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了重大突破。
所谓关中模式，就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治理天下。这个模式正是秦开创的，并且影响深远。后来的西汉、隋、唐正是沿着这个模式完成的统一。
一 关中四塞
关中关中四关之中：函谷关，武关、陈仓大散关、萧关。这四座关隘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
函谷关：后世多有营建，并且名字也改成了潼关。黄河自上游西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从这里开始的大河两岸，大自然充分展现了她的鬼斧之功：南北两岸，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高岸深谷，险峻非常。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尽皆“车不方轨”之险阻。函谷关当道依险而立，控扼东西。
武关：位于今陕西省商州东南近两百里之地。汉江支流丹水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切开 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沿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直达蓝田，逼近长安（咸阳），向东南下行，可达南阳盆地。武关正在其东南出口凭险而立，为关中之东南门户。
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西约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是秦岭西部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大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依险而立。此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所必争。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无以图关中。
萧关：又名陇山关，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天然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合流穿切形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险峻，而泾河方向进入关中较为容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
除了这四塞之外，还有一处渡口必须要提。这是个黄河渡口，名为蒲津，扼守该渡口的重镇叫蒲坂。位于今山西省蒲州，西临大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条极为重要跳板，同时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
关中四塞，加上一个蒲坂，可谓险固。但纵观中国古代统一进程，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在政治上奋发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制，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进攻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者，则是闭关自守，纵有四塞之险，也只是作茧自缚。
进取者，秦、西汉、隋、唐也。
自守者：匈奴刘汉、前秦，赫连之夏也
进攻态势者，军出武关，逼南阳盆地，直插中原；蒲坂方向，进攻晋西南；大散关方向，进取汉中，以图巴蜀；萧关方向，控制陇西；函谷关方向，进占洛阳三川河谷，尽有崤函之险。这是以关中为举出而争雄天下最有利的态势。
这种态势犹如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
2.司马错伐蜀
这是司马将军为关中模式绘制的一张最为关键的蓝图。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
背景：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互攻，均告急于秦。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由关中进巴蜀是极为困难的：出大散关南下，需要跨越秦岭主脉，剑阁之险。
对于蜀道之难，“主角”曹丞相是这样说的：“南郑（汉中）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这已经是在三国时期了，何况战国？
所以，秦惠王赢驷是极其犹豫的。
“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
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战国策》
后“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从表面来看，司马错伐蜀平淡无奇，但这的确是一着绝妙的棋。从文中司马错自己的理由来看，1.禁暴发兵，师出有名。2.千里沃野 3.作战难度小
但是司马将军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坚持，不但使秦惠王放弃了当时还是如日在中天的张仪的伐韩之策，而遭遇天下汹汹，更加深远的地方，在于使得秦国拥有了另外一块战略进攻基地。这对当时国土最为广袤的楚国无疑是宣告了其最终的死刑。
从后世的历史看，四川一旦觉醒过来，完全可以和关中分庭抗礼，形成长期对峙。而秦国不费吹灰之力攻下巴蜀，其意义不言而喻。
这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本极为珍贵的教科书。
正是从现在开始，汉中的重要地位就直接摆在了全天下人的面前。
“汉中之地，前控六路之险，后拥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临秦陇之马。”
假使楚军即便是在失去了巴蜀之后依然把主要攻击和方向放在武关，秦国的统一则会难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出武关的东南进兵遇到阻力，秦国只能大造舟师顺江东下以取江南。但舟师正是楚国的强项。就即便是秦国的水师最终能和楚国水师抗衡，也必须要攻下长江中游的诸多要塞，才能彻底切断江淮联系---将楚国斩为两段。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江中游的防御功能凸显了出来。
“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实赖强兵雄镇于荆襄与两淮之间也”
这句后世的总结一阵见血的指出了楚国对巴蜀、汉中、荆襄认识的严重不足。当然，楚国毕竟还是坚持了淮泗防线的经营，也算是对后世的一大贡献吧。
汉中、巴蜀尽入秦国，秦国陡然之间不但控制了中国陆地地理形势的制高点，而且拥有了位于大江上游的绝对战略优势。是以后世“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此，秦国右翼威胁彻底剪除。
二 统一进程
1.商鞅的经营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读史方舆纪要》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资治通鉴》
后面这段话是商鞅说的。
背景：公元前341年，齐大败魏于桂陵、马陵山地，上将军庞涓阵亡，孙膑打了千古一仗。两战导致魏国精锐几乎尽失，其霸主地位开始动摇。
从商鞅自己的话来看，他的确是深具战略眼光：“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中间一点缓冲余地都没有。
公元前340年，商鞅自请于孝公，夺回河西故地！
商鞅陈师与崤函山地，用伏击战术俘获魏军主将公子昂，乘机大败魏军-----“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昂，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河西之地重新回到秦国之手，尽拥崤函之险。
十年后，魏再献上郡十五邑。
如此一来，秦国左翼局面彻底打开，“东面制约诸侯”的形势立刻成形，天下震动。
3.纵横捭阖
这是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向后人充分展示了外交的重要地位以及“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再高明的外交手段也只是风中残烛”这个千古不移的至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是之谓也。
背景：魏国霸主地位彻底被摧毁。秦国商鞅被车裂，陷入低谷。齐国将相失和，孙膑隐退。七大战国出现罕见的均势，华夏一统陷入僵局。
苏秦过洛阳。张仪归魏。
事实上，是苏秦最先进入的秦国，而且，他是怀着“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之策入秦的。这个时候张仪还在魏国老家，得知苏秦入秦，自己还在思考准备去山东六国中的哪一个去行合纵之策。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苏秦《战国策》
应该说，苏秦已经对关中的山川大势已经了然于胸。
但是，赢驷是一位头脑极为清醒的君主。
“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秦惠王《战国策》
可以说，都是振振有词。但是秦惠王一番话对苏秦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尽管苏秦使劲了浑身解数，惠王只是不听。
客观的说，这次铩羽而归，是苏秦自己没有看清楚秦国的政局，尤其是在商鞅被车裂之后不久“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情况下，贸然劝说惠王公然摆出吞并天下的姿态，无异于是要把整个秦国架在火炉上烤炙。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纵横策士，苏秦在出山之初，遭遇这样的打击，不幸也，幸也。
黯然神伤之下，苏秦落魄地回到洛阳。痛定思痛，苏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也再一次把和张仪的约定---“加速瓦解天下旧制”作为前行的动力。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战国策》
这段话，我们看到了一个纵横策士在理想遭遇打击之后的血泪悲鸣。
但是，苏秦的努力没有白费。
“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苏秦开始踏上了合纵这条不归之路。
之所以说是不归之路，是因为，合纵太难了。
这个时候，张仪还是在家中苦候良机。
当苏秦挂起了六国相印，秦惠王显然才发现自己低估了一个纵横策士的坚韧和顽强。
不得以，本来是不想这么早被架到燎炉上的，但苏秦成功的策动了六国合纵，秦国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
于是，起先打算合纵的张仪，应势入秦，行连横之策，对抗合纵。
一切顺理成章。
历史总是和人们开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人啼笑皆非。
正是苏秦的主动作为，拉开了战国中期风云激荡的“伐交”大幕。
苏秦一次又一次的从合纵失败的血泊中站起。与此对应的正是张仪的连横破纵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的确，纵横做到了“加速瓦解天下旧制”这一点，因为整个合纵的过程就已经充分暴露了在变法不彻底的山东六国其政权是何其的腐朽，而连横正是利用了这一致命弱点，狠狠的加以打击。
晚年的苏秦在齐国变法，除了没有彻底废除王室贵族的部分封地，此次变法在其他方面堪堪可以同商鞅变法比肩。由于触动了巨室利益，后来苏秦死于刺客“私剑”，大才陨落。与此同时，秦国正面临权力交接，张仪的连横之路也走到了尽头，行将去国。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於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史记》
自此，被这对同为天下奇才的师兄弟策动的战国纵横风云，划上了休止符。
“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原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张仪《史记》
此后，“积羽沉舟”就一直作为秦国对抗苏、张之后六国合纵的国策。包括后来范睢的远交近攻，正是受到这一国策的重大影响和指导。
如果说纵横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伐交”，看上去和军事战略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实不然。
张仪的连横之策瓦解了六国合纵，也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对洛阳三川河谷的强烈霸占欲望。
“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张仪《资治通鉴》
这正是张仪在和司马错在秦惠王面前争论伐蜀还是伐韩时的辩辞。尽管秦王没有采纳张仪的意见，但这个方案对惠王的继任者武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
“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张仪《史记》
当然明显可以看出，这段话里面张仪存有很浓厚的自保之计。
公元前307年，甘茂攻拔韩国宜阳，秦国打通了东面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
打通三川通道对整个天下的形势影响是巨大的。从以上三个方向：左翼山西、右翼巴蜀汉中、中线洛阳三川，可以看出，左右翼局面的打开，只是为秦国奠定了一统的根基，但三川河谷的打通则是赤裸裸的进攻态势，宣示着秦国和其相邻的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只能以一方的彻底被消灭作为结局。
三川河谷，位于今河南省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而成。
雄伟的洛阳城恰好就矗立在这块河谷的中央。
观察洛阳周围的地理形势，恰恰就是一个“小关中”：
函谷关拒其西，扼崤函天险；荥阳虎牢关阻其东，控嵩山北麓于大河之间的通道；伊阙（龙门）屏其南，卡住嵩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守大河西来的渡口。
历代，为弥补洛阳地理形势的些许空缺，在其周围多有关隘的营建，同时，洛阳周边的城市也全部融入整个洛阳的攻防体系，使得在后世，洛阳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历代的洛阳攻坚战，以李世民“围城打援”之鸿篇巨制最为典型。
而秦国攻拔三川河谷后，韩、魏加上周室，已经陷入了任秦鱼肉的死局，完全只看秦高不高兴。
然而，就在秦欲睥睨天下的时刻，有一个国家发动了至今都让人感喟不已一场伟大变革。让无数的华夏后人深深为之激动、振奋！
4.远交近攻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斗而勇於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一种壮犬）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於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范睢《史记》
从范睢的话可以看出，他对关中山河形势的完备也是无比的青睐。此外，他还提到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怯於私斗而勇於公战，此王者之民也。”这一点，不但深得秦国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更深远的地方在于：范睢明白无误的告诉了秦昭襄王，在大争之世，国家zhengquan组织结构的形式和内涵对凝聚民心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这段话中他提到了穰侯。
远交近攻，大谋也！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什么，这其中的道理常人只要稍加观察就能明了，但是，真要提出来，并作为国策，难之又难也。
和张仪的连横破纵相比，远交近攻则更为实际和具体。
纵横相生，哪里有纵，哪里便会有横。虽然苏、张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泛泛之辈，但秦国的横策还是免不了要四面出击，照顾的方面多如天上繁星，非张仪这样的大才不可胜任。而且“积羽沉舟”之略拖的时间将会很长，短时间内难以看见六国被“风卷残云”般的效果。但远交近攻就不一样了。此策在继承了“横”的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天下新的形势确立了秦国首要争霸的目标：山西和中原。也就是说，把秦统一的主旋律定位为华夏东西之争。而主要攻击的目标就是:三晋。远者，齐燕楚也（楚其实不是远，而是大），近者，赵韩魏也。
