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了22年的风雨，巨型“天眼”终于向世界睁开，让中国的射电天文学一举领先世界水平10到20年。然而，就在“中国天眼”运行将满一年、首批成果即将出炉的时候，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72岁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却悄然离去，这位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天眼”、被尊为“中国天眼之父”的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的经典回眸
最后的时光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这是南仁东刚刚得病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当时，他的学生、助理姜鹏只觉得这是句玩笑，不曾想，他真就这么悄悄地出国看病，自己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5月15日，就在南仁东出国的前几日，姜鹏在电话里汇报完工作，突然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他低沉的声音说：“是的。”沉默半刻后，他问：“你有时间回来吗？”姜鹏当时没有多想，就一贯的直来直去：“这边儿事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
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成了诀别，成为姜鹏心头难以平复的遗憾。
在得知他已经离世的时候，姜鹏打开邮箱里南仁东的最后一封邮件，回复道：“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呢……”
怎么可能忘记你
“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他曾和家人说过这样的话。如今，这个洒脱的老爷子独自驾鹤西去，并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再谈起南仁东，他的学生、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她总以为自己还能再见到那个似乎无所不知、爱抽烟、嘴硬心软的老爷子，听到他在隔壁办公室喊自己的名字。而这些昔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FAST人都非常非常敬重他。”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告诉记者，在南老师过世之后，很多合作单位、评审专家都自发打电话来问候，为他的离去感到悲痛。还有人自发地在南仁东生前工作的办公室门口献上鲜花，有人路过他的办公室时，会在门口鞠躬致敬。
一个神奇的老头
“他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不讲究。”一位学生这么形容南仁东。
FAST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蜀新对记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有个性、爱美的老爷子。他说，老爷子的审美很好，“你看FAST多漂亮。”。
这样一个爱音乐、爱画画，常年留着小胡子、爱穿西装的“讲究人”，却是个相当随性的老头儿。他爱抽烟、爱喝可乐，还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全都成饼干末儿了。
他精干、率性、气场强大，姜鹏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一看他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
他给学生发邮件都自称“老南”，也让大家直接这么叫他。而大伙儿私下里更爱喊他“老爷子”。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身任FAST工程“总司令”的他竟成了现场与工人最好的朋友。同事们回忆，南仁东常常跑到工棚里和他们聊家长里短，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经常给工人带些零食，还和老伴亲自跑到市场给他们买过衣服。而工人们也完全不把他当“大科学家”，甚至直接用自己吃过饭的碗盛水给他喝，像家人一般不避嫌。
南仁东（右五）和工程人员、施工工人合影留念
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善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人。南仁东过70岁生日，学生们要给他庆祝，他只同意简单一起到园区餐厅吃了个午饭；他生病期间，学生们去看他，他说人来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许带；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却经常带学生改善生活、操心他们的工作和发展。在贵州山区，他见到当地人生活的艰苦、上学的不易，就自掏腰包给予他们资助。时至今日，仍有受助的学生给他写信。
最令姜鹏羡慕甚至有点“嫉妒”是，“老南”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年轻时，他曾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跑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上山下乡的十年里苦中作乐，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后，又跑去荷兰求学，之后在日本工作当了客座教授，最后又回到了祖国。
对于这其中精彩的细节，姜鹏听得“如痴如醉”。一开始以为他在吹牛，慢慢发现不是这样——“我能求证的事情，他说的都是真的。”在姜鹏眼里，南仁东的人生充满着执着、义气和随性，“太有意思了，我太喜欢了。”
FAST是他的生命
同事们都说，FAST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长时间的巨大压力，压垮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令南仁东原本健壮的身体不堪重负。
FAST是我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让中国有了一个领先世界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南仁东当仁不让，挑起了重担。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项目做不好没办法交代。”共事多年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道。
20多年来，南仁东始终以超强的责任感来应对超负荷的工作量，癌症发病后仍然坚持工作。这在斯可克看来，是一种不惜以命相搏的悲壮。
