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邑”、“都”

中国古代城邑与戚城价值简述

李瑞民 李中义 张文彥

 

  “城市”在中国古代有“聚”、“邑”、“都”等名称，在形成的初期体现着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社会越发展，城市的综合性功能越强，并成为地域性、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级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代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的部落原始社会到以阶级划分人群，存在剥削、压迫的文明社会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城市的诞生。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都有城墙，由环绕部落的壕沟向内叠加高墙而为基本标志。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是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区别在于，中国城市产生之初是政治性质的，是氏族聚集管理的需要，西周、春秋时期又成为王朝分封的诸侯都邑。而西方大多是商业的需要，是商业中心。位于今天京开大道西侧的戚城是春秋卫国孙氏家族的封邑。此后，随着行政规划的完善，郡县制的推行，出现了国都、州郡、县城、小镇等不同级别的城市。分别是不同范围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考古资料证明戚城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间经历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达到原始农业社会的鼎盛。

　　　近几年来，景区的考古工作者在地下又发现了面积与地面春秋时期城址相当的龙山文化城址，由于城墙的产生标志着部落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也催生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城市内国家管理机构的产生，因而也成为国家产生的标志，引起了历史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龙山城址的存在表明，濮阳地区是中原地区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这一重要发现的意义堪比“中华第一龙”。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在原龙山城址基础上又构筑了新的城邑。而这一城邑也有了相关的文献记载。《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史的断代编年史书，其中十多次提到名为“戚”的卫国城邑和地名，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这一时间段内。由于遗址的南边和东边有戚城村、戚城屯两个村庄，北魏时期地理名著《水经注》又有戚城“东城有子路冢（即今天的子路坟）”的记载，考古工作者对戚城城墙进行解剖，对出土遗物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其年代和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据此，学者们推定这一遗址即史书所载春秋时期的城邑“戚”。

　　　《左传》是记载戚城史实的春秋史书。其中有关“戚”的记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战略要地而关联的诸侯会盟；二是作为卫国贵族卿大夫孙氏家族的封邑与卫公室的关系。

　　　西周末年，王室衰落。北方游牧民族威逼中原，具有血缘关系的东方诸侯不得不团结起来保卫周室，维护共同利益。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当戎狄势力稍息，诸侯之间矛盾上升之后，他们便创造了“会盟”的形式解决争端，即霸主打着“尊王攘（抵御）夷（外族势力），恢复周室”的旗帜发号施令，开中国历史“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先河。其实质是以地区性大国（霸主）为主导形成军事集团对抗另一个军事集团。周王是名义上的共主，实际上这时已经衰落到等同一个诸侯了。卫国同样受到狄人侵扰，卫懿公喜欢鹤玩物丧志，失掉民心，最后被狄人所灭，只好不断向东迁徙，最后于公元前629年卫成公时迁都帝丘。经过几代国君的经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力重新达到恢复发展。同时，在诸侯争霸的社会环境下，卫国作为濒临黄河东岸的国家，成为黄河西岸晋国控制东方齐、鲁等国的跳板。春秋时期的许多著名战役都发生在这一地区。以解决政治、军事争端为目的的会盟也频繁地在卫国举行。戚城紧临黄河东岸，是隶属卫国的一个面积14.4万平方米的小城。从公元前626年到前531年的近一个世纪内，诸侯国在卫会盟15次，其中在戚城就有7次。其中会盟的国家或卿大夫最少两个，最多达15个。会盟的议题有解决土地争端、背盟与续盟、决定有关战争事宜等。在今天的戚城东城墙东30余米处有一长24、宽16、高4.5米的大型夯土台，相传是当年举行会盟仪式的会盟台基址，考古工作者对台子进行解剖，证明其内涵和城墙一样。会盟仪式很复杂，要经过杀牛，喝牛血、对天发誓、埋牲等环节，隆重而又神秘。会盟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争端，但在春秋末年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状态下，对东西、南北文化交流，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文明终于在此后的战国时期达到以学术思想“百家争鸣”为标志的顶峰。

　　　除了会盟之处，《左传》一书还记载了关于城主孙氏家族与卫国公室权力斗争的许多史实。在今天距戚城不远处有相传蒯聩复国的临时藏身处——“蒯聩台”和子路的葬所——“子路墓”。

　　　戚城遗址是豫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遗址之一，也是建设年代较早的古城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它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标准范本。城邑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西方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更加注重城邑的政治意义，特别是都邑，五千年来无所更改。专家公认，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城邑与周围一般性的聚落社群，组成都邑国家，较大的都邑国家吞并较小国家，最后逐步扩大形成帝国。考古初步探明，在戚城遗址周围有马庄遗址、铁丘遗址、西水坡遗址、蒯聩台遗址等，专家称之为龙山聚落群，很显然这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地方中心，具有重要的标准范本意义。

　　　第二、它的性质与功能在春秋时代具有典型意义。如前所说，由于戚城在春秋时代列国争霸环境中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要军事意义，这势必影响城邑的内部结构。史实记载卫国王室的青铜祭祀礼器曾一度从国都迁至戚城，那么是否可以推定，戚城作为陪都曾一度发挥过国都的某些功能。因为所谓都邑就是宗庙所在。有祭器必然有宗庙，这是配套的。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卿大夫专权，戚城遗址无疑为研究这一政治结构提供了典型范本。

　　　第三、它作为中原盟城的典型意义。濮阳地处河朔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公元前626到前531年的这近一世纪内，诸侯频繁在此会盟，在春秋史上罕见。到北宋时期，在今天的老城又有宋辽“澶渊之盟”。何以会盟如此之多——称濮阳为中原盟城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今天的戚城遗址有诸侯会盟台，与会盟相关的历史遗迹尚待考古揭露。会盟文化是中华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蕴藏着很多外交、军事等政治内涵。戚城会盟文化的揭露无疑重要的典型意义，堪称中华会盟文化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