盖秦代有华夏人杰入政，而反观六国之旧制，却是处处以才资敌，何得不亡？
背景一：秦国宣太后主政，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四贵”把持朝政。客观的说，宣太后身为楚人，但并没有因此而荒废秦政，反而是积极进取，是一位英明的女zhengzhijia。穰侯魏冄是宣太后的弟弟，除了个人私心和权力欲望强一点，也算得是一位干练之臣。
早年的秦昭襄王和其母亲宣后一起为质于燕。武王暴死洛阳后，他们母子回秦。正是主少国疑之时。
直到昭襄王亲政，他已经是快年近天命了。
背景二 乐毅下齐。
苏秦曾经劝过齐王，齐燕近邻，而燕人好任侠，有仇必报。最有力的证明，便是燕赵之间的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人与人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千万不能辱及人家的根本。不然，被辱者纵然是灭身破家也要必将给施辱者以致命痛击。
此时的燕齐就是如此。
遥想在那座冰天雪地里的辽东军营，遥想乐毅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支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心中便不由得是欣欣然也。
吴起说：为将者，图国料敌治兵论将，不可缺一。
而乐毅，正是这样的千古名将。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
乐毅看清了天下大势：五国联军攻齐。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燕齐两弱。
这里我们还应该记住这两个人：田单、鲁仲连。
而终燕昭王之世、在首都蓟城始终保留着遭齐军摧毁王城废墟以为国耻的燕国，在绽放出了这一丝炫目的光芒之后迅即黯然。
而乐毅，则为后世留下了灭国大战的范本：列国纷争为华夏军争而已，与民无涉。
这一点，至为珍贵。
背景三 白起攻楚
这同样是影响深远的。
早在公元前293年，这个时候的战神其实还是很嫩的，但作战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这位年轻的秦国左更就在该年，在洛阳龙门附近的山地大破韩魏联军24万，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三川河谷的势力。
“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史记》
这是公元前279年的故事。
由此可见楚国对大江上游的防守是何其的疏忽。这南郡之战中，楚国最为精锐的水师竟然避而不战，仅仅是护送着王室逃到两淮寿春，当然，楚人仍然还是称呼其为郢都。
这楚国，先是让司马错攻拔了大片国土，后又遭张仪连骗带吓，里外欺负了一个够，再到后来，连王室的祖坟也被人家给烧了。
悲也，惨也！
白起在蜀地征发民力大造舟师，顺江东下，草草训练而成的水军竟然大败楚国在长江上游仅有的一些但也是训练有素的水军。当真不可思议也。而后白起水路并进，一路攻城略地竟如探囊取物。
尽管有了此番作为，战神可能不会想到这会对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
由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发动的战事，几乎出现在整个北攻南，南守北，西攻东，东防西的过程中。
后世，不说邓艾、王睿，就连蒙古人也学会了这个。要不是宋军殊死抵抗，在四川钓鱼城下，“上帝折鞭”，打死蒙军统帅蒙哥，这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当真会要提前灭亡。
如此，楚国尽管依然国土广袤，但已经被迫远，更加不敢对秦擅启战端。
背景四 胡服风雷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清.魏源《海国图志.叙》
再把目光放回2000年前--------
秦，华夏锐士；赵，华夏猛士。
一为王室养马人，一为王车驭手。
西戎坏周，秦襄勤王，漫漫东征，血泪满地。
齐桓尊王，止步割地，九合诸侯，尊王攘夷。
“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籓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赵武灵王《史记》
从赵武灵王的话能够清楚地看出，赵国的情势是明朗的。代地雁门阴山下，是胡人南下放牧的主要牧场。战国的北部国防，秦、赵、燕分而领之。在这个概念上，三国一直都有着令人感叹的默契。盖华夷相侵，之间血仇早已铭刻心中。多少年来，三国一直在事实上捍卫着中国的北疆，而那“一马踏去，烽烟四起”的夷人始终都没有进到中原腹地，这三国，居功至伟也！
秦经过商鞅变法，胡人不敢轻易对秦边发动侵扰，燕地冰寒，胡患稍轻，唯独就是赵国，就承担起了华夏列国最为繁重的抗胡任务。历经沧桑，赵军主力基本上被压制在北长城一线靖边，对东胡、林胡、匈奴丝毫不敢放松，何况其国土的腹心之内还有一头“中山狼”。
战国风云激荡，各国相互攻伐。魏、齐、秦均先后崛起，唯独赵国在这样的情势下，越打越弱。
生死存亡之际，赵武灵王决心排除万难，锐意进取。
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原王图之也。”
-----《史记》
对这一番大义之言，赵武灵王是这样回答的：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於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史记》
一番昂昂之言，当真是气吞山河。
于是，一场胡服风暴瞬间刮遍赵国朝野。
同时，除隶农，务耕战，饬吏治，韬光养晦，矢志变法强国强军。
变革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
首战，赵武灵王决定对“老师”用兵，以慰籍百年以来北边关山之下的无数英魂。
结果：“胡人数十年不敢南下而士不弯弓抱怨”。
再战，以雷霆之势剿灭那头讨厌的“中山狼”。
三战，向北拓地千里。
东方巍巍大山渐渐升起。
公元前269年，锐士不可避免地和猛士相遇了。
重甲铁骑兵和轻装飞骑士在阏与山地的狭道中展开了血肉搏杀。
结果，猛士战胜了锐士。
华夏变色！
从此，“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便深深的刻在了后人的脑海里。
让这些名字永远铭刻在心中：赵武灵王赵雍、马服君赵奢、大将军廉颇、平原君赵胜、上卿蔺相如、国尉许历、将军乐乘、大将军李牧、将军庞瑗、将军司马尚、马服子少将军赵括。。
还有那纵横驰奔的华夏猛士-----大赵飞骑。
“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绽放出来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的灵魂。”-----孙皓晖
可以说，赵国的崛起让秦国措手不及。让秦国感觉威胁最大的，正是其辛苦经营多年的左翼----山西。尤其是阏与之败后，甚至可以说，秦国已经感觉到了泰山压顶般的压力。
不过，我华夏先辈，泰山石敢当者，大有人在。
然则，大秦独步，是孤独的。秦国朝野冷静的分析了赵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之后，立即判定：赵国同样有一统华夏之心。
对手是强大的，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
就如同已经名存实亡的周，要不是考虑周秦同源，秦国只怕连刀砍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斗争也必将是残酷的，因为锐士和猛士都回避不了这个事实：他们同样只能以一方彻底地被消灭作为结局。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来自左翼的威胁，必将引起全局的震动。
秦国的左翼，正是：河东都会 用武之国--山西。
河东都会--用武之国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读史方舆纪要》
观察山西的山川形势，当真令人感喟造物之神奇也！
太行山纵贯其东，连同西侧的大河、吕梁山、王屋山、中条山以一起构成外围屏障；其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一个个的珠状盆地，构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和外界联系的交通孔道，从而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的关隘。一言概之，表里河山。
将这些区域列出如下：
大同盆地与飞狐口 忻、代与雁门 蒲州与蒲津关 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太原与井陉关
以上哪一个区域都是极具战略意义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
还有太行八陉：第一轵关陉（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天井关）、第三白陉（辉县西北）、第四滏陉（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口、第六飞狐陉（河北蔚县）、第七蒲阴陉（紫荆关，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居庸关，北京市昌平西北）
这八个关卡分别卡在由河流穿切太行山而形成的一些东西交通孔道上。
往东则是幽燕形胜。
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山西是北方的枢纽。
我国古代统一方向多为由北而南，而这种全国性的zhengquan最终要建立，必先统一北方，北方的纷争又多表现为关中和幽燕的争夺。
正是由于山西位于两块霸王要地之间，再加上其如此完备的山川形势，使得其在东西拉锯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必争，而且是要全争。不然，休提统一北方。
而山西的大同盆地与飞狐口， 忻、代与雁门两处，则见证了农耕和游牧的无数次殊死拼杀。
是以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予契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
后宋将曹彬贪功冒进、抛开两翼孤军深入，大败而归，使得宋宗集全国之力发动的这场收复幽云之战顷刻间散落在寒风之中。
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在某个人的一念之间，诚可叹也！
至于本身就建立在山西的zhengquan：拓跋鲜卑之北魏、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他们更能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称霸北方。
而战国秦赵，在山西恰好是一个分割的形势，谁也没有占据山西全境，这就注定了两方必定是殊死的争夺。
秦赵之争，也正是东西之争的原版。
对应的，秦国远交近攻的主要注意力，被赵国吸引了过去。
幻想一下赵国如何才能形成一统的格局。
赵国在完成胡服骑射改革后，幽燕精兵，实为天下雄。
赵武灵王亲征漠北大获成功后，已经不再需要将主力布置在北边，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和诸侯同场竞技，他接下来的一步棋：把“中山狼”打趴下，也是正确的，毕竟这是心腹之患。
但接下来的棋就走得有些漫无目的了。史载赵武灵王曾经乔装入秦，并和秦昭襄王见面交谈过。此外，他还在秦地多方考察。赵武灵王这样做无非就是想看看自己这个最强大的对手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光景。
可以想象，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现在已经是气象非凡了。可惜的是，他只看到了秦“据崤函之固，拥关中、巴蜀沃野，汉中为其内堡，更有河西、三川、陇西、南郡为其延拓”这个国土广袤的现实，而没有看到更为本质的东西。
所以在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北拓地千里，设置了代郡，还很冒失的派廉颇在秦国头上攻下了九原、云中。这一番作为，以纯军事战略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错误的。
根据历代血的教训和经验，赵国最应该做的是两件事：
1.集重兵依据太行天险，以赵上党为桥头堡，在山西境内同秦国进行长期对峙，绝不贸然发动攻势。这一点正是因为山西为秦赵所共有。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惹祸的韩上党？
2.集中精力对燕齐用兵。此时燕、齐两弱，以胡服新军之昂扬战力，对这两个国家形成压倒性优势绝对不是难事。此时，如果能联合楚、魏共同进军，则会更为理想。做到了这一点，赵国不仅可以完全占据幽燕这块与关中不相上下的“帝王之资”，而且还可以把势力向辽东白山黑水之间扩展。这也就是说，要灭掉燕国。而对于齐国，至少也要削弱。
如此一来，秦赵之间就形成了彻底的东西对抗。但这些作法，则正中秦国远交近攻之下怀。
然而，赵国对远交近攻则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最为关键的，就是首先要在山西境内死死顶住秦国的进攻，绝对不能让秦国在山西形成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做不到，其他一切休提。同时联合楚、韩、魏打击秦国的三川、河西和南郡。如此一来秦国则是四面受敌。这正是针对远交近攻作出的最直接的反击。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赵国没有明白这些，但秦国却明白了。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是之谓也。
5.秦赵对决
赵国的崛起，向秦国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华夏的一统将取决于与你我之间的胜负荣辱。
鲜血淋淋的历史狠狠的证明了这一点，终战国之世，秦国的统一所遇到的最强烈的反击就是来自赵国。
范睢入秦后，联合武安君白起的力量，帮助秦昭襄王剪除了“楚四贵”对朝政的把持，秦国政局逐渐恢复明朗。
由于经过阏与之败，秦国从头到尾地把赵国分析了一个遍后，秦国毫不迟疑的决定对赵用兵。
实际上，如果没有赵国的崛起，秦国的统一可能要提早。
早年秦国发动的大型战事多集中在右翼：汉中、巴蜀、长江上游；左翼：河西高原；中线：三川河谷，而与之交战的主要战国为楚、魏、韩。而当初之所以发动阏与之战，也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河西地区的势力，继续扩大秦国在山西的版图，以为日后进兵创造更好的条件。
可是，冷静的分析阏与之战，可以发现，这次在秦国看来是不大不小的长途奔袭实际上捅到了赵国的生命之脉。阏与山地位于太行山中段靠南处，攻下阏与关，秦军可以直接突破太行山直逼武安城下，而离武安城不到百里的地方就是赵国国都邯郸。
这一战实际上对秦赵两国都有所提醒：太行山南端将会是双方的主要战场。
就在秦赵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大对决之际，双方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韩国的一块飞地--上党。
公元前262年，秦国先发制人，昭襄王派上将军白起攻打韩国，一鼓而占领野王要塞，从而切断了韩国上党郡和其本国国土的联系，让上党山地彻底成为一座孤岛。
危机时刻，韩国庙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面对秦国大军压境，韩国实在是一点反击力量都没有。经过反复争论，在上党郡太守冯亭的建议下，韩国决定亲赵，把上党献给赵国，图谋三晋合纵抗秦。
本来秦军此次东来要的就是上党，上党在手，攻赵还是灭韩任取其一，甚是主动。
这样一来，秦赵之间再也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大战一触即发！
“与天为党”---上党
“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释名》
“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国策地名考》
面对韩国献地，赵国能拒之乎？不能。
看看赵国的国域：1.山西境内中北部。这是一块以晋阳（太原）为中心的盆地，同秦国上郡接壤。
2.山西东南部。赵国也称之为上党，同韩国上党以及魏国北部接壤。
3.幽燕大部、北边代郡和云中郡。这是赵国的腹心之地，同燕国、齐国、秦国上郡和北边草原接壤。
从秦赵对决的情势看，在初期，赵国在山西的势力是明显强于秦国的，秦国只有上郡东部的一些地方渗透进了山西境内。但秦国要从这个方向进兵威逼赵国的晋阳，难度极大。
从后世的历史看，不论是幽燕对关中采取攻势还是相反，战争多发生在两处：一是山西西南的蒲坂渡口，二就是整个太行防线。
再看山西的西面：滔滔大河由北往南屏护着整个山西的西部。渡河呢，不是可以直接攻击太原？不可能。除了大河的屏护，与之平行的还有吕梁山、管岑山、芦芽山、云中山等等一系列山脉纵贯山西西部。一直南行，到了蒲坂附近的龙门山附近，才能看到大河重要支流汾河的入河口，而这个入河口也被龙门山和稷王山牢牢夹住，均是高岸激流，没有河谷低地。
如此看来，当真是滴水不漏。
