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紫禁城》2014年第12期
一鉴斋语：本文配图皆灰度照片，这一时期古墨请参考《天津博物馆文房藏品（二）墨》、《苏州博物馆文房藏品（二）墨》、《明清墨大藏家赵正范老师》这三篇文章。
清代乾隆御墨中的“御”字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乾隆帝组织的对内廷藏墨的整理活动，二是本意上的乾隆朝内廷墨品，即“御墨”是指供皇帝使用之墨。
清代制造过哪些御墨，迄今并无明确的研究。不过目前所知清宫御墨最早的是康熙朝内廷制品，但是种类和数量不多。雍正御墨的情况与康熙御墨相似。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墨，多由御书处“墨作”完成。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早在雍正时期，宫内藏墨已有相当数量，藏墨的管理工作亦被提上日程。乾隆即位之初，便组织了对内廷藏墨的清点、分类、鉴选工作。
清胡开文款八宝奇珍墨 故宫博物院藏
一、分类装箱和“收拾”
在清点藏墨时人们发现，宫廷藏墨有很大一部分已残缺损坏。于是造办处将鉴选过的墨按类进行了集中装箱。由于弘历特别重视明代方于鲁、程君房墨与“好古墨”的收藏和保管。对于盛装方、程墨箱子的样式和装潢都十分关心。通常贮藏在保存条件最好的“秘笈龙香”洋漆箱内。即便是方于鲁、程君房破墨以及“平常古墨”，如果损伤并不是特别厉害，同样被下令盛装于被命名为“秘笈龙香”的二号洋漆箱中。
对于新制乾隆御墨及刘源墨，造办处匣作同样不敢轻视。为此工匠们专门设计了洋漆箱屉，盒盖上刻“天章宝露”墨名，特别是“七层栏杆做七层花样”。至于刘源墨，档案中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将其进行重装。配套重装是将已经打乱不得不按形分类的墨照原来所制套墨的样式配套，再加包装，恢复套墨的原本状态。按照原本安排，完好的刘源墨被补入洋漆箱，箱盖刻“千秋元笏”四字。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弘历又提出将千秋元笏墨另配楠木箱。于是造办处将所藏这十四种墨重新清点、整理，贮以高档漆匣，题铭为“御香”，另有“乾隆戊午”字样，并分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匣藏贮，外以缂丝龙纹黄缎包袱裹之。尽管刘源墨的盛装箱多有变化，但是由于弘历对其的偏好以及刘源墨本身质量的过硬保证，对于其“破坏之墨”的处理仅仅是“粘补”或“粘好”。并无大规模“毁”做之举。
在对内廷藏墨的清点、归类过程中，人们发现“破”墨占有很大比重，如不经处理便无法继续加以收藏。对这些残缺、损坏的墨，弘历指示进行“收拾”。根据墨品破碎程度的不同，“收拾”的措施主要包括粘补、描金、局部改型、复制重做以及补制等内容。首先是粘补。粘补是“收拾”中最为初级的修补手段。此举对墨的原型做到最小程度的干预。特别是那些质量较好的墨品，如刘源墨、古墨等，一般不轻易毁掉，而是下令“好生粘严”、“粘好送进”以及“缺角粘补”等。其次是“钩金”。钩金即描金，是整个制墨工序中的一个步骤。由于保存不善，有些墨上原有的钩金彩画会逐渐褪掉。或者有些御墨在被呈览时尚未来得及进行描金。因而档案中有皇帝下令对其进行描补的明确记述。至于“钩金”的部位，多为墨上表达墨主题或最主要装饰之处，如墨名、龙纹等，而作为辅助装饰部分的云水纹则要求不多。再次是局部改型。此举主要是针对某些墨形较为完好，但是墨形不合心意者进行的局部改动。采取的策略是少动则佳的原则。如某锭朱墨的两头皆不合圣意，便被要求进行删改。又有琴式朱墨两锭的枕足不全。弘历下令“粘补、收拾，如收拾、粘补不得即将枕足磨平，入在配盛古墨箱内”。
