里面挂不开），全村的人和其他村姓杨的都来，找到自己所属一支祖先的名字，摆上酒、肉、水果等供品，烧香、烧纸、磕头，再放一挂长长的鞭炮。
杨学景说，现在的家谱，依据的都是他家世代珍藏的明代隆庆年间“重刊录”的“老总谱”。在他家，记者看到了这个明代的古老家谱，由巨幅的酱褐色缎子加黄布衬里缝制而成，宽１米７多，长４米多，俨然一床很大的夹被。
杨学景专门买了几个旧文件柜，用三四层塑料布把“老总谱”包裹得严严实实，锁在文件柜中。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家里条件不好，怕‘老总谱’受潮，只能用这个办法保存。”跟“老总谱”保存在一起的，还有那本专家认为极有文献价值的家藏古书《述善集》，这书也用塑料布严实地包裹着。
杨学景说，这两样东西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他祖父、父亲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财产都重要，宁愿家不要，也要保着它们。“好不容易传下来的，在我手里要有啥闪失，那多罪过？！”
家族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收藏在杨学景家？这个问题别说杨学景，就是他的父亲、７８岁的杨存藻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儿起，这两样东西就在他家。杨存藻说，他小的时候，曾祖母还在世，老人家喜欢讲家族的老故事，其他小孩都不怎么爱听，只有他听得津津有味，于是曾祖母就常讲给他听。
在杨存藻的曾祖父手里，这个“老总谱”差点失去。那时候土匪多，社会很乱。有一次土匪闯进他家，翻出了“老总谱”，看着像床夹被，就抢走了。他曾祖父情急之下，忘记了害怕，一路跟着那个土匪。那是“秋边儿”的天气，要冷还不很冷，土匪晚上就盖着“老总谱”睡觉。他曾祖父赔着小心，在旁边蹲了一夜。土匪里边也有好人，有的土匪就劝那个抢“老总谱”的，“咱要了也没多大用，这老先生都守一夜了，还给他吧！”
失而复得后，杨存藻的曾祖父将“老总谱”和《述善集》用油布包裹了，埋在地下。但后来证明，这样保存也有很大风险。
大约１５０年前，杨什八郎的老村子遭遇了一场大水灾，村南边一条大堰决了口，水来得急，杨存藻的曾祖父啥也不顾，把“老总谱”和《述善集》扒出来就逃命。
抗日战争期间，家谱传到杨存藻父亲的手里。当时金堤上面是条公路，是从濮城镇到濮州（现濮阳县城）的要道，时常有日本军队从这里过。每到这个时候，他父亲啥也不要，背上装着“老总谱”和《述善集》的杏黄包袱就跑。有一次跑晚了，日本兵已进了村，他父亲背着杏黄包袱往北跑。日本人在后面喊，他父亲怕失了家谱，不敢停下，日本人在后面开了枪，幸亏前面有一条沟，他父亲跳进沟里继续跑，这才得以逃脱。
最近几十年，家谱归杨存藻和他儿子杨学景收藏，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老总谱”和《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但保管好这两样东西，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本能。
家族秘密公之于世
１９８５年，大方碑重新面世后，村里有人认为，既然自己的祖先是蒙古族唐兀氏，希望政府把民族成分改为蒙古族。为了印证这一点，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村里还有一部珍藏了６００多年的《祖遗藏书》（即《述善集》）和一套完整的家谱。这一情况引起了濮阳文化部门的极大重视，不久市文化局派人找到收藏家谱和《祖遗藏书》的杨存藻，杨什八郎村的另外两件珍贵文物由此公之于世，并很快引起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
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说：“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唐古即唐兀，亦即党项。如果杨什八郎村原姓唐兀，他们就很可能是被认为已消失的党项人后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四川康定的木雅人是党项人的后代，是西夏灭亡后从今宁夏一带迁徙过去的。濮阳的杨姓家族如果能认定是党项人的后代，必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１９８５年前后，河南省社科院学者任崇岳、穆朝庆，宁夏社科院学者罗矛坤、许生根等人先后到杨什八郎村调查，随后更多的学者对《述善集》和杨氏家谱进行研究。学者们对这个杨氏家族是不是党项人后裔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他们肯定是西夏遗民的后裔。
学者们的研究，渐渐弄清了杨氏家族的源流：一个西夏的牧民，被“世界征服者”改变了命运，从西北草原，来到濮阳定居。他的后代，混合哈刺鲁、乃蛮、旭申、克烈和汉族的血脉，发展成这里的一大旺族……
□首席记者姚伟记者陈伟文图
在传说中的柳下惠的故里——濮阳县柳屯镇有一个杨什八郎村，村里有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唐兀公碑，该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距今已６５０年。与唐兀公碑同时被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述善集》的家传古书。杨什八郎村杨姓村民认为，这些文物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他们可能是蒙古族人。图为唐兀公碑。
杨什八郎村的杨姓家谱
家传古书——《述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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