秦国想要从这个方向进军，实在是难比登天。
事实也正是秦国率先发难，先是攻占韩国野王，切断韩上党和其本土的联系，再次威逼本来已经和赵国结盟的魏国献出安邑及其周围国土。如此一来，韩国上党几乎就是秦国的囊中之物了。
秦国一旦得到上党，其在山西境内的势力就可以和赵国至少打个平手。这对赵国是严峻的挑战，但还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地方在于：一旦关中势力成功的进入山西，就可以直接攻打太行山诸隘口，幽燕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太行虽为天险，八陉也都是一夫当关，但绝对经不起连续的猛攻。最安全的作法就是把太行山先保护起来。
所以，赵国既然已经拥有了山西境内中北部广袤的汾河平原，再把中南部的韩国上党纳入怀中，其幽燕腹心之地可谓是高枕无忧矣。
如此关键之地，赵国如何能不要？
如果韩上党陷入秦国之手，非但自己在山西中北部的、以晋阳为中心的国土要遭遇严重威胁，而且来自太行山南端的攻击将直接威胁邯郸威胁腹地，则更为致命。
山西，果河东都会，用武之国也。
而在这片绝对算不上富庶的山地---上党，将见证历史进入战国之世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场拼杀。
战争机器轰隆发动，猛士和锐士再度相遇。
6.鏖战长平
假如马服君把儿子早点送到军中历练。。
假如赵国朝堂对山西的形势和秦国攻拔上党的决心和意图有足够的估计。。
假如赵王力挺廉颇的防守策略而不临阵换将。。
假如赵括亲临上党山地后能牢记“因地而战”这个基本的概念。。
假如。。
是的，历史不会有这么假如的。
就像一个人至死不渝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和错，只能由结果来评判。舍此之外，一切都是空谈。
赵括要采取攻势，其实没有错，但，方向错了。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是啊，十则围之，没听说过“等而围之”。没“听”说过。。
天才横溢但又鲁莽、轻率的赵括用自己的生命和整个国家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因地而战，“不若”都可以围之。
孙膑是怎么击败庞涓的？赵括熟读兵书，难道一点也不警觉？
或许，一个自信心太强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想问题和做事是不顾后果的。
因为在他们心中，自己不愿意要的结果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而那个“自己不愿意要的结果”，往往就是出现了。
这就是赵括。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不！绝对不是！
白起就当了一回赵括的“上帝”。
这个“上帝”没有给赵括任何机会。
看看赵国上将军廉颇的防守策略：
上党山地的腹心---高平
三道防线：1.沿汾水河谷构筑老马岭防线，阻挡向东面攻来的王龁大军进入上党腹地。方向几近同汾水、东面的太行山平行。
2.沿着与太行山平行的丹水河谷构筑丹水营垒和防线。
3.依太行之滏口陉构筑石长城营垒和防线，方向同太行山走向几近垂直。这条通道是赵军的命脉，因为越过滏口往东，是整个赵军的粮道补给线。
这三条防线连同白起在沁水河谷的秦军大本营一起构成一个矩形，而与秦军大本营对面而立的是赵军的石长城营垒。
矩形的中央，是依山而立的长平险关，由廉颇亲自镇守。
三线一点，总计六十万大军。
冷冰冰的事实证明，廉颇的这种防守策略是极其正确的！
秦军的攻击是从汾水沿岸的老马岭一线开始的，因为只有攻破这条防线才能进入上党腹心。
王龁的确很猛，加上赵军由于阏与之胜而形成的轻敌心理，王龁发动了连番猛攻，居然攻破了老马岭防线，进入上党腹地边缘。
廉颇不慌不忙，随即命令驻扎在太行山脚下丹水防线的部队和老马岭撤下来的部队一起平行前移，继续阻挡王龁。同时留守部分军力继续防守丹水营垒。
赵军仍然是三线一点，坚不可摧。
廉颇严令：任秦军如何挑衅，我只深沟高垒，拒不出战。
是啊，秦军劳师远征，这是眼睁睁的事实啊。
如此，一晃眼将近一年过去了，谁也没有占到谁的便宜。
再看秦军的军力布置。
王龁攻破老马岭，让白起很不满意。
事实正是由于王龁的猛攻更加引起了廉颇的警觉，使得廉颇铁心“拒敌于国门外”，不擅启战端。
白起在装了将近一年的病后，秘密入军。
看着廉颇的防守阵势，战神其实是心服口服的。随即，他也对秦军做了相应的部署，三道防线：
1.沁水防线：秦军进入上党腹地边缘后构筑的防线，为西路军的大本营。
2.中部老马岭防线：这条防线是王龁攻下来的，同赵军前移后的丹水防线遥遥相对。
3.秦军大本营。位于太行南三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这也是王龁在战役初期夺下来的。离廉颇的新、旧丹水防线最近，同时可遥望长平关。
这个时候，秦军的兵力也达到了六十万。
战神的策略也是高明的。这三条防线恰恰制住了廉颇的三线一点。
一时之间，竟是谁也动弹不得。
转眼之间，一年又过去了。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这两头猛虎就这样在贫瘠的上党山地对峙了将近三年。
煌煌百万大军。。壮哉，秦赵！
公元前260年，惊天之变终于发生了。
英气勃发的锋锐上将军赵括来到了上党山地。这年，他不到20岁。
如他所料，他看见的赵军和秦军都已经不能称作是军队了。
登高遥望，两军驻地俨然成为了军屯之所，精锐之师与已然和民夫无异。
是啊，三年的对峙。。
进攻！赵括的梦想随着眼前他所看到的一切瞬间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但是，廉颇脑海中设想过无数次的噩梦，也随之开始。
赵括的进攻态势：
军队迅速撤出前移的丹水防线和旧丹水营垒，集中全部主力越过长平关寻找秦军主力决战。
20岁，这是何等强悍的魄力！
就这样，50万大军在赵括率领下，战意昂扬地向秦军南三陉大本营开去。
完全忘记了他身后的那道石长城营垒---10万步兵镇守的赵军生命线----粮道！
是啊，50万胡服新军，何惧之有？
这时，战神面无表情地撒下了第一颗诱饵。
猛虎饿极，也会不顾一切。
白起大手一挥，20万秦军精锐铁骑开出南三陉大本营，“迎战”赵括。
赵括不知道，这只是白起的诱饵，虽然这块肉很香很香。。
黑红两色骤然间在长平关外展开了血肉搏杀。
秦军的表演是何其的逼真！
明明是死战，明明是要一口吃掉赵括的50万大军。
可偏偏是“战力不支”，且战且退，丢下了将近十万具尸体。
赵括笑了：哼，锐士不过如此！
战神仍然是面无表情：来吧！
胡服新军一路向前，浑然没有看见身后的形势。
这时，战神挥下了第二刀。
左翼的王龁出动了。一开始，只有5000铁骑。是的，5000。。。
这5000足可笑傲天下的精兵直插正在昂扬向前的赵军。
轻刃初割！
就像黄飞鸿的竹片割在纳兰元述的脖子上，纳兰元述在当初的几秒中内，还是没有听见死神的来临的。
这一刀，恰恰就割在了赵括的脖子上。致命乎？
战神，大手笔也！
猛虎回望，已经不止是伤痕累累。。
赵括率军攻到秦军大本营处，依沁水河谷而立的中条山骤然出现在眼前，“狼狈不堪”的秦军随即进入堡垒，用强弩对赵军展开大肆射杀。
“胆小鬼！”赵括愤然。
等他回头一看，心脏立即沉到了腹底！
“兵者，凶器也！轻言必败！”老父马服君淡淡的声音在此刻如雷鸣般地响起。。
如何这后面出现了黑色的山岳？
根本就来不及多想，赵括立刻率领军马往回杀。
来不及了。
战神挥出了第三刀：两线秦军20万增援5000锐士防线。
真正的浴血搏杀这才开始。。
战神咬紧了牙关！
赵括双目喷血：不信攻不下来！。。。
是的，他没有攻下来。
20万锐士已经构筑起了一条坚固的防线。
情势已经很明朗：赵军已经被白起分割成两段，石长城营垒十万步兵；赵括率领的主力在长平腹地。
猛虎被困住了。
战神，何等的写意！
年轻的赵括就在一瞬间觉察出了自己的极端危险处境。
但他并没有慌，而是陷入了沉思：
等而围之，等而围之。。
因地而战，因地而战。。
一个是笑谈，一个是常理。
两者结合在一起，笑谈不再是笑谈，地形也不再是地形。
哈哈，武安君呵，赵括佩服也！
赵括面对全军做了最深刻的检讨。
将士们原谅了这位年轻的上将军。
毕竟，进攻，是唯一打破僵局的办法。
而现在的情势还远没有达到绝望的地步。
赵括迅即纛旗一挥，主力大军和石长城营垒上的步兵一齐对黑色防线展开猛攻。
白起再次咬紧牙关。
赵括心中则清明无比，因为他没有任何退路了。
他不知疲倦地指挥他的猛士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如同潮水般的攻击。
双方伤亡均惨重无比。
但是猛虎也要吃东西，也终会有疲倦的时候。
随着王龁攻下石长城营垒-----赵括粮道被断！
真正令人绝望的局面已经不可挽回地形成。
除非你赵括会挖洞，不然插翅也难逃出这三面环山一面大秦精锐防线的上党腹心山地！
白起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随即严令：拒不出战，违令者斩！
四十六天。
常人能挨得了四十六天的饥饿不，何况是在战神坚兵之下，还要日复一日的发动浴血突围？
当数支利箭刺穿赵括因绝粮四十六日兼率领赵国猛士奋勇突围而瘦弱不堪的身体时，两行冷泪已经悄然滑落。。。
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肩膀上的一杠三星，沉重地闭上了眼睛。。。
鏖战三年之久的长平对决，落下了帷幕。。
7.河东真空
“一个战区，包括两个大国展开交战的所有地区，这些地区可能是他们的本土，也可能是盟国的领土，或者还可能是由于恐惧或由于某种利益而卷入战争漩涡的次要大国的土地”-----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
硝烟散尽，喧闹了三年的上党山地重归于宁静。
而对于长眠在那里的几十万勇士来说，这种宁静未免太让人伤心了。当然，也很是不可思议。
长平之战后，本是秦国继续扩大战果，一举扫除山西中北部以晋阳盆地为中心的其他赵国国土从而夺占整个山西的最佳良机。当然，战神坚持的抛开晋阳，两路突破太行山，大军从南北直逼邯郸，继续发动灭赵大战的策略也是正确的。
可上天似乎偏偏要给自己的同宗兄弟一个机会。
翻开赵国的史册，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斗争和鲜血。可以判断，赵氏部族历来不惧任何大战血战。
这个以尚武著称华夷内外的部族或许没有魏人那样厚重的文明风华之蕴，燕赵大地上也没有出现过像太公、管仲这样的主张发展国家工商业，支持货币和资本周转，甚至对奢侈品消费也毫不掩饰其赞赏的英才，也就是说赵国也没有齐国那样的精明、算计和富庶。
是以白发苍苍的教授曾经凝重地对我们说，赵国之所以只能称为一个军事强国，是由其族性传统以及国内的土地相比于其他战国要贫瘠得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谓族性传统者何？尚武好战，敢于与天抢生路。这一点和秦部族是一样的。
如果可以富庶，何必如此尚武好战？何必与天争路？
看来，富庶和强大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长平大败也是如此。很多人愿意将赵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秦国变法彻底，朝堂政局清朗。诚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更为本质也更为具体的是，赵国的确是支撑不住如此举国六十万大军的长期鏖战。至于临阵换将，率先打破僵局采取攻势，则又要归结于那古老的赵氏部族遗传下来的经过其后人又不断发扬和光大的尚武族性，和天生就不比人优越的生存条件。
战神以其泰山石敢当的勇略破除了兵法成例，秦昭襄王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孙子兵法.作战》
这个昭襄王，居然在河东河内陆区征发了百万民力来保障大军作战整整三年而没有生发任何祸端。
这不也是破除了兵法成例？
像如此能把富庶和强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对于后人来说，要思考的问题不正是：强大和富庶，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然则不论如何，这场令天下窒息的大战的确是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比乐毅破齐后燕齐两弱的结果更为令人惊讶：
号称河东都会、用武之国的山西一时之间竟是谁也占领不了。
霸王之资被弃如敝屣，如何不教人惊诧莫名？
8.血战邯郸
“秦、魏战其西南，燕、齐战其东北。而赵之力，常足以却秦胜魏，胁齐弱燕。苏秦谓山东之国，莫强于赵者，岂非拥据河山，控带雄胜，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哉？”
------《读史方舆纪要》
赵国正是因为和燕国分享了幽燕之地，而没有完全占领这块“霸王之资”才使得赵国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根本不可能像秦国那样进可攻退可守一般的游刃有余。
试想，如果没有三胡（林胡、东胡、楼烦）和匈奴自始至终的干扰，只怕这燕国早就灭了。
看看燕国的出息：还是早在赵魏韩三家共灭智伯而分晋的时候，当时赵部族通过和燕国谈判，允诺以五城之地换取燕国的支持。协议达成了，不料分晋成功后，赵襄子一翻脸：什么五城，你要我给，但得凭实力来拿！这当然是实实在在的赖皮，不过燕国可是狠狠地记下了这一笔。假如燕国争气的话：我就凭实力来拿，怎么了?可事情的发展令人哭笑不得，正是因为这根刺卡在心头，燕国就老是和赵国过不去，基本上处处作对。就是在长平大战后赵国举国艰难的时刻燕国也不忘乘机来捞一把。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约驩，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史记》
这个时候的赵国哪里还有什么成年军人，可偏偏就是一群“青年近卫军”在老廉颇的率领下大破燕军。燕赵之间的仇倒是越积越深。
其实，《读史方舆纪要》表达的意思和史记的这段记载就充分说明赵国应该要发展的方向：灭燕而全据河北，发精兵塞上党晋阳，严阵以待秦国的东来。然后和秦一起碾压韩魏，决战中原。
赵国不是不想这么做，第一，北地终赵国之世的胡患和燕国的侵扰；第二，秦国不容其喘息的连番侵逼。
长平大败暴露出来的赵国在地缘zhengzhi战略上最大的薄弱就是立都邯郸。
邯郸虽险，但离太行山很近，几乎没有纵深。太行天险一旦被突破，赵国就是死局。要不然赵国也不会在万般无奈之下去把韩上党这个烫手的山芋接过来，而导致国命转折点意义上的惨败。
公元前259年，就在长平大战的次年，秦昭襄王遣大将王陵大举攻赵。
由于河东真空，秦军直逼邯郸城下。
大战的阴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度笼罩在燕赵大地。
当真是不给赵国任何喘息的机会。
然则，秦昭襄王似乎低估了赵国的韧劲。
一举灭赵的方略本来是在之前就定下来的。
或者是事情的发展太出人意料。谁能想到两国各出动了六十万大军对峙了将近长达3年的时间？而坑杀几十万赵国降卒（有军事史家考证秦此役伤亡过半，赵的伤亡数应该不止一半，因而被坑杀的应该是没有40万）立刻招致了天下汹汹，使各国无不感觉亡国之危迫在眉睫。一时间抗秦浪潮骤然掀起。
可以想像，这秦昭襄王是黑着个脸把3年给撑下来的。加上坑杀那么多降卒后让战神承担了这个恶名，一时之间里外不是人了，所以心里很是发虚。
“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於是应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从史记这段话能看出，苏代使用的是典型的离间计。而秦昭襄王和战神的最终决裂，应侯范睢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的。
本来，战神力排众议坚持要灭赵，但基于上述理由，秦昭襄王一道诏命把战神从前线拉了回来。
赵国由此获得了喘息时间。
然而等到大军班师回国，昭襄王又后悔了：举国大战3年，消耗人力物力多少？眼看着赵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这心里马上转了个180度弯。
由于白起以错过战机为由拒绝领军再度出征，公元前259年十月，昭襄王遣五大夫王陵统兵20万向赵国进发。
当大军直逼邯郸城下，赵孝成王、平原君赵胜亲自登上城楼督战，王室后宫女眷也在号召之下全体动手为军人赶制军衣，当真是同仇敌忾，举国为战，为挽救最后的一丝生机而浴血奋战。
在没有任何救援的情况下，赵国一直坚持到次年的夏天。不料秦军竟是完全奈何不得邯郸城。王陵一点军马，吓了一大跳，自己发动了如此凌厉的攻势，居然损失了将近5万人马！由于担心“久暴师于敌国”和列国生变，王陵请求班师。
此战让秦昭襄王勃然大怒，他就是不信攻不下这风雨飘摇中的邯郸，更不服战神“战机已过”的判断，同年秋天，他再次派长平功臣左庶长王龁代王陵为将，发26万大军重新包围了邯郸。
这一刻，邯郸真的是要顶不住了。生死关头，赵国派出平原君求援于列国。
秦国的咄咄逼人终于激怒了六国，在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的主持下，楚、魏各发兵20万出河内，复出上党山地越太行天险猛攻秦军侧背。邯郸“青年近卫军”乘势杀出。夹击之下，秦军仓皇败退，等王龁撤到上党，秦军伤亡已过大半。
短短一年之间，秦国就丧失了将近20万精锐之师，连同在长平大战中的伤亡，赫赫大秦陡然间变得大为艰难起来。
这里，不禁回忆起了高中课本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
至此，两度邯郸血战落下帷幕，结局是秦赵两国均元气大伤，当然，赵国的受损程度要更为严重。
两度战败邯郸，显示出秦国没有坚持住自己起先对山西形势的判断。
“秦自孝公以后，萃六世之力，而后能尽举安邑、上党、晋阳之地，亦不可谓不难矣。”
后来，秦国在山西征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要在山西站稳脚跟或者是形成优势，当真是难之又难！