至于那些过于残破或者艺术价值不高，已没有保留必要之墨品，乾隆帝下令进行毁做处理。大量关于毁墨的实例几乎贯穿乾隆的整个统治时期。其中除单列“破古墨”外，还记载有对明代仿程君房墨、仿方于鲁墨、刘源破墨以及破损的新墨进行毁做的情况。总体而言，弘历要求毁墨再制的根源是墨品中“胶败”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墨的完整保存。这是因为胶的优劣与使用多少是决定墨品保存时间长短的首要因素。关于“胶败”，宋人晁贯之在《墨经·新故》中有所论述：“凡新墨不及故墨。……胶久而固，固而乃发光彩。此古墨所以重于世。凡新墨不过三夏，殆不堪用。凡墨胶败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胶久之乃可和。”正因为如此，乾隆帝在其旨意中屡次提出“胶大些”或“加胶”、“多加胶”的字眼，这不仅是出于对其书画过程中墨色浓淡的考虑，而且包含着对于墨品本身保存条件的要求。古人以胶作为粘接剂、以模制墨的本意应当是使墨品的质地更加坚挺、使用更加便捷，但后来的发展却显然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墨开始成为集中展示书法、绘画、雕刻等传统文化的载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审美情趣。
清乾隆描金彩漆天保九如御墨 故宫博物院藏
二、新制墨
乾隆时期的内廷工匠会借鉴旧有墨样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本朝特征的新墨品，尤其以仿造康熙朝御墨和刘源各式博古墨最具特点。其改动的原则有三：一是在墨品命名上摹仿前朝墨；二是在造型上摹仿前朝墨；其三是完全仿制前朝墨，只不过在款识上署本朝款，即“大清乾隆年制（造）”等。乾隆御墨中仿造前代墨品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天章宝露”二十六锭彩墨与四十锭黑色墨。经查，无论是以上的二十六锭还是四十锭墨中如“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艳友”、“青圭”、“云汉为章”等皆取康熙朝御墨原名。有的则借鉴刘源墨造型：如仿刘源“宋砚”式、“有虞十二章”式、“龙德”式、“松风水月”式、“珮璜”式墨等。总体而言，这些墨品不仅在形制上完全模仿，而且在装饰内容与墨名上也相仿。有些御墨还在侧款上署有“养性殿珍藏”、“淳化轩珍藏”、“古华轩珍藏”、“乐寿堂珍藏”等字样，应是乾隆时期用于殿宇陈设特制的鉴藏墨品。此举明显是模仿康熙帝的做法并加以发挥。
还有一种“收拾”可以被归入“毁”墨系列。其主角有“收拾不得”以及“甚破坏者”。其方法是御书处将原墨捣碎后照原墨制模复制成“再和墨”。弘历特别要求墨品的保存时限和成套藏品整体性完整。另外某些墨由于体积过大，使用不便者，其样式也由大改小。一些样式不被乾隆看好的墨品需要重新制作。所谓“再和墨”，是指墨工将碎墨蒸浸以出胶，再以新胶调合，或者将旧墨残碎品捣碎加入若干药物等重新制造出的新墨。其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便是进行配料上的调制。因以残碎旧墨重制，故核减冰、麝。在制造再和墨的一系列工序中，仅仅省去了点烟、选烟的工序，其后的融胶、用药、蒸剂、锤捣、秤剂、压模、干燥、修整、装饰等工序一步不能少。关于再和墨，世间多有传闻。收藏家历来也都非常重视御墨的搜集。早在宋代，有人便将众名家的作品“和”在一起，认为这样的墨实乃“胜绝”。
清宫御墨制作深受徽州制墨法的影响。至于制墨人或监制人，世间传闻最为著名的便是徽州制墨名家汪近圣（一六九二年～一七六一年）之子汪惟高。据《绩溪县志》：“汪近圣，号鉴古，上田人。制墨精妙，六邑争购之。乾隆辛酉，子兆瑞同吴庆禄召选入京，于御书处开局监制，近圣墨名遂播一时。”按照明晟的说法，汪惟高离乡赴京的三年（一七四一年～一七四三年）中，“选名材，精器具，法必宗于古，式必从其新。教习制墨十函，使居肆者皆成其事，什袭者皆发其光”。由于其所制墨深得圣意，便随敕谕“仍照前造十函”。值得注意的是，汪惟高的前十函墨被称为“制”，后十函却被称为“造”。二字的变化，反映了汪惟高制墨逐渐得到弘历信任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鉴古斋墨薮》目录中在“辋川图”墨之前特意标注“进呈”二字。目前我们虽无法断定汪惟高所“造”御墨究竟有哪些，但是汪惟高在京营墨的经历仅由“制”向“造”的变化，即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隆御墨从仿古向自创的转变过程。除御书处“墨作”及徽州本地外，由于苏州的制墨技艺较造办处更为高超，朝廷便将御墨的制作直接交予苏州地方。不过内廷遴选苏州当地墨工早在乾隆初年便已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江浙一带历来是徽州移民的重点流向地区。作为江南重镇，苏州集聚了大量徽州墨工。
