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器证实在辽修长城
从文献记载可知，秦时曾对燕国长城加以修缮利用，但秦朝国祚短促，在辽东地区未及展开大的经略便灭国，因此秦在这一地区的遗存相对较少。
1993年4月，抚顺市顺城区李石寨镇河东村村民在浑河边筛沙子时发现了4件战国青铜器，其中铜戈和铜矛各1件，被抚顺市博物馆收藏。铜矛两面都有锲刻的文字，其正面刻“三年相邦吕不韦造，上郡守……”等19个字。从铭文可知，这是一件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在秦上郡高奴县制造的兵器。这件铜矛在抚顺出土，可能是秦军入辽灭燕或后来戍守该地的军士所遗。秦上郡兵器在辽东很少发现，此次抚顺“吕不韦矛”的发现为秦文物在辽东的分布定下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此外，1975年在丹东宽甸太平哨乡小挂房村发现一处秦代遗址，保存了2000多年前秦军戍边的遗迹，其中一件铜戈上划有“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等铭文。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丞相，是秦代的重要历史人物。栎阳是秦统一后所设的县，地址在今陕西临潼北部。戈上划字并和李斯相联系，很有意义。
这些在辽东边郡地区连续出土的带有秦“丞相”或“相邦”铭款的重要秦代兵器，无疑与秦汉辽东戍边长城史迹相关。考古专家也认为，上述几个地点发现的秦代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却非常重要，并且这些点大体还在燕国长城障塞线上。因此可以看出，秦在辽东仍是沿用了燕国长城障塞的旧址，只是对个别倾塌和湮失地段进行了维修和加固。
沿着长城地带，汉代延续并加强了秦代在辽宁地区的统治。
秦汉长城遗迹遍布我省
史学界公认：长城的功用有两个，一是各诸侯国为防御邻国侵袭，筑长城以自卫；二是与北部游牧经济区相邻的各诸侯国保护农耕经济区不遭受游牧民族的骚扰，筑长城以为屏障。我省境内的燕长城就是这种观点的证明。
在采访中，记者在辽西的建平农村看到，一道被当地群众称为“石龙”的燕长城沿山脊蜿蜒而行，“石龙”以内分布着几个村庄，“石龙”之外则山丘散漫，几乎看不到房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建平县文管所所长盖恩存介绍，建平县境内除有燕长城外，还有汉代墩台长城的遗迹分布。历史上这里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频繁接触、冲突的地方。
从考古发现上看，秦代长城是在战国时期秦、赵、燕长城的旧基上，断者接筑，坏者修补，加以连缀，当然也有一些增大和扩筑，终于修成了这道东西横贯的“万里长城”。燕秦长城是辽宁已知最早的长城，主要分布于辽西地区，长城由河北、内蒙古向东延伸，分北南两线进入辽宁省西部。北线由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进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乡、大五家子乡，继续向东延伸。南线从内蒙古的赤峰市老哈河西岸进入建平县境内，过阜新后南北两线并为一道。此外，也有专家认为，燕秦长城南线应从阜新经彰武县进入沈阳境内，再经抚顺、本溪到达丹东。
辽宁省考古所研究员冯永谦介绍，秦长城东段沿用的是燕北线长城，在原来的墙址上加以修缮。汉长城也利用了前代长城的遗留设施，在铁岭新台子等地长城附近的遗址中，都是燕、秦、西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物共存。
多年从事东北历史考古的著名专家、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介绍，从汉代在辽河流域的长城遗迹看，汉武帝时期修筑的长城比较分散。在辽东地区，则修复了一些秦代的“辽东故塞”。冯永谦则强调，即使是同一时代的长城也不只是一条线，燕秦长城有南北两线之分，汉代长城线也在不同的时期有伸有缩。
长城不都是叠起的高墙
在通常的印象里，长城与高大而连绵的墙体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当然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冯永谦说，长城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是以一道不闭合的长墙为标志，有石墙，有土墙，也有土石混筑之墙。
长城也经常呈现出其他形态，很多时候就是挖掘深沟，并以壕堑的形式进行构筑的。土筑长城有的保存较好，有的地段保存状况不好，俱已坍平，地表不见隆起，但在地面上却可见到一条“黑土线”。“因为土筑城墙经过2000年的风雨剥蚀，逐渐颓坍，深沟为颓下淤土填平，雨水所带进来的大量腐殖土，反映在地面上，就成了‘黑土线’。”冯永谦说。
在汉代，墩台长城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形态，它由若干位置经过精心选择的烽火台和附近的军事城址组成。建平县考古队队长李波告诉记者，从考古经验来看，城址和墩台只要找到其中的一个，附近很可能就会找到另一个。墩台与城址的结合就是汉代的长城特殊形态。此外，汉代长城辽东地区的构建大部分保存较差，其中更有一些地段利用了山险和木柴篱塞，历史文献也记载了这样的做法。王绵厚和冯永谦在采访中都证实，从考古调查的实际看，历代长城并不是单纯的土、石、砖结构的长墙，而是以城墙、戍堡、卫城、关隘、烽燧、亭障甚至木栅屏障等设施，相互配套结合的综合性防卫性构筑群体。
万里长城也是文化标志
“从经济和文化地理学角度看，长城地带堪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源的北方根系之一，它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源。”王绵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述了上述观点。王绵厚说，长城仅在辽宁地区而论，它的修筑如从战国燕将秦开“却胡千里”、开拓辽东等“五郡”开始，已经至少有2300年以上的历史。透过历史上长城的军事障塞实体，看到长城的文脉根源本质，是审视长城史迹和长城文化的立足点和切入点。“长城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同‘郡县制’一样，长城反映了从先秦时代的‘血缘政治’向秦汉以郡县政体为基础的‘地缘政治’转变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嬗变。”王绵厚这样说。