长平大胜之后，秦的策略其实都还是正确的，因为上党已经攻下，战神又分遣王龁、司马梗略定山西中北部的晋阳，这个时候赵国在山西的势力基本上就被扫除了，如果秦廷继续支持白起发两路大军乘机灭赵，赵国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消失在华夏版图，从而把山西和幽燕一起纳入怀中，届时，华夏的一统就指日可待了。
等到磨磨蹭蹭，两败邯郸后，秦国军力锐减，不仅关中本土、陇西、上郡、巴蜀、南郡等地的防守捉襟见肘，而且在山西更加是无力经营。
幸福的是，这个时候年仅19岁的李牧在北边率两万轻骑成功地奇袭大举南下侵扰的匈奴，迫使匈奴仓皇逃回漠北。不然，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大难临头。
反观赵国，仅仅就是3、4年的时间，几乎就让武灵王胡服骑射伟大改制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一炬。
两度邯郸惨胜，秦军撤出山西，除了原先居住在山西本土的民众之外，赵国再也腾不出兵力来进行防守。无奈之下，也只是堪堪地抢占了太行沿线诸隘口和上党部分要塞。等同于是不设防。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头猛虎俱伤之后，都只能张着血盆大口对着山西这块香肉猛烈的喘气，爪子都探不出去了。
秦国之所以要“奋六世之烈”、不惜代价地进攻山西，除了因为强赵占据这里而形成了极大的阻碍之外，还由于除关中之外的另外一块战略要地----临驭六合 幽燕形胜
9.临驭六合 幽燕形胜
“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也”
“雄峙东北，关山险阻，所以隔阂重边，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中外也。吕氏中曰：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说幽燕是“上游”之地，不是指她像关中那样雄踞大河上游以及整个中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而说她有“挈裘之势”，实为华夏之肩背。
幽燕依山傍海，其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天险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分别环抱其西面和北面，境内几条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同时穿切山体形成一些重要通道以及军事重镇和雄峻关隘，这其中就包括了太行八陉。
考察幽燕境内的地理形势，能够很明显的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由南往北）：
1.以邯郸（邢台、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2.以常山、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
3.以燕京为核心的北部地区。
幽燕之所以会呈现出这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往东越过太行山，在山西境内与这三个地区相对应的分别是：
1.上党地区；
2.以晋阳（太原）盆地为核心的中部地区；
3.大同盆地，桑干河谷。
由此可见，山西和幽燕正是由于以太行山为纽带产生了重大的利害关系，才使得太行防线乃至整个山西的得失对幽燕而言可谓至关重要。进而在东西之争的过程中，山西才会成为关中和幽燕势力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太行为山西和幽燕所共有，不论是幽燕势力还是关中势力成功的进入，都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是以秦国在远交近攻战略的指导之下，先行震慑韩魏，再把主要进攻方向集中在山西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就算是在长平大胜之后，昭襄王不同意白起放弃攻赵的战略，也应该继续巩固在上党和晋阳地区的势力，完全在山西站稳脚跟，待元气恢复，再行和赵国决胜太行山。这样一来，太行天线被突破仅仅是时间问题，何至于出现这样奇特的战略真空？
“战略线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一种是由于临时机动决定的。而第一种战略线又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具有永久重要性的地理线，是属于战区的决定点；第二种是由于连接两个战略点而有战略价值的线。”---《战争艺术概论》
幽燕和关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的北部----燕山山脉同时具有以上“两种第一类战略线”的特点。应该说，这也是幽燕相比于关中较为弱势的地方。
作为第一类战略线，指的是燕山山脉是整个幽燕北部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是战区的决定线，而这个战区，正是塞外和中原的主战场；作为第二类战略线，这条山脉连接了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桑干河谷和通向辽河流域平原的辽西走廊两个战略点。
控扼左翼战略点的关隘是同为太行八陉之一的军都陉，也就是居庸关以及紫荆关（蒲阴陉），是以有“居庸锁钥于北”一说。卡住右翼战略点--辽西走廊的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发生这两个战略点上的华夷血战不知几多，而这两块区域也往往是让后人无限感慨的地方。
对于这一点，吴起是这样说的：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史记》
先圣的格言到底对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往往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志向，而能否借此改变国运，则更是玄之又玄的东西。
相比关中而言，立足于幽燕抗击游牧的难度要大得多。
秦起自于陇西，历代对该地的经营从来都没有放松过。
公元前621年，秦西征戎王，益国十二，拓地千里，秦穆公由此霸西戎，为日后立足关中创造了绝佳条件，陇西自此成为秦国的根基。公元前314年，秦大肆清剿义渠，并其地为25县，设置北地郡和陇西郡。到了后期，赢政统一华夏后，又修筑了西至临洮的长城以备胡患，扎扎实实地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了陇西。
正是因了这一点：秦国对陇西的重视，来自关中西北的游牧侵扰从来都没有给秦国造成过足够大的压力。
而陇西的经营和长城的修建也极大地影响着华夏后人。
就华夏内部之争而言，光武和唐宗都是采取的先对陇西势力进行亲和、联结，待大势一定再集中精力对付陇西高原的势力，完成统一。
就华夷之争而言，汉武时代，汉军也多出陇西先行扫除关中西北外围，再图北进，追歼匈奴。另外汉武还借鉴了秦的经验，采纳主父偃的建议：“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在河套地区新设置了五原郡、朔方郡和西河郡，加上已有的云中郡、定襄郡，在关中的正北筑成了抗击游牧的坚固防线。后来唐宗抗击突厥也大抵沿袭此种模式。
至于汉唐之后，则更加将对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了西出陇西更远的土地。
正是因了秦汉的经营，发生在关中头顶上的华夷血战虽然也是多不胜数，但很少威胁到关中腹地。
反观幽燕，可以发现这里并没有关中北部和西北那样广阔的纵深，完全就是依靠着燕山山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关隘进行被动防守。
关中模式在抗击北胡战略方面的成功恰恰就凸显出了幽燕模式在这方面的天然不足。
华夏先辈并不是没有想过要借鉴已经成功的模式，他们曾经在燕山的外围经营过一些重镇以屏护燕山山脉的安全，但始终都没能形成关中模式那样的丰硕成果。
究其原因，应该是自秦汉唐以后，鉴于关中西北陇西和北部河套难以突破，游牧大抵多由山西、幽燕北部进扰中原，使得本来就内乱纷繁的中原政权无暇全面顾及燕山外围的经营。
如果没有外围藩篱的掩护以及外围据点形成系统的攻防体系，再是天险也终将会被突破。这一点，太行如是，燕山如是，大江亦如是。
幽燕以北战略线固然险要，但灾难往往就发生在同这条战略线连接的两个战略点：大同盆地、桑干河谷和辽西走廊。
是以赵武灵王坚持胡服骑射改革，正是由于燕山左翼战略点几乎无险可凭，干脆在草原和游牧以攻对攻；
是以李氏西夏终究没能对赵宋形成致命打击，而契丹、女真、蒙古却做到了；
是以后世袁崇焕创造性的经营了一条几乎坚不可摧的宁锦防线，屏护山海关和燕山右翼战略点的安全，同时局部地以关宁雄兵同八旗进行以攻对攻。
都是由于幽燕和关中相比的这个弱点，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战线延伸到燕山天险的外围，不让这条战略线直接暴露在游牧铁骑之下。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注：《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注：《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注：《汉书》卷十成帝纪]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注：《汉书》卷十成帝纪]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10.决胜河东
终战国之世，赵国似乎始终都没有彻底明白河东地区对于屏护太行天险的重要性。而对于一直采取攻势的秦国来说，这个思路却是越来越清晰。
考察幽燕境内赵国的形势，可以看出，在三个分明的攻防层次中，赵国占据了两个：以邯郸为重心的南部地区和以常山、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而燕国只占据了以燕京为中心的北部地区。
也就是说以邯郸为重心的南部地区南阻漳水，主要用于防范来自幽燕南面--中原的袭扰，以燕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则主要用于防范来自北面---游牧的攻击。如果要在幽燕境内决胜，能否控制以常山、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则至关重要。
前面说到赵国最应该发展的方向是集中兵力灭燕而全据幽燕，正是出于这种地理形势。
在没有全据幽燕的情况下，虽然晋阳和上党地区在秦赵之间曾经几度易手，但赵国对这两块屏护太行天险的要地，也就是几乎整个山西的经营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失败的。
公元前248年，秦国派上将军将蒙骜攻赵，攻克晋阳。此后，蒙骜继续发动攻势，夺取赵榆次、新城、狼孟，得得37城。同时，攻占韩国上党。
公元前247年，在丞相吕不韦的主持下，初置太原郡，治所晋阳。因寻赵军主力不遇，蒙骜越过楚、魏边境猛攻齐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魏国信陵君的主持下，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合纵抗秦，在齐、魏边境之桂陵故地诱使秦军深入山地展开聚歼，大破蒙骜，将秦国的势力再度赶出山东。
公元前246-237年，赢政即位秦王。在铲除吕不韦、嫪毐专政后，加冠亲政。后北方陷入大旱，秦征发举国民力大修郑国渠，渠成后关中大为受益。
公元前236年，上将军王翦率一军攻占阏与、撩阳，将军桓龅、杨端和率一军攻占邺城、安阳等9座城邑。
公元前234年，桓龅又率军进攻平阳、武城，杀死赵将扈辄，大败赵军，斩首8万。
公元前233年，桓龅挥军越过太行山，占领赤丽、宜安两邑，进攻赵国腹地。
公元前232年，秦再度攻赵，兵分两路进攻邺和狼孟、番吾。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国在大举灭赵之前，在山西，赵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就为扫除外围直接进攻太行山、威逼赵国腹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发生在前233和232年、攻入赵国腹地的两战中，赵军在武安君李牧的率领下，两次大败秦军，作出了有力的反击，但终是难以挽回在山西的颓势。
如此，在秦发动最后一击时，赵国已经是河东屏障尽失，只能依据太行山座最后的抗争。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
11.井陉决战
“所谓进攻战，就是一支军队对另一支防守阵地的军队的进攻。一支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军队，常常会采取攻击，而一支将被攻击的军队，可能在交战中重新掌握主动权，恢复原有的优势”
“.......从精神观点和zhengzhi观点来看，进攻几乎总是有利的，因为它可把战祸带到敌国领土，使本国免遭战争破坏，减少敌方的资源和增加自己的资源，提高我军士气，并常使敌人产生恐惧情绪，不过进攻有时候也会激起敌人的抵抗怒火，尤其是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已关系到祖国命运的时候，更是如此。”
-------《战争艺术概论》
这两段话用来概括秦赵之间近半个世纪的浴血军事斗争可谓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从阏与之战开始，秦赵就几乎一直厮杀在一起。即便是在昭襄王末年、孝文王、庄襄王主政秦国处于收缩和蛰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对赵国的袭扰。而赵国，自长平大战后，也的确是每况愈下。经过邯郸血战，孝成王去世之后赵国朝堂更是昏君奸臣当道，zhengju晦暗程度堪称列国之最。
虽然对燕国、匈奴有过多次用兵，而且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这个尚武部族天生在zhengzhi上的迟钝，特别是在没有明君能臣的情况之下更加暴露出来变法不彻底的诸多致命弱点。
悲乎！举国猛士竟是无用武之地！
公元前233年，桓龅一路连下太行山，打击赵国腹地，无奈之下，当时在边地镇守的大将军武安君李牧终于重新出现赵国庙堂视野，而这一消失几乎就是十年。
或者，这个时候，李牧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但，赵国作为曾经的山东抗秦轴心的尊严犹在，大赵飞骑纵横驰骋的英姿也并没有消失。
就在桓龅攻城略地的同时，李牧率众筑起防线御敌，麻痹秦军，待秦军主力开出后，在其大本营疏于戒备的情况下，李牧发动突袭，在桓龅回师援救的路上设伏，大败秦军。又是一次运动战，又是一次围魏救赵。
公元前232年，秦军再度攻入赵国腹地，李牧率领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飞骑迎战秦军于邯郸城外，同时派将军司马尚南阻漳水，自己亲率主力拦截北来的秦军主力，以攻对攻，再次大胜秦军。
两战令天下大为失色。
公元前229年，秦国果断决定不再拖延，遣上将军王翦率精锐大军60万，出河内，过晋阳，准备一举灭赵。
终于，到了要决生死的时候了。
这次，王翦选择了井陉要塞作为主攻点。
另外两路策应大军：
北路：蒙恬领10万之众据守九原云中，防范匈奴的同时监视赵国边地的两万赵军驰援太行山。
南路：大将杨端和率精锐十万出河内，越太行攻击邯郸南部。
王翦之所以选择太行山中段的井陉作为主要进攻方向，正是由于幽燕和山西通过太行山发生的唇齿相依的重大利害关系：以太原郡为战略基地，攻破井陉口，大军可以直插幽燕中部以常山、真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一刀把赵国截为两段。
而幽燕境内的这个中部轴心地区正好通过井陉口和太原郡摇摇相望。
王翦定下来的这个进军战略是极其高明的。尤其是在关中和幽燕的争夺过程中这条进军路线往往威力惊人。
井陉道之险，与函谷道不相上下。
《吕氏春秋》云：天下九塞，井陉其一。
后世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出之后，背负着汉军几乎全部的希望，就是在井陉之战获得了重大突破，使得高祖东向与霸王争雄的局面彻底明朗。又有大唐朔方精兵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率领下屡屡东下井陉打击安史叛军后路，使叛军首尾不接，狼狈不堪。如果不是哥舒翰意外地兵败潼关，逼得玄宗逃亡巴蜀，这场动摇大唐国运的叛乱可能要提前被平定。
这也战国之世最后的名将对决。
面对大秦锐士压顶之势，李牧率领的赵国最后一支胡服精兵，似乎也应该要走完他们悲壮的最后征程了。
名将与名将之间的对决总是那样的令人向往，而又是那样的令人揪心。
同为不世名将，同为天下精兵，但赵国朝局已经是腐烂不堪了。
一统之势既然无可阻挡，那就应该让锐士和猛士放手一搏吧。
李牧率领边军飞骑--胡服风雷的最后一支血脉，连同太行山附近腹地守军，共计30万大军，兼程南下，进驻井陉口。
黑红两色在壮丽的太行山侧再次进入对决。
李牧身负国家命运，决定先依据太行天险采取守势。
按照他的想法，他又何尝不愿意亲率那十万精兵风一般的刮过草原，在九原云中两郡对着秦国当头砍下一刀，将运动战优势发挥至极限？
而如今，昏暗的朝局不容许他这么做，只能被秦国三路大军死死的钉在这井陉山地！
从未有过“制于人”的经历的旷世名将竟然被自己的国家逼得去以己之短对敌之长！
上天何其残酷也！
当王翦淡定地巡视完井陉口及其外围堪称完美的防御形势，当即判定，强攻不会是最好的策略，他决定等。
是啊，当年白起对着廉颇不同样也是这般陷入僵局？