关于乾隆御墨到底属不属于集锦墨的范畴，目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集锦墨，是中国墨史上墨品从实用向装饰发展的产物。据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集锦墨发端于明代嘉靖时期，首创者是当时徽墨休宁派的代表人物汪中山。在《明清两代的集锦墨》一文中，尹润生先生提出集锦墨是带有装饰的成套丛墨，并还详细列举了集锦墨的几个要素，即类型与特点、形制、功能等。据其论述，集锦墨按类别可分为三种：一、每锭墨形式各殊，图案各异；二、每锭墨形式相同，而绘图题识互异；三、选用不同的名品，聚集在一起，即所谓“豹囊丛赏”或“瑶函墨”。各墨的形式、图案、名称都不相同。同时他还指出集锦墨具有以下特点：墨料坚细，制造技术相当熟练；镌模技巧精湛，造型多样；画家、书法家的艺术也在墨上得到表现；墨囊匣装潢华丽考究，形式美观。总体而言，以上数点是组成集锦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说明了集锦墨是多方面的艺术总汇。
清乾隆西湖十景诗墨 故宫博物院藏
笔者认为，乾隆御墨具有的特征与尹润生先生所给集锦墨的概念与特征基本上是相符的：
（一）有统一墨名的成分精品套墨大量出现
经查，无论是清宫旧藏乾隆墨品，还是“活计档”中记载的一些材料都明确了乾隆御墨的形式与种类，进而我们可能了解其中某些方面的内容。据造办处“木作”在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七月初二日记载，弘历曾派人责问御书处：“为何不毁做成分，查明回奏……”可见乾隆时代所制御墨成套（成分）已成惯例。御书处偶尔一次的失误竟引得弘历大为不快。另如乾隆年制“天章宝露”墨中所谓的凡“大小二十六锭”者，实为一套。除黑色墨品外，还有黄、红、白、蓝、绿各色成套制作的墨品。另据粗略统计，目前现存的套墨品种数量在十几种左右（详见附表）。无论是乾隆御墨中的哪一种，每一箱都有共同的墨名。仅从“活计档”来看例如盛装程君房、方于鲁并好古墨被称为“秘笈龙香”、刘源墨被命名为“千秋元笏”或“御香”，乾隆新造墨被称为“天章宝露”或“豹囊古馥”，还有一些更被直接命名为“御墨”。至于不见档案记载的乾隆御制墨，其墨名更是纷繁复杂。
清乾隆御制国宝五色墨 故宫博物院藏
（二）造型多样，尺寸各异
仅以一套四十锭的“天章宝露”墨为例，其用料考究、工艺精美，造型千变万化：例如有柱形（“云汉为章”）、长方形（“纶阁”）、圆形和印章式（“云行雨施万国咸宁”）、珮式（“璜珮”）、葵式（“天保九如”）、圭形（“有虞十二章”）以及“天圆地方”式（“寓名蕴古”）等。
乾隆御墨的另一个特点是所制既有普通尺寸的墨，也有超大型墨。乾隆大型墨的重量一般约在五百克以上。然古代墨工制墨乐于“宁小不大”。原因在于制作大墨用料多，和胶、制坯较难，制出的墨极易开裂。所以乾隆时期大墨的出现，说明当时制墨水平的提高。
清乾隆御制棉花图诗墨 故宫博物院藏
（三）寓意吉祥，内容丰富
乾隆御墨的纹饰更加丰富，除龙纹外，历史典故、人物、诗歌、吉祥图案等皆成为装饰内容。弘历尤其注重对于优异的墨品、古品进行保护。这些墨品无论是方、程墨还是刘源墨，或者是新造当朝墨，它们从外观上看大都典雅优美，构图巧妙，刀法精到，让人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仅就乾隆款御制“题画诗”墨、“西湖名胜图”诗墨而言，前者的墨面各取历代绘画名家如黄荃（五代）、王蒙（元代）、方壶（元代）、沈周（明代）、文徵明（明代）、王紱（明代）、王履吉（明代）、吴历（清代）等人的画作，并在墨背题写乾隆御制诗。而“西湖名胜图”诗墨不仅在图画、诗词上让人称绝，在墨的造型上亦独具特色。还有相当一部分墨品以吉语为题识，如“天保九如”表达祝福，以“归昌叶瑞”寓意吉祥等。不仅如此，清宫造办处制墨不同于地方制墨，有其特殊的服务对象与要求。不同品级的墨，不仅墨质不同，其装饰也不同。