在FAST，南仁东是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常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
这让一贯洒脱的南仁东也有了寝食难安、手足无措的时候。“也许是他背负太多的责任了。”他的学生、助理姜鹏说。那是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来的FAST经历的一场重大技术风险，即索网的疲劳问题。2010年，工程从知名企业购买的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
姜鹏说，“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疲劳问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却迟迟定不下来，可想‘老南’的压力之大。”
南仁东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姜鹏说，他不在乎名利，不然也不会放弃日本的高薪，对于院士的名头也相当淡然。“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自己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
南仁东在FAST工程施工现场
2014年，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南仁东立志要第一个爬上所有塔的塔顶。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真的一座一座都亲自爬上去了。回想起南老师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不禁感慨：FAST就像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拥抱望远镜。
在FAST竣工落成的当天，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望着“初长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欣慰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群山之中的FAST，成为南仁东人生最后的绝唱
照片上的人，面容沧桑、皮肤黝黑，
如果初次见面，大概每个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农民，就连他自己都自称是农民。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位“农民”，造出了一口世界最牛的“大锅”，
因为它叫：天眼，它震惊了全世界！
天眼，到底有多牛？它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大国重器，苍穹之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比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灵敏度高10倍，
比美国阿雷西博350米望远镜，综合性高10倍，
它一开机，就能收到，1351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未来可用于捕捉外星生命信号！
1945年，他出生于吉林辽源，从小就是个妥妥的学霸，高考时更是以平均98.6分的成绩，
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习。
他也是当地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的高材生。
南仁东的成绩单学业这么牛？他一定是书呆子吧？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仅是学霸，
还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大学时，他就利用大串联的机会，
从广州到新疆天山，潇洒游遍大半个中国。毕业后，正赶上文革，
他被下放到吉林的车间，他干什么像什么，无所不精，开山放炮、水道、锻造……
临了还当上了厂里的技术科长。
在才艺方面，他也毫不逊色。刚被下放时，留着一头长发，活脱脱一副艺术家的气质。
他的绘画水平也十分精湛。
如此多才多艺的他，有太多的职业可以选择，可最终，他却选择了天文……
不是都说天文不好考吗？有股倔劲的他一定要考。而没想到，他真的考上了！
大学里照样成绩优异，毕业后，又派去荷兰，
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之后，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他做客座教授，
他还用业余时间创作油画《富士山》，至今仍被悬挂在该校的大厅里。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1984年，他开始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
持完成了欧洲及全球网十余次观测。成了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一流科学家，
得到了全世界天文界的青睐，可就在如此辉煌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毅然舍弃高薪，决定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
而那时他一年的工资，仅仅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多人都说他傻，可他自己心里明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1993年，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正在进行，全世界先进国家的科学家们，
都希望在全球电波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前，能建造出新一代的射电“大望远镜”，
以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代表中国参会的他，激动地对身边的同事说：
咱们也建一个吧。”
就他这一句话，便开启了一段22年，
仰望星空的浪漫冒险！
想制造射电“大望远镜”那可是上十亿的经费，90年代的中国哪有这样的条件？
那时，核心技术遭遇封锁、关键材料需要攻关，想建一个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都很难，
可他：竟然还想建一个直径500米，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那可更是难上加难啊！可他又来起了那股倔劲，不能放弃，先自己干起来再说。
要比其他国家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时效，选址就是关键。
于是他带着咸菜，扛起锄头，这个曾经深爱西装的海外归国科学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跑遍全国各地，什么荒郊野外都去过，