从早期长城形成的社会环境看，它是从以宗法奴隶制为特征的“分封制”的“周天下”，向以郡县制为标志的列国封建制过渡的前夜。它标志着社会转型时期，诸侯国之间各种利益的冲突，以及力图解决这种冲突关系的新手段。
最早的列国长城相互间并不衔接。秦统一六国后，完成了中国第一条“万里长城”，实际上奠定了秦代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疆域基础，同时也是文化标志之一。这在中国早期封建制的确立史和文化开发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绵厚认为，长城修建的初衷和军事障塞实体，与其后来形成的文化价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修筑的直接目的是军事的，但它的存在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却是经济和文化的。长城史迹蕴涵的这种文脉基础，在历史上没有因为朝代和民族政权的更替而中断和改变。”2000多年来，中国北方诸民族间发生的许多战和兴变的标志性事件，大都发生或根源在“长城地带”，像“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征乌桓”、“安史之乱”、“土木之变”等。
辽河文明是长城文化中脊
“长城从来不是‘国界’，而是一道‘文化藩篱’，即始终是南北方民族间的区域性文化分界线。长城内外的民族关系体现了南北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求同存异的进退消长中，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趋同发展的历史趋势。”王绵厚认为，长城形成后，实际成为了中国南北民族迁徙和交融的文化汇聚带。
长城形成后，山戎、北狄、东胡、鲜卑、契丹、室韦、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相继跨越长城和长城地带，经历了向中原挺进和不断“趋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都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在“长城地带”经受了“汉文化圈”的熔炼和陶冶，使自己的土著文化和生产方式，融入了炎黄华夏“文脉”的海纳百川之中。考古发现证明，诸多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这个历史的熔炉中，经过反复交融和锤炼，上升整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文化。
在王绵厚看来，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学上看，长城地带也是一个广阔复杂的地理概念。在这一东西纵横万里的长城地带，中华民族祖先选择的长城地理区划特征正是北部中国的综合性经济文化区，即地处横跨祁连山、阴山、燕山、医巫闾山，东延远至长白山南麓，游牧与农耕地区接壤的地带。这一特定的经济文化区，孕育了长城内外的诸民族，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长城文化。它应该是以“辽河文明”为中脊，以“草原文化”和“长白山文化”为两翼的东北亚核心地区的经济、文化要冲地带。“长城障塞东穷碧海、西带黄河、北连朔漠、南拱京畿，这正是长城和长城地带连接中亚和东亚，无可匹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长城解码]
关于古长城曾发生过不少误会
误会1：
明长城与秦长城混淆
这种误会由来已久，著名代表之一是清代乾隆皇帝。
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认为长城就是秦始皇修的，不知在其前、其后的许多朝代都修过长城。其中将“起临洮，至辽东”长达1万余里的秦长城和在我国北方崇山峻岭中与之相仿佛的“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明长城混为一谈。
清乾隆皇帝就有这样的看法，他把山海关当成秦长城的起点，在诗中写道：“不似秦皇关竟海，空留遗迹障幽燕。”
但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秦长城远在北面，尤其是东段，要较明长城往北直线推移有五六百里，它们是根本不会重合的。
误会2：
孟姜女哭倒秦长城
民间传说孟姜女万里寻夫到山海关，哭倒海边的秦长城，捡出丈夫的尸骨安葬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后来在绥中县西南万家海中出现了四块黑色的礁石——姜女坟。其实，山海关附近的长城是明朝修的。秦代万里长城远在数百里外的赤峰北面。
据我国已故著名史学大师顾頡刚先生的考证，孟姜女是春秋时期齐国人，比秦始皇早几百年。她的丈夫在战争中身死，她极为哀痛，传说哭声致使墙倒山崩。到了唐末五代，人们开始把孟姜女和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联系起来，反映出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和繁重劳役的不满。
误会3：
误将“柳条边”当长城
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保护其“龙兴之地”，禁止外族人到他们“老家”那里去挖参和樵采，以免破坏其“王气”，于是修筑了“柳条边”。柳条边虽也挖沟叠土，但其功用和性质与长城阻止敌方进攻的防守不同。“柳条边”上设有“边门”，仅是为控制往来行人，因此它不是长城。对处在盛京范围的“柳条边”，也曾称为“盛京边墙”。后来有些研究者不察，没有区别属于明代长城而习称的“辽东边墙”与属于清代“柳条边”而别称的“盛京边墙”，把二者给弄混了，甚至过去出版的“辞典”也出现这种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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