对峙期间，双方不停地对对方展开袭扰，你来我去，终究是谁也占不得谁的便宜。
如此，倏忽一年过去了。
过程还是那样的相似，结局也还是那样的如出一辙。
就在李牧靠着附近山地民众的粮草支撑苦苦顶着泰山般压力的危急关头，寒冬终于到来了。
胡服精兵渴望他们的上将军能接受将军司马尚、庞褑的建议一举剿灭昏君奸臣，但李牧只是淡淡的挥了挥手。
等到他发现朝堂居然把这30万大军弃如敝屣，不但没有任何支援反而是多方掣肘的绝望局面，而决定行动的时候，奸人郭开首先动手了。
这样，李牧离开了井陉山，离开了他为之付出十年心血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胡服血脉，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
面对放弃防守，主动出击的猛士，锐士丝毫没有留手。
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对强大对手的尊敬。
灭赵大战如秋风扫落叶般的展开。
公元前228年三月，邯郸陷落。
公元前222年，王翦之子王贲攻破公子嘉代国。
赫赫军事强国自此消失在了华夏的版图，长久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无数次满怀景仰地想像这大赵飞骑纵横驰骋的雄姿，心中还万般不舍地默念着那一句：
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
12.易水西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后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自胡服骑射改制以来，赵国俨然成为了山东合纵抗秦的轴心。
信陵君窃符救赵，加上那次五国合纵破蒙骜，都是和赵国的这个轴心地位脱不了干系的。
当东方大山轰然崩塌，剩余战国的命运，就已经是一览无遗了。
赵亡之前，天子之邦和支离破碎的韩国已经被灭。
而周的被灭还要追溯到秦昭襄王时期。
周亡后被秦置为三川郡。
公元前230年，秦王赢政派内史赢腾率秦军偏师突袭韩国，大军直逼新郑城下，韩王安率军只是稍作了抵抗，后出城投降。
被灭之后秦国将原韩地置为颍川郡，后屡屡作为大举攻楚的战略基地。
从军事地理的形势看，韩国位处天下冲要，典型的四战之地。
奈何与韩国近邻的国家都曾经先后崛起，其国土更是一步步地被蚕食，到战国晚期更是处处飞地。
再加上庙堂君臣徒好奇“术”而不思壮大根本，坐拥宜阳铁山而不尽其用，位处枢要而不思“伐交”正道，这同样古老而又以忠直劲勇闻名于列国的韩部族终究没能在几个强国的夹缝中创造出任何奇迹。
平淡无奇的韩国，留给后人思考的东西却是一点也不少。
如此，三川郡和颍川郡的设置，秦国已经雄踞中原，而在中原剩下的就有魏国，但已经处于秦国的四面包围之中，料难再构成威胁。
大秦饮马江淮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从贫弱遭欺，被动挨打，到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再到大出天下，傲世列国，秦国经历了整整六代。
如今赵、韩已灭，剩下的齐、魏、燕、楚只待破国的命运。
一统的契机化为现实。
再看秦国的版图：
关中本土、西北陇西郡、东北上郡、九原郡、云中郡；南翼巴郡、蜀郡、大江中上游之南郡；正东三川郡、颍川郡，以及山西的太原郡，上党郡，幽燕中南部的邯郸郡。
其中，由于太原郡，上党郡的设置，宣示着秦国在山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太行山一举成为其国境的内险，幽燕西部防御的优势荡然无存，再加上邯郸郡的设置，秦国更是在幽燕内部稳占中部轴心地区和南部重心地区。
鉴于中部轴心地区防北不防南的地理格局，秦国在地缘战略上已经对燕国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携带燕督亢地区地图和秦叛将樊于期首级，与副使秦舞阳勇士前往秦国诈降。荆柯向秦王献图时，用夹在图中的匕首行刺秦王，未遂，后被“体解”而死。
从此，乐师高渐离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燕赵悲歌的代表作。
而中华成语典籍里面也多了一个“图穷匕首见”。
如此一来，秦“师出有名”，随即展开大举灭燕之战。
“苏秦曰：燕南有滹沱、易水。又云：赵之攻燕也，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战国策》
当时易水是燕国的南界，位于今河北省易县。
上将军王翦先是屯兵幽燕中山（已先为赵所灭）故地整军备战，接到王命后立即率师北上。燕代联军列阵于易水之西，迎击北来秦军。与此同时，王翦同时遣大将辛胜分兵十万于易水下游渡河进入燕国腹地，切断蓟都南下易水之路，对联军形成包围之势。
秦军一鼓而下，大破联军与易水之西，败退之后的联军又遭辛胜掩杀，伤亡惨重。
王翦辛胜合师继续北上，于同年10月攻破蓟都，燕国王室逃往辽东。后李信率军北上追击，于衍水之滨再破燕太子丹军。
两战之下，燕军主力不再，见大势已去，燕王喜杀太子丹，以图求和，秦国不允。
到公元前226年，这个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姬姓宗邦，已经是名存实亡。公元前223年，王翦之子王贲率众奔袭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版图至此消失在华夏版图。
燕国的灭亡标志这秦国在这场东西之争中大获全胜。
单从军事战略格局来看，秦国早期经营左、右翼和关中正面中原，羽翼初成；后与强赵血战，立足山西，得以凭高屋建瓴之势压垮幽燕。
这正是关中模式在北方一统中的、教科书似的轨迹。
13.水漫大梁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此中原形势之概论也。
“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
这段话说的是：合天下之全势者，中原也。一统天下，中原为必争；治理和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制枢要。天下一统，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
“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
这里指的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者，中原也。中原处华夏中枢，为联系四方的汇聚点。不论是由中原趋周围地域还是相反，交通都是十分的便捷。中原有变，必影响四方，四方有变，则必波及中原。
是以，逐鹿之地，中原也，问鼎之地，亦中原也。
从后世的历史看，完全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往往作为不大。比如瓦岗李密、洛阳王世充、五代后梁、后唐、后晋等，这正是基于在天下分崩离析的大势下，中原为“四战之地”的固有形式。
而一统天下后，不管是起自于关中还是幽燕的势力要治理天下，都必须依靠中原的这种枢要位置。这样的例子则是东汉、曹魏、西晋、北宋等，这些zhengquan都曾经立都中原。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王不如收韩。”---范睢《史记》
范睢主张远交近攻，他把目光首先集中在了韩国。因为当时赵国还没有引起秦国的注意。加上秦武王问鼎洛阳事件之前，甘茂攻拔了韩国铁山--宜阳，连同商鞅收复的河西之地，秦国开始往中原渗透。
“韩，天下之咽喉”。如果不是后来赵国对秦左翼之山西形成泰山压顶之势，而吸引了秦国大部分的注意力，这韩国恐怕会早早被灭亡。
此前，在围魏救韩之战中，魏国上将军庞涓几乎就要把韩国给灭了。
应该说，秦国对中原地区是足够重视的。
当然，历史的转折往往是不受人左右的。毕竟，偶然最终还是要从属于必然。
秦国如果过早的攻拔中原之韩、魏，保不准就要刺激赵国稳占山西，那么赵国也必将对中原形成压顶之势。届时，秦赵之争则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而事实是，在赵国崛起的情况下，秦国“奋六世之烈”，终于平定山西，虽然艰难，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但带来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
可以说，秦国经过辗转反侧，是迫于压力之下，先行击败强敌，之后，新的形势对攻取中原反而是大大的有利。
后世，来自山西的势力最终吞灭中原势力可谓是屡见不鲜，而且多为游牧侵袭。
这个时候盘踞在中原的战国，只剩下了魏国。
“凡是交通中心，或是重要军事设施和筑城（对战略棋盘有直接间接影响者）所在地，实质上，都是地区性的或地理性的战略点，它们在战区上都有重要价值。”----《战争艺术概论》
魏国都城---大梁，就是这样的战略点。
这个时候的魏国，已经是实实在在的风雨飘摇了，只待亡国的厄运。
回想法家巨匠李悝率先在魏国变法，开启了战国之世邦国变法的先河，使得魏国一跃而成为华夏霸主，傲视中原。后又有同诸侯大战七十余场无一败绩的兵家大师吴起，在魏国继续对李悝变法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拓展，历经文侯、武侯两世，魏国俨然已经是超强战国。
表面上看来，魏国的衰落是从商鞅在秦国成功了策动一场不但是改变了战国命运而且深远地影响并激励着华夏后人的伟大变法后，毅然决定收回河西故地开始的。其实不然，因为在此之前，孙膑千古一仗---围魏救赵以及接连发生的、同样是神来之笔的围魏救韩两战已经至少在军事上对魏国进行了极大的削弱。
商鞅曾经在魏，而且他最初的梦想就是要在魏国继续施行法家变法；孙膑也曾经同其师兄一起在魏，而后惨遭迫害，这其中除了他和庞涓的个人恩怨外，没有魏王的允许，庞涓不至于下毒手。加上此前的巨匠吴起，以及后来的张仪（地道的魏人）、范睢、姚贾、尉僚子等等，这些曾经都是魏人。
众所周知，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为了秦国各代的主政精英，层次甚是分明！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些人，一点一点地撬动这山东六国的根基，为秦最后的一统可谓是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勋。
而更为过分的是，这个国家曾经拥有一个足矣傲视列国的大才---信陵君，而不知尽其用，相反是多加猜忌和掣肘，而致使其抑郁而终。不亦悲乎？
而言及山东列国以才资敌，尤以魏国为甚！
魏，委实是亡于失才。
从军事地缘战略上来看，“魏，天下之胸腹”。
魏国和“天下咽喉”之韩国一起分享了中原的霸权，但韩国除了在申不害变法期间被诸侯呼之为“劲韩”之外，其他时期根本没有对周边诸侯产生过重大威胁。
立于四战之地，理应有死战之志！
而偏偏魏人在强大富庶至诸侯难以望其项背的情况下开始自高自大，只求守成不思进取。
魏国的基础不可谓不好，就军事方面而言，吴起训练出来的魏武卒曾经天下无敌。其他方面，诸如军队编制、军人作战激励机制、凝聚人心机制（国家zhengquan结构），战略及战术理论体系，后勤保障体系等等无不有着良好的基础。
用今天的话说，这个时候的魏国，完全可以“打赢两场甚至两场以上冷兵器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这一点恰好就契合了魏国“四战之地”的天然地理格局。
拨开历史的重重浓雾，眼前，秦国大将王贲的十万铁骑已经兵临大梁城下。
这就是典型的中原决胜思维：攻拔战略城市。而不像关中、山西和幽燕那样，到处是要塞和据点可以借以防守甚至反击。
这一点，已经被战史一一验明。
其实只是一场大水而已。
可谓是兵不血刃。
引自于大河和鸿沟的水，恰恰是大梁坚城的致命克星。
其实之前，信陵君就已经预言过大梁城的这种厄运。
信陵君的这种预言，正好是基于大梁为天下第一坚城这个列国的共识。
这一点，王贲当然明白。
当漫漫大水包围了大梁城时，这个曾经在华夏天空留下过炫目轨迹的老牌强国，终于也消失在了华夏版图，走进了人们的记忆。
公元前225年，“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14.饮马江淮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苏秦《史记》
从以上苏秦游说楚威王的说辞中可以看出，在秦国上将军司马错攻拔巴、蜀和汉中之后，楚国的国土仍然是非常辽阔，大抵包括起自于今天三峡的整个大江中下游以南的全部地区。几乎就是半个中国。即便是后来战神攻取夷陵，楚国长江上、中游沿岸的国土落入秦国之手后，楚国还拥有几乎整个两湖、江浙和岭南的大片国土。这还不计楚国历代往北扩张而得到的两淮地区。
如此看来，光以国域面积而论，北方诸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即便是秦国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只剩下齐国）后，其国土面积和楚国比起来也仍然还是相形见绌。
战国中期，尤其是秦国完成了商鞅变法，开始四处扩张的时候，天下诸侯受秦欺辱最甚者，莫过于楚。因为楚国基本上没有还手，而在早年的很多情况下，楚国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连横破纵告一段落之后，楚国把都城迁到了淮南寿春，既没有想过反攻秦国，也没有想过要收回故地，倒是一个劲的向两淮扩张。扩张的结果也令人惊讶非常，其国域最北的陈城（楚国灭陈）几乎已经是逼近河洛了。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楚国摆出的架势明显是要北向同中原诸侯放手一搏了。
再看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方，尤其是在山西和幽燕，是秦赵一直厮杀在一起，而韩、魏在大战的阴云之下一直战战兢兢，毫无作为。燕、齐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态度。秦发动灭国大战之前，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楚国是否会北上。于是派出了王贲领十万铁骑突袭两淮，一来是试探，二来是威慑。岂料王贲一路连下淮北十几座楚城，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等到秦军回到北方，这楚国居然还没反应过来。等到清醒下来，除了大骂一通，稍微调整了一下仅仅是用于防守的军力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于是秦国放心地在北方展开了灭国大战。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楚国屡屡向淮北扩张，事实上对中原已经形成了威逼之势，为什么没有引起韩、魏、齐足够的重视？
（2）在王贲完成突袭之后，秦国为什么敢断定楚国不会对其统一北方构成威胁？
这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恰恰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左右着楚国的zhengju和扩张思维。
早年楚国的祖先也是周王室的功勋部族。由于偏居江南当时还是尽皆穷山恶水的不毛之地，楚部族一直都非常向往中原的文明风华，也从来都是非常主动的向中原诸侯靠拢。但包括周王室在内的所有北方诸侯在骨子里总是对楚部族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蔑视，以至于后来楚部族首领要求提高自己爵位而被王室断然拒绝。楚部族在一怒之下，居然干干脆脆地自己给自己带上了王冠！
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楚部族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蛮夷。面对王室拒绝给自己进爵的冷酷现实，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
语气是及其酸楚的。
到了后来，楚国部族首领面对那种不可改变的蔑视，干脆就这样说了：“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
可以看得出来，楚部族是在万般无奈和绝望之下才自暴自弃地声称自己是“蛮夷”的。但这种自暴自弃似的倔强不但没有改变王室和中原诸侯对自己的看法，反而是真的被认作是事实上的蛮夷了。
当真是不可思议！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楚部族决定不再把中原文明当作向往的目标，转而在吴越、岭南大肆攻伐，期间虽然历经千难万阻，但最终还是平定了整个南方。
这就可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了：楚国往中原扩张，有力而无气。也就是说，楚国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地向往中原文明而将霸占中原作为其根本目标，这种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似的扩张不过也就是一个邦国的正常思维，完全不需要太在意。更何况北方光有一个秦国就已经是不得安生了。再加上此前秦攻楚，这楚国的表现，全天下都是看在眼里的。
至于楚国为什么一直不被全天下放在眼里，则完全是因为终楚国之世的分治传统。
而这种分治传统的势能是非常之大的。世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谓是影响久远！
到魏国灭亡的时候，整个北方就只剩下了齐国和辽东、代地的燕、赵流亡政权，可以说是大势已定。秦国成功地将华夏东西之争的局势扭转为了南北之争。
客观的说，这个时候的江南还处于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境地。加上在战国时代，整个南中国几乎一直处于楚国的统治之下（尽管这种统治很分散），而没有经过北方那样的邦国之间那种饱含文明、智慧、鲜血的互动，而显得有些死水一潭。