在祖国西南的一座座大山里冲锋！
山险路难，很多地方，当地老农都不敢走，他却从不回头，
从1994年到2005年，为了最好的地址，他就在祖国各地的奔波中，度过了11年！
云贵高原喀斯特洼地，成为天眼最终落脚地边选址，还要边为工程立项奔波。
他清楚地知道，要建一个500米口径的大家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块头，需要大资金，
必须得充分论证！尽快立项！
不立项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团队
没有团队一切都是徒劳他无时无刻不在拼命，他为自己的这个项目起名叫:FAST,
就是希望项目尽快完成。
为了项目材料尽快审批成功，
他逐字逐句推敲。几乎每天都干到了凌晨。
他满中国各地跑，
没经费就自己掏钱买火车票，
一家挨一家地谈
在他的努力下，最后立项申请书上，
多出了二十多个合作单位的名字。
就这样，他一个科学家，又被立项逼成了推销员
那几年里，无论大会小会、国外国内，
他逢人就推销自己的大望远镜项目。
他曾自嘲道：
“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
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
度过了举步维艰的最初十年，FAST项目在世界上渐渐有了名气，这当然和他的个人影响力也分不开，
2006年，就曾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科学家推选他为：国际天文学会射电专业部主席。接下来在国内，FAST项目，
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有突破性进展。可到了2006年，立项还是没下来！
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会议上，他再也忍不住了，激动的对着所有人说：
第一，我们干了十几年，没有名分，我们要名分，FAST到底是有没有可能立项？
这么多人参与了。
第二，我们身无分文，别人搞大科学工程预研究，
上千万，上亿，我们囊空如洗。就这样，在他的不断争取下，历经12年，射电望远镜立项书，
终于提交到最后的国际评审环节。到了2007年，国家终于批复了他的立项申请，
2011年，村民搬迁安置完毕，他心心念念的FAST项目终于动工了！
他是FAST项目，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本可以遥控指挥，
却偏偏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亲自参与工程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来之不易，
他要求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整个工程中他既能上钢架去拧螺丝，也能用扁铲去削平钢材，还能在高空梁山上打孔套丝，
更能看试播器调整设备
他身边的同事都说：
术业有专攻，在这个项目里，
我们要么不懂天文，要么不懂无线电，要么不懂金属工艺，要么不会画图，不懂力学，
这几条能做到一条就算不错了
可南老偏偏几乎都懂。
可他却说：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
没有特别多的理想，
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
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
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
我就得负点责任。
苍天有眼，
他坚守初心，仰望苍穹，
22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尽管项目需要2亿美金，
尽管随时困难重重，
可在他十几年“太过努力”的付出之后，
2016年9月25日，中国的天眼，FAST项目，终于完工！
消息一出，全中国都沸腾了！
总书记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全世界也轰动了！
英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巨型射电望远镜，是其远大科学雄心的象征”
其他外国媒体说：“中国也终于进入了观天时代，它将持续领先世界二十年”
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二十年“铸天眼”。20年，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
开发商能变成首富，手机能出20多代，可他用20年，就只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天眼！
他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
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天眼工程完美交工了，
可当初热血的他已经苍老，
洪亮的嗓音变得嘶哑，
曾跑遍全中国的双腿已不再矫健。
他把仿佛挥洒不完的精力，
全部留给了“中国天眼”，
自己却重重地病倒了……
检查出来的是可怕的肺癌，
手术后声音沙哑到几乎说不出话来，
身体更是虚弱得不行，
可他还是坚持飞到贵州，
亲眼见证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
大科学工程竣工。
而就在天眼投入运行，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2017年9月15日23点多，
由于肺癌病情恶化，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享年，72岁。
在去世之前，
他只留下了一个简短遗愿：
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国家天文台随即发布讣告：
遵其遗愿，丧事从简
不举行追悼仪式。
干干净净地来，默默无闻地走，
他留存的是一位科学家的淡泊和风骨。
而此时距离9月25日，
FAST工程一周年庆祝，
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
而他却再也没有等到。
痛心的是，属于他的中科院院士，
如今，刚刚进行到提名完成。
他报效祖国，无私奉献，
肯定心里也没有渴求过，
能有多少人能知道他、记得他。
可我们却不应该觉得，
这就是理所应当啊。
一个民族，正是有像他这样，
仰望星空的人，
我们的民族才能有希望。
龙之角，凤之冠，国之栋梁，
因为苍天有眼，大众有心！
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却为祖国，全人类，
打开了另一只天眼。
英雄已落幕，但却不该被遗忘，
今天就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记住一个伟大的名字：
2016年，举世瞩目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大窝凼(dang)洼地完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天文观测上承载了新的使命。然而，FAST背后的艰辛却鲜为人知。
