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5月，根据美国邦联大会的邀请，在乔治·华盛顿的主持下，邦联各盟国在费城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原本是要修改执行了八年之久的《邦联条例》，但经过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却重新制定了一部取而代之的新宪法。因此，这次会议变成了美国的制宪会议，历史上称为费城会议。
费城制宪会议上，共提交了四种宪法方案：一是伦道夫（实际起草人是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方案，一是平克尼方案，一是佩特森的新泽西方案，一是汉密尔顿方案，会议主要讨论了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会议上，代表们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保护自由与财产，视政府为契约；支持共和政体和立宪政体，反对专横而不受限制的政府；接受平衡政府的哲学，赞同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独立的司法机关和设立两院制；认同国家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以个人为基础并对个人行使权力的全国政府；同意授予国会为确保合众国的和谐不因执行州立法而受破坏所需的一切权力等。但是由于代表们来自不同州，具有不同的利益和意见，并反映了较大的盟国和较小的盟国的利益，因此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进展，这就是代表权问题。较大盟国的人口比例代表制和较小盟国的各州平等代表制两种意见各执一端，争执不下。
要从多元利益格局中产生共识，就必须要有妥协合作的精神。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就是：“手艺人制作木头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一，不合格，他们就两边各削去一些，让各方严缝，桌子就稳定了。按照这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因此为打破议会比例代表制问题上的僵局，制宪会议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实际上，6月29日的表决中已经显出了一线光明：小盟国方面将以下议院人口代表制换取上议院各州平等代表制作为妥协。双方的温和派都看到了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便积极推动妥协，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为这种妥协辩护，指出“我们部分是国家部分是联邦。第一院的席位实行比例制，有利于国家原则，保障了大邦对付小邦。席位平等，有利于联邦原则，体现保障小邦对付大邦的必要性。”他相信，“在这样一个中间立场上就可以实现折中。如果不能实现折中我们这个会议不仅徒劳而且比徒劳更糟。”他强调，某种折中是必要的，他看不出来还有什么更方便更合乎理性的办法。但在7月2日就此表决时仍为5：5相持不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11人委员会来设计一个妥协方案，经过紧张的工作，该委员会于7月5日设计一个妥协案。由于康涅狄格代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历史上把这个方案称为“康涅狄格妥协案”。会议以此为基础进行表决，终于达成了如下的妥协：议会众议院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各州议席，每4万人产生一名议员（后来宪法定稿时，改为每3万人产生1名）；参议院每州2名议员，各州平等，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议员每人一票，并由议员各自单独投票，而不是新泽西方案所提出的各州集体投票，一州一票；同时，一切征税和拨款议案沿袭了过去由议会下院提出的规则。同时，制宪会议也就北部与南部关于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联邦议会管理贸易的权利，总统选举方式，选举人资格，联邦和州的权利划分等问题达成了妥协。总之，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各派达成了一系列的伟大妥协。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达成的伟大妥协，不只是一些关于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妥协，更重要的是两种主要倾向的妥协，一种是适应全国统一市场发展的要求和建立统一国家的趋势，另一种是刚刚建立赢得独立的各国要求保持较大自主权的愿望。因此，所谓伟大的妥协说到底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妥协。而这妥协，也正体现出美国人尤其是是开国的先贤们的务实、求是的精神。只有务实求真，不走极端，不求完美无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联合并寻求妥协，才有希望和可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形式。可以说，大到美国的联邦制，小到议会的一部法案，这其中都蕴藏着伟大的妥协，而妥协的背后是务实，务实的结果是富强。以此，说费城会议奠定了美国强大的基石毫不过分。会议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就一个个重大的议题，在这么复杂的利益博弈之中，得出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而且是在双方平等对话、没有第三方调停和仲裁的情况下得出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对于当时的美国，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各州达成了共识，由名义上建国后的统一实现了事实上的统一。此后美国领土不断扩张，英国的威胁逐渐消除，国际声望蒸蒸日上，可以说，没有费城会议，就没有美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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