事实上，江南真正的开发还得等到晋室南渡之后，虽然此前三国东吴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其实，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也一直是遭受着中原诸侯的蔑视。但秦国没有像楚国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反而是孜孜不倦的向东方求贤。也正是这种求贤思维，最终不但借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天下的格局。
是以墨子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存其国者，未曾有也。”这里讲的是面对人才应该敏锐的“亲士急贤”。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这里讲的是一个国家不仅需要人才，而且需要大批的人才。
此外，楚国还是战国七雄之中变法最为不彻底的一个邦国，基本上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其中的主要原因也仍然是始终制约其发展的深厚分治传统。
在决定先攻楚还是先攻齐的时候，秦国很是经历了一番谨慎的权衡。毕竟，齐国是东方大邦，也曾经强盛一时。即使是到了战国末期，秦军铁蹄已经把齐国大地震得轰隆响的时候，齐国也仍然还是非常富庶的。但争论来争论去，秦国年轻将领李信一番昂昂之言说服了赢政，说自己领军灭楚只需20万大军，也因了那蔑视楚国的久远思维定势，赢政一听只要20万，何况这20万也不少，拿出去也是要让人窒息的。这样一来，其他几十万大军还可以留在北方，而根据他手里掌握的资料看，20万也的确是够了。而楚国一旦被灭，就可以达到震慑齐国的目的，兵不血刃的下完统一的最后一步棋。
但赢政和李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面临真正的亡国之危，这古老的松散邦国居然爆发出了令人心惊胆颤的能量。
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李信、老将蒙武，遣精兵20万，以南阳郡、颍川郡为战略基地，以雷霆之势压向淮北。
同时，另外还有两路策应大军：（1）王贲率精骑5万，从南阳郡出发，直插江淮之间，以防止被击溃的楚军主力逃往大江以南。
(2)巴蜀舟师顺江东下，以防备楚国水师再次护送王室逃往江南。
应该说这三路大军的设置处处捅到了楚国的命脉，而且考虑得十分周全。
其一，楚国都城是寿春，位于淮南地区，其周边也布置着楚军的主力，秦军主力必然是一举压向两淮。
其二，如果不在两淮地区直接把楚国打趴下，而等其主力逃到长江以南，那么南中国的一统很可能会被无限期延长。
其三，楚国水师堪为天下雄，秦国务必要在陆地上和楚国一举决出胜负。如果楚国的水师进入广阔的云梦泽以及长江天险，还有江南四处密布的河网，再要追击，秦必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这里要注意的是，楚国经营的这条淮泗防线给了后世以极大的启发。虽然这个时候楚国是因为把都城定在了这里，而不得不经营这条防线。
后世的历史证明，南北之争，战场多在黄淮地区。也就是说，守江必先守淮，失两淮和长江中游而能于江南长久立国者，未之有也。
楚国的思路如果能够清晰一些的话，完全可以把都城定在大江以南，以水师塞住长江中游，只把战线定在两淮。而对于淮河的防守，楚国照样有优势：拆掉渡口，同样以水师进行防守。这样一来秦国必定是大感艰难。
可事实是，受分治传统困扰始终的楚国朝堂不可能想到这些，在加上江南还远远没有开发，王室以及世族似乎还不能完全控制江南那些虽然已经臣服自己但具有高度自治权的部族。
于是，两淮地区就成了楚国的“生死存亡之地”。
面对大举南下的秦军，楚国大将项燕没有一点慌张，他唯一顾虑的是，面临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危，王室以及秉政的几大世族能提供什么程度的支持。毕竟，完全依靠国府大军还不足以抵抗气势正盛的强悍秦军。如果能把各大世族的私兵汇聚到抗秦救国的大旗之下，那么胜利的机会无疑会要大增。更何况，仅仅是手下这些国府大军的粮草、军器补给等后勤事宜也还要看这些世族大臣的脸色，即便是国君也不能完全做主。
如此朝堂形势比之秦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令项燕颇感意外的是，尽管是不大情愿，也费劲了口舌和心思，但面临灭顶之灾，国君和各大世族还是悉数把自己封地的私家武装交了出来，各项后勤补给也源源不断的发往淮北前线。这让项燕信心陡增，也让楚军将士看到了就在淮北击败秦军的希望。
当时楚国在淮北地区的防御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城市：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寝城(今河南沈丘东南)、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汝阴（今安徽阜阳）。四个战略点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其中汝阴的防守至为关键，因为这座城池一旦落入秦军手里，就等同于把淮河北岸拱手让人，如此一来，淮南势必岌岌可危。
很明显，这种防御形势较之后世对两淮的经营自然是相去千里。
鉴于秦强楚弱的现实，项燕决定以退为进。战法简单而明了：先避其锋芒，再相机而战。
他命令平舆、寝城两地的民众、守军、辎重撤出一大部，只留少量军力防守，等秦军一来，不战而降；同时命令城父守军，稍作抵抗后投降。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骄敌之心”和分散秦军兵力，以利于后续行动。
但在汝阴城，项燕则集中5万精兵，严令不管遇到何等强大的攻势，必须死守，以造成楚军主力聚集在该城的假象，为隐匿他处的楚军主力赢得时间。
而事实上的主力由项燕亲自率领，秘密隐藏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山地）。
如此一来，就看秦军如何行动了。
果然，本来就心怀骄狂的秦军在淮北进驻不设防的陈城后，又接连攻下平舆、寝城和城父三城，不费吹灰之力，从而越发的轻敌。
攻下三城之后，李信命令老将蒙武率六万兵力在寝城和城父郊野构筑壁垒，以作掩护后方，自己则连同将军章邯率精兵十余万放弃攻城器械和辎重轻装南下直逼汝阴城。
按照李信自己的打算，这楚军根本就不堪一击，完全用不着以重装骑兵与之一战。因为之前就有过王贲率轻装简骑10万突袭淮北的成功战例。再加上此次南下和王贲那次几乎如出一辙，楚军几乎完全没有抵抗。
但李信没有想到是，他忽略了楚军主力的存在。
或者是他认为楚国根本不可能聚集起超过20以上的兵力来同自己对抗。30万，是他预先估计的上限。然而，30万楚军不是30万赵国飞骑，大秦锐士何惧之有？这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同时也是最为致命的。
其二，放弃攻城器械，轻兵南下攻击汝阴。这等同于是放弃了秦军在平原野战中善于攻坚的最大优势。
其三，分兵把守两城，分散了防守壁垒的力量。
本来，汝阴城的顽强防守应该引起李信的警觉，只不过，已经被胜利在望的情势迷昏头的他，不可能想到更为可怕的后果。
就在此时，战场情势悄然发生了变化。
蓄势待发已久的楚军主力，在项燕的率领下，趁着夜色秘密开出了垓下山地，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凶猛地扑向秦军在寝城和城父两地郊野的壁垒。
值得注意的是，项氏部族的私家武装：江东八千子弟，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
以这八千子弟兵为先锋的楚军主力经过死战连破秦军两大壁垒，秦军促不及防，连连败退。
此时，尚在汝阴城下仍在与楚国守军僵持不下的李信接到战报，立时呆若木鸡。在老将蒙武的建议下，李信痛苦的下令撤军。
不料，接下来战场的形势同时超出了李信和项燕的想像。
就在楚军主力穷追不舍的同时，汝阴5万守军趁势杀出，凶狠异常。两相夹击之下，这个时候的秦军完全可以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
接下来的3天，楚军就一直这样对仓皇败退的秦军穷追猛打，丝毫没有收缓任何攻势，而秦军也是彻底的没有还手之力。
这可真是终战国之世的一大奇观。
“毫无疑问，退却是一切战争行动中最为困难的一种行动......假使能够考虑到因交战失败而退却的军队的体力和精神状况，维持退却秩序的困难，以及由于稍有混乱即可引起的覆灭后果，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最有经验的将领，要下决心退却，是如此的困难。”---《战争艺术概论》
大概，李信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战败的消息传来，不但震惊了秦国朝野，全天下都为之目瞪口呆：20万秦军精锐之师，根本就不仅仅是战败那么简单，而是在三日三夜的大逃亡中毫无还手之力！几乎是被楚军摧风卷残云般地赶出了淮北。损失的兵员达到十多万，全部辎重、器械也落入楚军之手。
自大秦锐士横行天下以来，除了赵国猛士配得上做自己的对手外，几曾经历过如此狼狈不堪的战例？
客观的说，这场淮北之战，秦国的整个军事布局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三路秦军堪堪就把几乎整个楚国压制在了淮北之地。而战败的原因，除了李信骄傲轻敌之外，秦国朝堂也有不小的责任。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兵法.始计》
秦国没有“庙算”吗？不是，是算得不够。其中最大的遗漏就是忽略了楚国国内各世族封地中的私家武装。这些力量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个人待遇甚至还要胜过国府大军，其中某些部队的战斗力可是一点也不含糊，比如项氏部族的江东八千子弟，堪称天下精兵。
认准了这一点，秦国君臣安下心来，决定以不容楚国有任何喘息的势头继续发动灭楚大战。
这次，赢政亲自跑到频阳把年逾花甲的上将军王翦请出了山。
事实上，在李信出兵之前，秦国庙堂就只有王翦冷静地把楚国可能派上的所有兵力算清楚了，可惜未能引起赢政和李信的注意。
果然，王翦一开口就要六十万。
赢政没有任何迟疑，连番的准备之后，六十万大军集结在南阳郡，只待开往淮北。
经过仔细思量和谋划，王翦决心采用在井陉和李牧对决时的战法，而他手里的底牌就是算准了楚国朝堂必然会沉不住气。
军界有种说法:最笨重的方法往往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从战后总结王翦的这次战法来看，几乎没有多少“奇战”可言，完全就是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考察两淮地区的地理形势，可以发现这块地方并不适合楚国进行平原野战，因为楚军和秦军的战斗力差别是很明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起完备的河防体系，而后依托这套体系，聚集精兵快进快出，充分利用运动战的优势，坚持不懈的进行袭扰、疲敌之战，或者是兵出身后，狠狠的打击对方的补给线。再相机集中主力发动决战。
运动战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将战场空间推进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不以一地决胜负。这种灵活多变的突袭往往能帮助自己找到或者创造破敌良机。
同样，楚国朝堂也不允许项燕这么做，偏偏就要在两淮同秦军决出胜负，甚至还以粮草补给来进行威胁。
按照项燕的打算，他是要把主力撤到长江以南，准备同秦军隔江进行长期的对峙。放弃淮北，不能算是最好的谋划，但仍不失为理智之举。毕竟，秦国六十万大军南来，天下谁有底气能说以硬碰硬的方式赢得胜利？
就在李信兵败的第二年（公元前224年），王翦、蒙武率领60万大军，开进了淮北。
果然不出王翦的意料，楚国军力也达到了六十万，比之前预料的30万整整超出一倍。
一时间，淮北之地出现长平大战之外的另一场百万大军进入对决的壮丽场面！
项燕故技重施，主动放弃淮北诸城，集中主力防守平舆、寝城、汝阴。但王翦置之不理，只以坚兵之阵一步一步的南进，绝不分散任何军力。后渡过颍水，在平舆、寝城、汝阴郊野构筑起坚固壁垒，拒不出战。
在朝堂的连番催逼之下，项燕很不情愿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结果，损失数万将士，铩羽而归。这
场面有点搞笑：灭国的一方岿然不动，被灭的一方反而是连番求战。当真滑稽也！
击退楚军，王翦并不追击，只待最佳的破敌良机。
楚国朝堂也觉察到了秦军的作战意图，最终同意了项燕南撤的计划。
时机已经到来。
在壁垒里面修养生息一年余的秦军趁着楚军向东部的蕲县淮河渡口开去的时候，大举杀出。
本来楚军南撤是因为可以骗过秦军的。不了王翦等的就是这一刻。
王翦兵分四路，分别对平舆、寝城、汝阴三城发动了猛攻，同时派蒙武领军赶往蕲县郊野拦截准备渡河的败退楚军。
在平原野战中正面交锋，楚军果然不是对手。
这也是一场罕见的大军团追杀，只不过这次是换成了楚军失去了还手之力。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
假如楚国早早同意项燕的南撤计划，断不至于有这般悲惨的结局。
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渡过淮河后，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俘获楚王负刍，楚亡。
经过灭楚之战，王翦也成为了华夏战史上罕见的既能在北方平原郊野克敌制胜，又能在江南河网密布地带破国败敌的旷世名将。
从此，秦国开始了首度全面开发江南、百越、岭南的壮举，为华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5.南北枢纽 东南翼蔽---荆襄
如同在东西之争中的枢纽：河东都会--山西一般，荆襄地区乃是南北之争中的枢纽。
然而相比于山西而言，荆襄的这种枢纽地位还需要一大战区的配合才是完整的一个攻防体系：两淮。
基于前面对战略线的叙述，长江防线不但要明显的长于燕山山脉，而且，防守之要还在于水陆并举，不能单纯的依靠舟师。
也就是说，大江防线自三峡南下尚有几千里之遥，只凭借位于中游的荆襄地区，是不足以独当一面的。因为荆襄地区恰好就卡在长江的中游，一旦被突破，北方势力南下之路就是畅通无阻。
武侯之《隆中对》云：“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非虚言耳。
而两淮，则可以称作是南北之争中的前沿。
大江下游虽然江面广阔，堪称天险，但如果不在两淮经营起足够坚固的防线，而让整个中下游地区直接暴露在北方势力的兵锋之下，终究难以挽回被突破的厄运。
是以“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于东南立国者，必厚荆襄，阻两淮”，一弱一危，一厚一阻，道尽大江防御之要也。
在历代长江防线的经营者中，东吴陆逊、陆抗父子和南宋孟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孟拱，在他的经营下，荆襄地区不但成为几乎整个南宋的国脉支柱，还对北方河洛地区形成了十分明显反攻态势。
在人们经常倾慕的那些挽国家大厦于既倒的中流砥柱中，孟拱，必位列其中也。
抛开“成也分治，败也分治”这些zhengzhi理念不谈，单独从军事防御思维方面来说，楚国是极其失败的。
首败：秦国上将军司马错以两万锐士成功突袭巴蜀，置为秦郡。后出武关攻拔汉中地区和南阳盆地，牢牢占据汉水上游，对楚国长江中游防线之正面形成威逼之势。
再败：战神在巴蜀大造舟师，顺江东下，攻拔楚国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夷陵要塞，进而攻占鄢、郢，整条大江对秦国来说几乎就是不设防。
“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
还亏得是在这刀兵连绵的战国之世，秦国想不到，即便是想到也断然不会采取以水师和楚国决生死的策略。众所周知，秦军之要不在水师，更何况当时北方战事远比南征更为重要。
此外，楚国毕竟还算不上是一个在龙蟠虎踞之地---东南立国的一个邦国。迫于秦军威势而迁都两淮地区的寿春后，楚国的重心也随之移到了这片地区。这就为后来秦国决定在两淮地区发动灭楚大战提供了方便。
可叹的是，由于历代分治，朝堂昏弱，楚国始终聚集不起足够大的力量对江南进行全面的开发。不然，这个一直拥有最大国域面积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南邦国，这样一来，秦楚之争才是真正的南北之争。
当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要经过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言楚国在军事地理防御战略方面的失败也确实是有些苛求古人了。
但是，楚国在这方面的失败的确给了后人很多启发，这才是不容争议的事实。
作为枢纽的荆襄和作为前沿的两淮，往往是南北势力反复争夺的焦点。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冷酷异常的事实：南北之争，多为塞外游牧和中原偏安zhengquan的厮杀。除此之外，还会发现这些偏安的中原zhengquan也往往不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施以反击。
西晋完成统一之后，同样是由于诸侯分治，从而在一开始就形成隐患，为后来的永嘉八王之乱种下了祸根。
但此前的两汉能够强势反击，为何西晋不能？这似乎就牵扯到了一个zhengquan的政治成熟程度。司马氏仿佛梦游一般地完成了统一，如果再梦游一般地治理天下，其效果不言而喻。