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二十年铸“天镜”,南仁东、聂跃平这些名字已然与FAST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成就了FAST,FAST也成就了他们。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聂跃平带领团队寻寻觅觅，终于给FAST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这是怎样一段令人心折的故事？
聂跃平
FAST系统总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非再生资源遥感应用研究室主任，
中科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以下内容为聂跃平演讲实录：
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聊FAST。
大家看这个大锅，直径500米，接收面积有32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探测能力是137亿光年以远，大家算一下就知道这有多遥远。我是怎么和这个大家伙结缘的呢？这得从我的生长、学习、工作环境说起。
这是我生长的地方，贵州独山县，一个喀斯特地貌发育的美丽地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河里有野生的大鱼，天上飞有各种飞鸟，山里都有豺狼虎豹，这一点也不夸张。
我生在上个世纪的1958年，小时候很调皮，经常背着家人跑出去玩。看到河流和山川，特别是山洞，就总在想，这些地下暗河是怎么形成的？有些河，流着流着就下去了，可一会儿又从那边冒出来，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带着这些疑惑，我读完了高中。那时候高中毕业要下乡当知青，很艰苦。我16岁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干的活跟大人是一样的。我估计现在的16岁孩子，大多还离不开父母。1977年我考上大学，带着这些疑惑挑了一个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专业。到了大学才知道，贵州是一个喀斯特面积占了70%的省份，所以它的风景很美丽，但是土地很贫瘠。
因为喀斯特的岩性是碳酸盐，它可以被水溶解，贵州水又多，所以地表水下来以后就往地下走了，地表没有水，地下水很丰富，但是你取不到。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地矿局工作。可能与喀斯特有缘，我分过去的时候，当时正好单位接受了国家项目黔南岩溶研究，研究它到底怎么发育的，怎么来治理它。出于这个目的，当时项目划了一块七万平方公里——一个贵州岩溶发育最好的地方进行研究。
五年之内，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基本上跑遍了，比如暗河、溶洞等等，特别是跟后面有关系的洼地。洼地很深，全是岩石，岩石上面有点土可能会长点树，树也不会成材，要种庄稼也很困难，所以我觉得有啥用呀，就没在意这件事。但是整个贵州、黔南的喀斯特发育规律我基本上心里有数了。
1988年后，我到南京大学去念硕士和博士，正好我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任美锷先生。他抗日战争的时候，跟随浙江大学到贵州做岩溶方面的研究。他听说我在贵州搞过系统的岩溶课题，他就对我下猛药了，把他平时所有喀斯特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全交给我了。
1993年我到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师从我国著名的遥感学家陈述彭先生。1994年，我想遥感技术学了以后，怎样在喀斯特地区发挥遥感的作用？我想来想去，正在发愁怎么办，怎么用，这时候，照片上这个人，当时国家天文台（当时叫北京天文台）的副台长南仁东——现在是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他找到了遥感所。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1993年他们在日本开了一个天文大会，提到射电望远镜，因为射电望远镜（可以）探知未来，你的设备不行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回到国内以后，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射电望远镜。但是全国这么大的面积，要找这么大的坑，要上哪儿找？
所以他们找到遥感所，遥感所就向他们推荐我，说正好有一个博士是专门研究洼地的。因为喀斯特洼地在西南地区发育最好，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当时就跟我说要找一个坑，我问有什么条件。他说，第一这个坑要圆，不管什么坑就是要圆；第二交通要方便，不要在喜马拉雅山，再好的坑也去不了；还要相对的隔离，人不能太多，人多了也建不成；最关键的一条，要没有无线电干扰。
我想贵州都符合这些条件，肯定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以后我就直接下去了，去了一个月。当时我也没把握，因为以前对喀斯特洼地没有这么详细地研究过。回来以后我给他写了一个报告。他当时在国外开会就说了这个事，国外专家说，你们贵州还有这个东西？他说有。
到了八九月份，就正式成立了FAST推进委员会，这个事就开始正儿八经的做了。这时候我被任命为选址组的课题负责人。我在贵州做了这么多年，虽然知道有洼地，但是贵州洼地成千上万，要挑最好的，怎么挑？
遥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当时的遥感分辨率没有现在那么高，现在是二十公分的分辨率，那时都是几十米，只能大概知道在哪一片。把洼地圈出来，我们通过半年多的时间，确认了四百多个，具体符不符合要求，那得去现场看，也不可能挨个跑。所以就在地形图上挨个对，定了一百多个洼地，然后这一百多个洼地都实地跑遍了。
贵州那个地方可能有些人去过，全是山。艰苦到哪一步呢？有时候我们下到洼地底，当地老百姓十几分钟下去了，我们要半个多小时才能下去。上来也是，我们上来得一个小时，而且累的不像样。而且贵州雨多，不小心踩滑一下，几十米就滚下去就完了，非常容易出危险。我有几次都滑下去，幸好树木比较多被拦住了。
我们去的地方必须远离城市和喧嚣，一年两年大家都能适应，时间长了一搞就是十年，大家都很疲惫，有些人就有点盯不住了。我也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贵州人，又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我想这个事还是得做，后面还会讲到为什么要坚定地做下去。
最后选来选去，选到了这个大窝凼洼地，名字是很形象的。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上有路，这个路怎么来的？是当年当地县政府组织当地的老百姓修的。当时我们没敢告诉他选在那儿了，但他们知道我们老往那个地方跑，就猜，然后组织老百姓就把路挖通了。
