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地方割据、宦官专权、战火四起，使得国家税收日益减少。窘迫的财政，动摇着唐朝的统治。公元八零五年，唐宪宗李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登基称帝。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唐王朝，李纯致力于削平地方割据和重振中央政治权威。一些比较开明的财官计臣，为了改善国家财政，向皇帝献计献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吉甫编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厅财计著作《元和国计簿》，采用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分析方法对国家财政经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元和国计簿》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按行政区划统计的户籍、计帐数据资料为依据，说明国家的税收来源渠道和国家财政收入预算状况；第二部分，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额，反映国家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以便与财政预算收入对比；第三部分，通过现行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对比分析，说明国家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作者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军费开支猛增、军事负担过重是造成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并就整顿财政，挽救危局，提出了如下主要奏议：改革藩镇久任制，削弱藩镇势力；推行精兵简政，裁制贪渎靡费；兴修水利，改铸货币；招贤纳士，引荐理财能臣。
继《元和国计簿》之后，韦处厚撰写了二十卷本的《大和国计》。该书是唐代“理财制用”的第二部著作，其基本内容、结构、方法及写作目的与《元和国计簿》相似。
唐代的“国计簿”标志着我国会计核算与经济管理的新水平，对中式会计发展贡献巨大。它不仅体现了会计核算在国家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表现了我国会计分析工作发展的良好开端。
进入宋代以后，统治者以“量入为出”为财政原则，希望通过系统考核国家的财政收支，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达到理财制用的目的。因此，宋朝建立不久，即开始编撰《会计录》直至南宋末。宋代的《会计录》是以包括户籍、计帐报告在内的年报资料为基础，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是继唐朝“国计簿”之后，有关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的财计著作。史书可以考证的“会计录”主要有《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绍兴会计录》、《端平会计录》等等。
宋朝的“会计录”一般包括序言，会计、统计资料，经济资料分析和结论等部分，其格式与当时各类普通著作的格式大致相同。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在分析方法上，首先是对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其次是对户籍、计账的分析。分析时主要运用比较法，有时也用因素法。与唐代的“国计簿”相比，其分析更加系统、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
到了明代，统治者仍以“量入为出”作为理财的原则。皇帝和财计大臣们，不仅注重会计报告的审核，而且注重对报告资料的分析和利用。他们希望通过对过去财计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来避免今后的错误。所以，他们对唐代“国计簿”和宋代“会计录”的编制制度十分重视，将编制“会计录”作为改善国家财政的一大措施。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便有了编撰“会计录”的设想。万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户部尚书张学颜主编的《万历会计录》，成为明朝财计部门所编最为著名的一部“会计录”。《明史?张学颜传》中写道：“时居正当国，以学颜心计，深倚任之。学颜撰《会计录》以钩稽出纳。”除此之外，汪鲸的《大明会计录类要》十二卷、刘斯潔的《大仓考》十卷、赵官的《后湖志》十一卷和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岁计录》等也都是明朝较为著名的财计分析著作，对提高当时会计核算水平和改善财政经济状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受唐、宋财计制度的影响，清朝也编制“会计录”，其中尤以刑部主事李希圣编纂的《光绪会计录》较为完善和著名，它也是继《万历会计录》之后保留较为完整的会计录。该“会计录”的编制目的与以往朝代的相同，但其编写方式和项目的布局则是以西式簿记决算报告表的基本格式为模板，并增设了中、西入出项目对比考核的“例言”。全书以光绪十九年的财政收支数额为依据，其基本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列示全国的收支总数；第二部分分别列式各项收支的明细数额。总数按收支大项排列，明细数则按细目列示；大项一律采用四柱式，着重反映每一财政收支项目的动态；对各个细目则以反映本年度实际收支数为主；在编制顺序上，先编录全国的总合数额，然后再按行省编列。在书中作者将各项目指标以白银作为统一量度进行折算，使得全书的各项指标、各个项目之间具有可比性，为开展会计分析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光绪会计录》相比较以前进步的地方。
《光绪会计录》为当时进行会计分析工作，揭示国家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系统而较为完整的资料，尤其是“例言”部分，更是注重把中国传统的会计方法与西式会计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对改良我国传统会计分析方法有着一定的作用。
总体看来，无论是唐代的“国计簿”还是后世的“会计录”，它们的编制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目的，即改善国家财政状况，针砭时弊，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维护朝廷的统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唐代的“国计簿”构成了后来“会计录”的基础；宋代的“会计录”把会计制度、会计理论和四柱结算法结合在了一起，较之前代有了重大的发展，在会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会计录”则对先前的财计著作的编制方法，进行了适当的简化和改进；清代的“会计录”则随着国势的衰落和列强的入侵，在编制方法上向西方学习，对传统的财计著作编制方法进行了改良。从“国计簿”到“会计录”历经五朝，其内容日趋全面，其方法日渐完善，其技术日益成熟，正所谓：
从国计簿到会计录历经五代变迁
自反映始到控制终实现职能跨越
主要参考文献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李宝震：《会计史话（五）》，《财会通讯》1983年第3期
孙邦治：《会计发展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王
徐
（许家林 沈贞玮 原刊于《财会通讯》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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