这就像一个人突然中了五百万，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处理反而因为这笔钱而招致杀身之祸。
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分治，的确是最大的致命伤。
自秦汉以降，国家内乱、邦国纷争似乎还从来没有过要依靠外族势力来插手的先例。
这几百年以来，在陇西外围，关中正北之九原、云中，河套地区，赵国代地，雁门关前，燕山外麓及两翼，即便是在邦国血拼的年代，各边地国家也从来都是毫不手软，至于借外族之手来干预，简直是天方夜谭。遑论一统之后的秦汉？
但司马氏开了这个头。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引狼入室，而后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看看北伐先锋祖逖是如何说的：“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群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抛开“非上无道而下怨叛”是否能成立暂且不说，但他的确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分治之害。
在完成了北方统一大业的外族中，前秦苻坚、拓拔鲜卑部之北魏，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公元383年的秦晋淝水之战，就是发生在两淮地区的一场著名战事。
而这场战事乃是实实在在的华夷命运分水岭。之后前秦陷入内乱，整个北方在经历短暂的一统之后再次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南方由此获得喘息时间。
当然，在这里不应被人们遗忘的还有一支劲旅---北府兵。
后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为拱卫都城，屡屡向江汉上游之南阳盆地进军，遭到南朝zhengquan的激烈抵抗，这就凸显出了荆襄地区乃江左之根本的超然地位。
似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伐二字，才真正出现在了人们的脑海。
历数南朝北伐，祖逖、桓温、殷浩、刘裕、王镇恶、檀道济、刘义隆、陈庆之等，无不兵进河洛或者关中，显示出极强的反击势头。这些北伐之中也不乏成果显著者，但终究没有一次能一举廓清北方，诚可叹也！
综合整个南朝凭借大江进行防御的整个轨迹，可以看出：在“厚荆襄、阻两淮”的战略中，前期包括东晋、刘宋还是坚持得比较好的，但到了后来的萧齐、萧梁、陈（特别是陈，乃是南朝中最为弱小的一个）就已经是每况愈下，最终让长江天险直接暴露在了北方势力之下，再无任何借以可攻可守的战略点或者战区。
等到杨坚来收拾这个残局，距离淝水之战已经过去了206年。华夏一统的契机在经历了长达3个世纪血与火的残酷洗礼之后，再次出现。
再看赵宋。在军事地理战略上，赵宋之败起源于没能成功地收复幽云。转而依托山西太原，并通过太行诸隘口连同幽燕境内以常山、真定、河间为重心的中部轴线地区，同时经营雁、代前线以抵御北方游牧。
这条北部防线以史称“北部三镇”的太原、中山、河间为核心。
的确，这种思维也是正确的，当幽燕北部之燕山落入敌手，宋的北部国防就只能依靠这条防线来保证。
在同契丹对峙的过程中，虽然互有胜败，但总的来说，宋还是坚持住了这种防守。
但等到女真南下的时候情况就完全变了。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由于宋军暴露出来的诸多弱点被金人一一看在眼里，这就更加助长了其南侵的欲望。后来，宋廷割让“北部三镇”给女真，从而尽失其北部国防。赵氏幻想此举可以缓解金人的侵略，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刺激了敌人的野心。
在南北抗衡之局中，幽燕“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为双方必争之地，无奈赵氏如此疏忽武备，诚为憾事！
是以岳武穆悲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同时，犹带着“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和激情，“壮怀激烈”地渴望能像踏马贺兰的卫、霍一般“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士饥餐胡虏肉”，最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每一想起无不热血奔腾。
疏忽了其北部国防，结果是“乔迁”江南，但疏忽了荆襄和两淮，则是令无数华夏后人泣血的崖山惨剧。
或许，历史的残忍，就在此间。
南宋经营的对抗北方的防线不可谓不宏大，总体言之，形如“常山蛇势”：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守秦巴山地。客观的说，发生在这条战线上的战事不可谓不惨烈。
早年岳飞北伐就是自襄阳进兵河洛，一路凯歌高奏，攻到开封附近，并得到河北河东军民的热烈响应，“收拾旧山河”之局已经十分明朗。
后女真继续南下，在李宗闵、吴拱的坚持下，南宋在两淮和荆襄全力阻截，遏制住了金人南下的势头。
后来形势再度急剧变化，崛起于草原的蒙古假道于宋，灭金后随即发动大举南侵（这其中其实还有一段插曲。灭金后，蒙古曾经撤出，中原一度成为军事中空。这南宋不明就里，没认识清楚自己“战不能克，据不能守”之形势，而冒冒失失的占领中原，招致蒙古人大举反击）。
蒙古人显然是厉害多了。虽然在两淮东线，宋军殊死抵抗，算是挡住了蒙军，但在江汉中线，面临大军压境，居然有人提议割让襄阳求和，这遭到了主战派的强烈反对。
危急关头，孟珙站出来了。
“孟珙与蒙古三战，遂复信阳军及樊城、襄阳......”
“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军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孟珙《续资治通鉴》
可以看出，蒙古集重兵攻击江汉，孟珙全力经营荆襄，凸显出在“常山蛇势”的漫长防线上，“襄、樊为朝廷根本”也！
在东线、西线同时受阻，蒙古遂采用降将郭宝玉的建议，采用大迂回包抄战略：迂回巴蜀，顺江东下包抄。
这一进兵战略立刻引起宋廷的极大恐慌。好在“上帝眷顾”，在惨烈无比的巴蜀争夺战中，蒙军统帅蒙哥在钓鱼城下被宋军击毙，后被迫撤军，致使蒙古内部陷入多年汗位纷争，南宋又缓过气来。
事实上，钓鱼城这一场看起来似乎毫不起眼的战役，还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可惜的是南宋没有利用好这一时机加以反击，后“将星陨落”--孟珙去世之后，宋廷居然无视孟珙辛苦经营多年的成果，开始大大的忽视江汉地区的根本地位。
当忽必烈抛弃三路进攻策略，而集重兵突破襄阳，将“常山蛇势”被斩为两段后，荆襄险要不再，宣告风雨飘摇一百余年的南宋走到了尽头。
至于后来的满清除了在燕山右翼之辽东遇到激烈抵抗外，后来南明zhengquan的脑海中似乎就只有争权夺利和逃跑。在荆襄两淮一线，除了督师史可法血战扬州，满清人几乎是兵不血刃的突破了长江防线。
枢纽和前沿都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悲愤异常也！
16.战守之冲 南北衔接
“天下之胜，势不在秦必在齐，在齐则必起而争燕。起而争燕，道博、济，向沧、瀛，不出十日，战于燕之城外矣。”
相比于其他“霸王之资”，山东没有关中那样广阔的纵深、鹰击两翼和中原的强势；没有山西堪称完备的“表里山河”之姿；也不具备幽燕“山海环抱、临驭六合”的霸势；更无东南“大江屏护、虎踞龙蟠”的“王气”。
从这个角度观察，说“天下之胜，势不在秦必在齐”，似乎有点不可理解。
但是，要形成这样的判断必须要分析清楚山东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山：在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幽燕以南，江淮之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就在这片大平原的东部，分布着一片低山丘陵地带，名为鲁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鲁山、沂蒙山组成，从而构成山东地形的主体。
川：黄河在改道之前，其下游流经这片低山丘陵的北侧，淮河重要支流泗水从这片低山丘陵的西侧南流入淮。
可以看出，只要越过这片鲁中南低山丘陵地带就能进入山东腹地。乍一看也看不出明显的战略线，比起关中、山西、幽燕和东南四处完备的地理形势自然是不可等量齐观。
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这片低山丘陵的四侧，战略点还是有很多的，而这些战略点正好就是整个山东借以或战或守的关键所在。
依山凭河，扼守冲要，是这些战略点的共同特点。
西北侧:南依泰山，北阻黄河的济南，其附近在战国时为著名的历下城，乃齐国的西北门户。
东北侧：南依沂山，北阻黄河的青州，齐国都城临淄即在其附近。
西南侧：北依蒙山、南临泗水的济宁、兖州（特别是在大运河凿通之后，这两座城池的战略地位更见重要）。
东南侧：沂州（临沂）和穆陵关。位于沂山、蒙山、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由沂河和沭何冲积而成）。
如同关中四塞一般，这些战略点也充当着山东门户的重要角色。但与关中、山西、幽燕不同的是，山东的腹地外围的这些战略门户一旦被突破，其全境被击穿的局面就成不可挽回之势。典型的例子就是乐毅破齐。
而东南凭借荆襄和两淮作为外翼，可以兼备攻守，最不济还可以依托大江防线与北方进行抗衡。
但就是这种看似毫不起眼的地理形势，如果立足于这些外围战略点发动攻势，则是威力无穷。尤其是对幽燕构成的威胁最大。
“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而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于山东。”
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操。
在天下群雄纷争的大背景下，除了往北进兵能威胁幽燕，山东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山东固有的地理形势：
其一，低山丘陵的东面外围就是号为“四战之地”的中原。立足于山东的割据势力往往会与其周边形成利害过于胶着的局面，贸然争夺必然引起其他割据势力的强烈反击。此处明证就是齐灭宋。这一灭国事件直接导致乐毅率五国联军势如破竹般地南下。如果南征，正面就是为南方势力所持重的两淮地区，而且战线很长，山东势力经不起这种旷日持久的争夺。
其二，内部缺乏战略纵深。
因此，从后世的历史看，崛起于山东的势力能有大作为者，无有出曹操者。
是以“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放在方位对抗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南北之争，山东同样堪称枢纽。
不同的是，荆襄的枢纽地位更为直接，山东则因为两淮地区占据了“前沿”位置而显得很不明显。
也正是这种不明显，使得山东常常为群雄所忽略。
黄巢在山东的崛起似乎不能充分说明山东在天下纷争局面中的地位，因为这位大齐骄起兵的时候天下还没有明显的方位之争。但也充分说明了一点，立足于山东纵横四出，的确是威力无穷。
但黄巢的失败足以证明山东在群雄割据中的弱势，以及其他战略要地的强势。
其中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山东并不像关中、幽燕、东南和四川那样具备可攻可守的资本。山东的割据势力一旦成形后，必须要马上明确战略方向，赶紧打出去，留在此处只是坐以待毙。
当然，黄巢并没有如此，他也打出去了。不过意图很不明确。
客观的说，黄巢的征战轨迹还是十分宏大的：出山东后鏖战中原，再行南下突破长江防线，纵横江浙、和岭南，后又经两湖展开北伐，击破荆襄，后在襄阳遭到挫折后又转战江西，最后在长江下游渡江，攻占两淮。这个时候，黄巢其实还有得选择：淮北正面是中原和山东。在两地都取得一些胜利之后，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中原。攻下洛阳以后，旋师西向，突破潼关天险，逼得大唐天子又跑到了四川。
表面上看，黄巢要占据关中，从军事地理战略上来说是很正确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关中乃李唐王畿，并非自己的根据地，加之后来在关中又经营不得当。更为严重的是朱温的叛变，立刻让关中还没站稳脚跟的黄巢变得大为艰难。
不容忽视的是，在河东山西，还有一个李克用。
根据在他东南的战绩，在战略布局上，黄巢应该先把江南消化。其次，攻占两淮之后，应该继续经营山东，而不应该把兵锋指向中原和关中。在略定东南、两淮和山东之后应该学曹操，北向争夺幽燕，隔着太行山和李克用鏖战北方，干脆就先把中原空出来。
如此一来，大齐zhengquan和李唐王室就形成了彻底的东西对抗局面，而李克用还算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势力，完全可以作为同李唐对抗的一颗重要棋子。毕竟，山西在争霸北方的过程中太重要了。
等到被迫出关中，黄巢再也没有任何一块战略之资可供立足。最终死在山东。
山东在方位之争中的地位恰恰就在于很好的补充了两淮对江南的屏护态势。
这一点，朱元璋是做得最好的，他也借此成功地完成了北伐。
17.天下未安 忘战必危
“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史记》
公元前221年，王贲从燕代故地奉命南下执掌灭齐战事。
根据秦廷之前的部署：先行灭楚，震慑齐国，期望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王贲先行陈兵于位于巨野泽畔同时也是号称齐国西北门户的历下城郊山地，牢牢监视着与自己对峙的30万齐国大军，并不出战。
不料，这东方大邦果然不战而降。
应该说，齐国的这30万大军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事先，秦军对齐军采取的只是骚扰战术，完全只是试探性的进攻，岂料这30大军竟然一哄而散，纷纷逃入齐国腹地，将西北门户拱手让人。
等到秦军顺利地开进到临淄城下，齐相后胜见大势已去，只好建议齐王建出城投降。
至此，从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齐国举国举军投降，秦王赢政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成功地横扫六合，一统华夏。结束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维持了几千年的分治模式，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暂新的一页。
齐国的灭亡留给人思考的东西有很多。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其令人不可思议的忘战思维。
“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於共。”---《史记》
以太史公个人的历史观而言，这段论述还是很客观的。但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其中有两个疑点：
1.“君王后贤，事秦谨”。“事秦”的结果是：秦国在中原、山西、幽燕、两淮、江南同诸侯杀得天昏地暗，而齐国撒手不管，好像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2.“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古来东海之风也是彪悍劲勇，尚武之风仅仅稍逊于秦赵，且“民多智，好议论”,后来更有“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可以看出，齐国民众并非是易与之辈，其心中也并非是没有国家观念。而在灭国的关头，举国都没有反抗。
这两个疑点分明折射出了在战国中后期齐国的忘战思维。但是这种忘战思维居然出现在邦国血拼、刀兵连绵的时代！甚至在天下纷争进入关键的时刻，竟然出现了“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的局面！再联系齐国在战国中前期的作为（尤其是在只余两城的情况下仍然顽强的完成了复国大业），不禁让人陷入沉思。
孙先生的书中，第四部《阳谋春秋》里面，他提到了秦国的法治模式和山东六国的治国模式，但几乎是一笔带过，没有展开深入的论述，但也足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这里提到的“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指的正是太公、管仲对发展国家工商业的极力推崇。
作者的这一番话可能包含有借古言今的意味。但仔细揣摩，可以发现姜太公和管子的这种立民之道和治国理念的确是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甚至比之单纯的法治都有诸多的优越之处。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
太公封到齐国后，史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旦起初是被封在了鲁国，但他并没有前去就国，而是留在了武王和成王身边辅政。在此期间，周公的作为向后人充分诠释了为何人们对“圣人”会如此崇拜。特别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这一宝贵的人才理念，更是大大的启发着后人。
而这个齐鲁两国归都报政的故事则表现出了周公深彻的历史洞察力，后来鲁国的结局果然没有超出他的预料。