八公里，一分钱没花。当时因为县里面财政很困难，政府就给老百姓粮食、棉花，就这样挖，几个月就挖出来了，现在起码几千万才能修出来。所以他们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老百姓对这个事非常向往。
这个点定下来以后，我们要求它的工程量最小。因为如果工程量多了，要花几个亿去开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点定下来以后，还要用现代的技术，在十多年以前都是像仿真模拟这样比较高的技术。要用编程软件把每一个点都要走到，达到开挖量最小、最稳定，才能把这个位置定下来。
然后还要进行工程地质初勘，因为喀斯特下面很复杂，不知道哪里发溶洞，哪里有漏洞，哪里有管道，这个地基要求是非常高的。虽然通过物探，把异常的地方先圈起来，再用钻机勘探、取样，你看打出来的岩芯。
很困难，一百多米深，提一次钻就要几个小时。搞不好一打下去，那个钻头就卡在下面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打，打了几百个钻孔。在平地打没事，要到山上去打，那个钻就必须拆开，拆开以后再抬上去。因为打钻需要水和电，水还要请人挑。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还没有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原始状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06年FAST终于批下这个项目。这十几年，吃的苦都没关系，但是天文台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它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它只是一种设想，大家都觉得可以做，但是同时要开展五六个领域的研究，我的选址也是其中一个。
给的经费实在是太少了，那怎么办？当时我胆子也大，给周光召院长写了两次信，他批了两次。第一次给了五万块钱，第二次给了六万块钱，那时候已经很不简单了。随着选址的力度加大，经费还是不够。
科技部的原部长徐冠华，原来在我们所当过所长，当时我又给他写信，他看到情况又给了六万。最后我把我们所长郭华东院士带到现场，我说你看能否从所里支持一下，他看到大家条件很艰苦，的确很震撼。回来后，从所长创新基金给了我二十万，这下就安定下来了，后面国家立项就好办了。
国家立项之后就开干了。天文台任命我为台址开挖系统和勘探系统的总工程师，负责地质强勘、开挖设计等一系列的工作。从2006年批下来到去年，整整干了八年才建成。工程难度难到哪一步？要先把这些山劈下来，还要把它运出去，这个工程量大家可以想象。
后面的工作跟我没关系，后面都是机器上层建筑，我就是负责下面的部分。现在我们国家的工程能力非常强，方案确定很快就能起来。望远镜做成以后有三大创新点，选址成为创新点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利用了贵州喀斯特洼地来建这个大型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一个创新点。
这张照片是十多年以前照的，这一家人就是大窝凼下面的住户。1996年我第一次下洼地，他们问我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科学家。了不得！当时他们很穷啊，就叫他儿子抓鸡。
他们的鸡都养在山上，很难抓，抓了半天抓两只鸡回来，然后端出他们自己酿的米酒。喝! 我说喝吧。拿碗，我说这怎么喝？他说一口一碗。一尝才二十多度，我说没事儿，没事儿那就干吧！结果两碗下去就晕了，后来是他们把我扛上来的。鸡肉我一筷子没尝到，那个鸡是真正的土鸡！
这种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你看到那个拐棍没有？门口靠着那个竹竿，是专门给我准备的。因为后面人下去多了，就把我单独分开，说其他人的在那边，这是聂博士专用的。所以，可以说我跟当地的百姓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现在天眼建成了，当地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外国人去考察的时候，他们夹道欢迎。那些老外跟我说，从他们善良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向往现在已经实现了。
这个镇以前我去的时候，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全是草房。现在有三个五星级宾馆，有若干饭店，比如天文饭店什么的。我是前天才从那回来的，看到一个烧烤摊，叫什么天文烤肉，哎呀，真的是……。
而且那里已经建成天文小镇、天文博物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的确非常非常壮观，还带动了周边的县。
历经了22年的风雨，巨型“天眼”终于向世界睁开，让中国的射电天文学一举领先世界水平10到20年。然而，就在“中国天眼”运行将满一年、首批成果即将出炉的时候，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72岁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却悄然离去，这位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天眼”、被尊为“中国天眼之父”的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的经典回眸
最后的时光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这是南仁东刚刚得病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当时，他的学生、助理姜鹏只觉得这是句玩笑，不曾想，他真就这么悄悄地出国看病，自己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5月15日，就在南仁东出国的前几日，姜鹏在电话里汇报完工作，突然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他低沉的声音说：“是的。”沉默半刻后，他问：“你有时间回来吗？”姜鹏当时没有多想，就一贯的直来直去：“这边儿事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
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成了诀别，成为姜鹏心头难以平复的遗憾。
在得知他已经离世的时候，姜鹏打开邮箱里南仁东的最后一封邮件，回复道：“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呢……”
怎么可能忘记你
“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他曾和家人说过这样的话。如今，这个洒脱的老爷子独自驾鹤西去，并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再谈起南仁东，他的学生、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她总以为自己还能再见到那个似乎无所不知、爱抽烟、嘴硬心软的老爷子，听到他在隔壁办公室喊自己的名字。而这些昔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FAST人都非常非常敬重他。”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告诉记者，在南老师过世之后，很多合作单位、评审专家都自发打电话来问候，为他的离去感到悲痛。还有人自发地在南仁东生前工作的办公室门口献上鲜花，有人路过他的办公室时，会在门口鞠躬致敬。