清乾隆御制石鼓式墨 故宫博物院藏
（四）配套囊匣应运而生
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与墨品相适应的各种形式的囊匣也应运而生。清代宫廷所要求的“恭造”风格源于清皇室的美学标准，即追求高贵典雅，精工细做，讲究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当时宫廷墨囊匣的纹样题材十分宽泛，有山水人物、自然景物、吉祥纹饰等诸多内容，大多富含深刻的吉祥寓意。这些囊匣既能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风格、衬托出文物的精美，又能使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仅就墨囊匣图纹雕刻风格或工艺特征的演变而言，其发展与同期的漆、竹、木、牙器等各门类的制作技艺保持着相同的流变方向，符合其时工艺美术领域共同的审美标准。实践证明，一些名品历经二百多年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除了其本身的质量保证外，良好的包装工艺功不可没。
清乾隆御制月令七十二候五色墨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以乾隆御墨为范本的传世墨品流行
相当一部分乾隆御墨属于当朝新造设计墨样，满足了新时代的需求。此间造办处“活计档”有大量推翻旧模，交苏州织造重新刻制新模的记载。当然，我们目前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乾隆御墨的种类究竟有多少。不过《鉴古斋墨薮》中记载了当时最流行的一些款式，我们可以由此略窥一斑。由于乾隆御墨极其精美，以“清代四大墨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为代表的徽州墨家皆以其为范本进行仿制，并以乾隆御墨为名出售。例如石谷风编《徽州墨模雕刻艺术·御制铭园图墨模雕刻艺术》认为：“（御园图墨）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主持，如意馆画家集体绘画，花纹、图案装饰也由如意馆专业画工绘制，由御书处墨刻作南匠分工精刻……”仅以《汪近圣墨薮》中所展示的各式乾隆御墨图谱，如“西湖十景”、“四库文阁”、“铭园图”等数例中，便可见到宫廷定制样式对于地方制品的影响。正是通过定制墨及囊匣样式的规定等方式，在彰显皇家趣味与风范之时，宫廷文具的设计风格与样式也影响到了地方。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绝大部分乾隆御墨可以被归入集锦墨的范畴。这是因为除墨品本身的制作外，工匠们还在墨囊匣制作时采用了多种装饰工艺，如雕刻、篆刻、绘画、镶嵌、烧造、编织等，体现了当时各类工艺美术技艺发展的最高水平。其囊匣不仅是一种珍贵文物，同时也是研究其它类文物的辅助材料。这些造型精巧的各式囊匣使墨品的保存和携带更为安全方便。
乾隆时期对于墨的整理，使得大量“古墨”得以妥善保存。经过贯穿整个乾隆朝的整理，大量珍品古墨得以保存至今，皆应得益于当年建立起来的名墨保护体系。尽管当时整理藏墨时对大量墨进行了毁制，特别是有些古墨经过毁做失去了墨品的本来原貌，对于后人了解古墨的形制无疑也是一个损失。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些遭到捣毁再造的传世珍品，尽管面目更新，但毕竟胎骨仍存。
乾嘉时期宫廷御墨精品一览
一鉴斋语：故宫南大库家具馆终于开馆了，深藏于故宫库房的明清家具得以展示于世人面前，让大家一睹其风貌。我们也期待着后期故宫能展示明、清时期的古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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