太公在齐地荡平几个作乱的小部族后，开始实行“简政”，因地制宜，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直接导致“人民多归齐”，大国之形初成。经历管、蔡作乱后，王室给姜齐下的定义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也从此由一个地狭人少的小国逐渐成长为真正的“东海大邦”。
正是由于太公奠定的此番基础，后来田氏代齐后，也顺应了这种经邦济世的理念。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一个名叫管仲的千古奇才继承并发扬了太公的治国安民之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太为人注意但的确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孙先生的“更具深远意义”，指的就是这个吧。
“管仲既任政相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史记》
应该说太史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孔子对管仲的“小”评，而恰好就借用了孔子自己的话中肯地表达了对管仲的好评。
“管仲既任政相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史记》
应该说太史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孔子对管仲的“小”评，特别是对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一事，恰好就借用了孔子自己的话中肯地表达了对管仲的赞扬。
重点来看看管仲的经济思想。
（1）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管子.五辅》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国蓄》
管仲所认为的“本事”正是农业。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法令。首先，“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 这里“务在四时”指的是农业耕作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根据不同季节时令来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守在仓廪”，则讲的是国家要善于储存和保管粮食，以有利于政府对进仓粮食的控制。其次，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定保障农业生产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和“均地分力”--《管子.乘马》 前者指的是国家要加强土地管理，务必掌握实际可耕地的土地状况，包括土地大小、多少、肥沃贫瘠程度等。根据不同土地的先天条件的优劣，进行适当的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管子.乘马》。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后者则指的是分田到户。这样可以实现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从效果来看，此举是对井田制最直接的否定，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此外，管仲还主张在农忙时节集中各种资源服务于农业生产。再次，“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 管仲总结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五大灾害为：水、旱、风雾雪霜、瘟疫、虫，其中又以“水最为大”，从而高度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的经营。
除了粮食生产，管子还主张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比如种植桑麻，树木，瓜蔬以及饲养六畜，从而广开财路。
“末业”则指的是手工业和商业。“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管子.七法》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管子.禁藏》
可以看出，与后世“重农抑商”不同的是，管仲并没有忽视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作为农业的有效补充，他充分肯定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辛苦劳动以及这些劳动对“富民”的积极作用。
（2）国家有效地干预经济活动
首先，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务必控制住这两项事关重大的经济物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山海，指的就是铁和盐。
其次，由government“平准”粮价。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这种平准思想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首创。
再次，由国家来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指的就是“本事”和“末业”。为了保证“本事”的根本地位，避免民众由于盲目逐利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国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农业从业人口往这些“末业”的转移，但绝不是无限制的打击或是抑制。
最后，主张货币流通，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正是“以轻重御天下之道”，“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强调国家应该要从掌握货币出发而保持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动权。
（3）灵活多变的财税征收体系
前文提到了根据土地状况的不同，主张对土地数量实施折算，尽可能做到“均地分力”。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相地而衰征”。也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程度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此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情况而“衰征”的政策：“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管子.大匡》
同时，对人头税、牲畜税、果木税等赤裸裸的强制性税种不征或者尽量少征，主张民众缴纳“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和“予之为取”性质的间接税。这一财税征收体系配合货币流通机制，很好的保障了国家拥有稳定的税源。
（4）注重对外贸易和消费
“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也就是说，应该要放眼全天下的财富，并从“国不可成”的高度阐述了这种思维的地位。要做到揽“天下之财”，无非就是两种手段，一是武力征服，二就是通过贸易的手段。“因天下以制天下”---《轻重丁》这里讲得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战。主张密切关注列国市场行情的变化，充分利用货币对价格调节的机制，慎重地决定商品的进出口和周转。
作为一种常识，今天的人都知道消费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看看管仲是怎么说的：
“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乘马》
“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管子.侈糜》
这里说的是在国家首先建立起了储备的情况下，应该要适当地刺激消费，以带动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灾荒年份，国家应该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但他并不是把奢侈作为目的，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所以他接着就说了：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百姓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 --《管子.八观》
也就是说，作为调控经济增长的手段，鼓励消费甚至奢侈品的消费，管仲认为这是必须的；但站在统御整个国家的高度，过度的奢侈消费则又会带来种种隐患。一言概之，正是奢俭并重。
应该说，管仲的这番“侈糜论”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
这以千古命题正是齐国名将田穰苴自己提出来的。看起来似乎又是一则历史个案，教人感慨万千。
齐国一直这样忘战吗？不是。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史记》
这是魏国上将军庞涓遣兵灭赵时，面对赵国使臣的求援，齐国朝堂的一次对话。应该说段干朋的一番话还是很现实的。因为当时齐国的西北境和赵国接壤，一旦魏国成功的吞并赵国，弄不好魏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齐国自己。于是就有了孙膑的围魏救赵。
考察齐国在整个战国时期在军事上的作为，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度对魏用兵和田单复国。前者摧毁了魏国的霸主地位，使得整个华夏出现了罕见的均势局面。后者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战，立足于半岛东南的两城成功地将气焰正盛的燕国赶出国境，从而完成复国大业。其他的，还有灭鲁，攻卫、扶持中山骚扰赵国，灭宋等等。可以看出，除了兵出中原两度围困大梁城外，其他的战事不是发生在国境附近就是在国内，而桂陵、马陵之战的决胜还是在自己边境完成的。至于几度合纵抗秦，齐国也从来没有表现得很抢眼。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
（1）两度对魏用兵之后，正是齐国走出半岛占据霸主地位的千载良机。因为这个时候的秦国还处在上升阶段，其实力还不足以称霸；赵国也还没有开始胡服骑射改革，其军事强国的地位也还没有形成。更何况这两场战事齐国自己是彻底的赢家，因为此时的赵魏同时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可齐国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偏安在东海。史载的原因是将相失和。
（2）灭宋之战。观察宋国在天下格局中的地位，可以看出，这块地盘恰好卡在齐国西出中原的正面，灭掉宋国之后这里可以作为齐国西出的一块战略基地。可偏偏是直接导致了联军灭齐。灭一宋国就能招致天下汹汹？
因了这两点，是不是可以说齐国的这种忘战思维和自己固有的地理形势有关？
根据山东“战守之冲”的地位，崛起于这里的势力纵横四出理应是威力无穷才对。可问题是这还要看整个天下的大势。本来齐国有机会成功地将势力渗透进中原和幽燕（尤其是幽燕），可等到放弃之后，秦赵先后崛起了。
如果说秦国不和齐国接壤，威胁并不直接的话，那么，胡服骑射改革之后的赵国就是典型的压顶之势了。等到赵国灭掉其腹地内的中山国，这种压力则更为直接。
后来形势急剧变化，由于秦国东出之后咄咄逼人，抗秦一时间成为主题，赵国也在事实上做了六国抗秦轴心，除了燕国在赵国危难的时刻趁火打劫之外，一直以来其余五国对赵国或多或少还是抱有一些期望的。
但是，似乎也就是从赵国崛起之后，齐国的外交政策悄然发生了变化。秦国在远交近攻策略的指导下，十分努力地交好齐国。这齐国居然真的就懵懵懂懂的和秦国交好了。完全没有想到秦国的这种交好只是为了孤立赵国，也没有想到等到赵国这座大山被扳倒之后秦国必然不会继续交好于自己。
可反过来说，齐国该怎么做？似乎很为难：和秦国一起夹击赵国？即便是这样，秦国也绝对不会让齐国占多大便宜，顶多让你占据赵国在幽燕境内的中南部地区，而秦国则稳占山西，仍然是压倒性的优势。更别提占据幽燕北部的还是自己的死敌燕国。南下攻楚？楚国的都城正在淮南寿春，南进阻力很大。再说这楚国是畏秦，可不一定畏齐。西出中原？似乎算是一条路。问题是中原四战之地，能攻未必能守。而且韩魏在中原被秦国已经是蚕食得支离破碎了，贸然进取无疑是和“虎狼”直接为敌。
也就是说，齐国在错过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之后，后来的形势特别是秦赵的崛起，的确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然而，面临如此不利的形势，齐国就必须要忘战？这东海大邦没有一战之力？坚持“事秦”国策并极有主见的君王后和唯母命是从的齐王建果真要背负起忘战的全部责任？
如果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呢？
之所以说“相对和平”，乃是出于空间、时间范围的考虑。
空间方面，一地之和平并不能代表全天下之和平；
时间方面，强盛一时也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强盛。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北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苏秦《史记》
从苏秦生动的描述可以看出，齐国的富庶实在是要超出其他战国许多。而且，这齐国的“事秦”心态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更不是后来君王后和齐王建的“创造”。
作为一个策士，苏秦的说辞有时也难免有夸大之处。但经历了在秦国的那番遭遇，加上他根本就不是那种靠着忽悠之术而求混口饭吃的混子，岂能信口开河般地满嘴跑火车？
（基于这种可信度）因此按照他的说法，齐国地广人众，且民间多有殷实之家。临淄城的气象更是非凡，仅立足于该城就能成军二十余万。他要表达一个什么观点？正是在劝说齐宣王不要满足于偏安东海。
不幸的是，齐宣王在重用苏秦变法而“齐益强”后，其继任者齐闵王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好战必亡。
不是好战就是忘战，这齐国当真滑稽也。
历史上也确实是存在这样奇特的现象：富庶的国家不是好战就是忘战。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民本思想在这里体现得很清楚，齐闵王就是没有看到，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战分子。
到了后来，乐毅破齐而又艰难复国之后，齐国元气大伤，偏安理念更加根深蒂固。
等到秦军开进临淄城，“民莫敢格者”。而所谓“王建听后胜计”之类不过也就是在当时形势之下的必然举动。
一般说来，庙堂放弃抵抗往往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投降，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而齐国就这样不温不火的灭亡了。这说明了两点：
首先，民众对这个惯于偏安的政权已经是彻底失望了。
其次，富庶和相对安定的环境也的确是淡化了几乎整个庙堂以及部分民众的尚武精神和抗争意志（至于后来田氏后裔借复辟之风参与了倒秦之战，则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不论）。
对比赵国这个同样是变法不彻底的一个邦国，用管子的话：“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可以看出，一直以来赵国恰好就切合了这种情势。这个邦国的乱政也始终凝聚不起民众的力量。胡服骑射锐意进取，强盛一时；“其民皆习兵”，尚武成风，但也终究没能逃脱灭国厄运。
也就是说，对比于军事强国的灭亡，经济强国的灭亡同样引人深思。
难道，富庶和强大果真难以有机的统一在一起？
再回到孙先生的“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这一评述。
“法者，所以爱民也。”在这一前提之下实施法治，从而构建起的整个国家大厦能更加紧密地将庙堂和民众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刻能“远近一心，众寡同力”，进而“战可以必胜，守可以必固”。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天下未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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