一个神奇的老头
“他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不讲究。”一位学生这么形容南仁东。
FAST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蜀新对记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有个性、爱美的老爷子。他说，老爷子的审美很好，“你看FAST多漂亮。”。
这样一个爱音乐、爱画画，常年留着小胡子、爱穿西装的“讲究人”，却是个相当随性的老头儿。他爱抽烟、爱喝可乐，还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全都成饼干末儿了。
他精干、率性、气场强大，姜鹏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一看他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
他给学生发邮件都自称“老南”，也让大家直接这么叫他。而大伙儿私下里更爱喊他“老爷子”。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身任FAST工程“总司令”的他竟成了现场与工人最好的朋友。同事们回忆，南仁东常常跑到工棚里和他们聊家长里短，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经常给工人带些零食，还和老伴亲自跑到市场给他们买过衣服。而工人们也完全不把他当“大科学家”，甚至直接用自己吃过饭的碗盛水给他喝，像家人一般不避嫌。
南仁东（右五）和工程人员、施工工人合影留念
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善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人。南仁东过70岁生日，学生们要给他庆祝，他只同意简单一起到园区餐厅吃了个午饭；他生病期间，学生们去看他，他说人来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许带；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却经常带学生改善生活、操心他们的工作和发展。在贵州山区，他见到当地人生活的艰苦、上学的不易，就自掏腰包给予他们资助。时至今日，仍有受助的学生给他写信。
最令姜鹏羡慕甚至有点“嫉妒”是，“老南”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年轻时，他曾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跑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上山下乡的十年里苦中作乐，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后，又跑去荷兰求学，之后在日本工作当了客座教授，最后又回到了祖国。
对于这其中精彩的细节，姜鹏听得“如痴如醉”。一开始以为他在吹牛，慢慢发现不是这样——“我能求证的事情，他说的都是真的。”在姜鹏眼里，南仁东的人生充满着执着、义气和随性，“太有意思了，我太喜欢了。”
FAST是他的生命
同事们都说，FAST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长时间的巨大压力，压垮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令南仁东原本健壮的身体不堪重负。
FAST是我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让中国有了一个领先世界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南仁东当仁不让，挑起了重担。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项目做不好没办法交代。”共事多年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道。
20多年来，南仁东始终以超强的责任感来应对超负荷的工作量，癌症发病后仍然坚持工作。这在斯可克看来，是一种不惜以命相搏的悲壮。
在FAST，南仁东是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常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
这让一贯洒脱的南仁东也有了寝食难安、手足无措的时候。“也许是他背负太多的责任了。”他的学生、助理姜鹏说。那是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来的FAST经历的一场重大技术风险，即索网的疲劳问题。2010年，工程从知名企业购买的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
姜鹏说，“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疲劳问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却迟迟定不下来，可想‘老南’的压力之大。”
南仁东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姜鹏说，他不在乎名利，不然也不会放弃日本的高薪，对于院士的名头也相当淡然。“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自己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
南仁东在FAST工程施工现场
2014年，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南仁东立志要第一个爬上所有塔的塔顶。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真的一座一座都亲自爬上去了。回想起南老师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不禁感慨：FAST就像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拥抱望远镜。
在FAST竣工落成的当天，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望着“初长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欣慰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群山之中的FAST，成为南仁东人生最后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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