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作者朱或，成书于1119年)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1124年，在许兢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在发现磁石能够吸铁的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制造了“司南”，广泛运用于陆上测量。而欧洲直到千年之后，才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结合指南针的使用，详细标注航路的情况，也称为“针经”、“针谱”或“针策”。到了元代。指南针成为中国航海的主要导航方式，不论昼夜晴阴都用。
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中国海船，实际上成为全球海洋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则记载了200多个国家，其中的99个是他本人“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人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杂识》)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夷坚志》)。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也是被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两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来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确定了“不征异国”的国策，此后更是宣布了15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明成祖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耀兵异域”，恰恰相反，“耀兵异域”的威慑作用，才是确保“彼不为中国患者”的前提，而郑和的庞大舰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的最好载体。
梁启超在其著作《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郑和下西洋的“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会颁布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
民族去势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出使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白银，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都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自此崩溃。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也成为日后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1437)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
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1424)，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五品以上高级干部工资的70％为实物，五品以下的60％为实物。明成祖死后，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宣德九年(1434)以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发放给了官员们。不久又扩大到军队中，军饷的一半由胡椒、苏木代替。这种特殊的“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四十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因胡椒、苏木库存耗净才停止。“万邦来朝”的库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个世纪，期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摧毁航海技术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更令后世郁闷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记录中谦卑恭顺的朝贡文书，可能大多数并非朝贡者的原意，而只是翻译上的“技术性处理”。据说，至今在马六甲博物馆，还有明朝使节跪拜满刺加(马六甲)国王的大型雕塑，这与中国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谕，马六甲国王到中国朝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直达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插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虽然是公权力无远弗届的伟大，却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如果不依附于权力，就完全失去了脊梁骨；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梁启超曾将郑和与达伽马、哥伦布并列，并哀叹：“哥仑(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实在是高抬了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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