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美国学者：中国历史最辉煌朝代是宋朝而非汉唐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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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微音：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一个朝代
从上初中起，我就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老师常说起一句话“强唐弱宋”，北宋灭亡时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被新崛起的蒙古铁骑逼得跳海。宋朝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积贫积弱”窝囊的背影。以后书看多了点，近几年经常在有关历史网站及论坛流览和阅读两宋的历史资料，慢慢的我改变了原来固有的看法：这个被人戏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水平最高、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朝代，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据说宋代的GDP是占当时全球的50%。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谈到宋代时感叹：“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朝”。宋代确实有许多“发光点”为历朝历代所不及。
宋朝是一个宽容文明的王朝
宋代的皇帝非常仁慈和开明。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解除开国大臣对朝廷的威胁，采取的是“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手段。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甚至将不杀议臣的祖训刻在祖庙,每一个继位的皇帝在上台前都要熟背，牢记于心。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三百多年来历代皇帝都严格了执行这一祖训，杀大臣的事例少之又少。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的皇帝的仁慈和开明在历朝历代中是绝无仅有。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仁宗时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并进一步增加台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包拯在朝堂上和仁宗皇帝当面争吵，唾液横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经常发生。但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只能用帕掩面，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代的政治清明在历朝历代中绝无仅有。宋朝也有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但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欧阳修和苏轼也反对变法，但各自反对的观点却不相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反对对新法的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庭上争论激烈，但私下彼此却相互尊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在历朝历代中是绝无仅有。
宋朝是一个文化科技发达的王朝
宋代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学校教育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等等。
宋代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继唐代之后，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绘画、书法、雕塑、“说唱”、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产生了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科学技术最强盛的朝代。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都是在宋代出现并得到大规模的实际应用，整个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沈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光学问题。《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
宋朝是一个经济发达富裕安逸的王朝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抑商”的朝代，北宋时就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国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也只是32万贯。北宋中期一般年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清朝“康乾盛世”的两倍多，而疆域、人口却比清朝小得多。
宋代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州一样的城市，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清明上河图》正是繁华的京都汴梁的真实写照，“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那时宋朝首都汴梁的居民已全部用煤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中国各大城市在解放初期都没有达到这一点。
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瓦子”、“勾栏”等娱乐场所纷纷等固定娱乐场所纷纷涌现,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据《东京梦华录》，汴梁有中瓦、里瓦、桑家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和朱家桥瓦子等若干座,大约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瓦子”已经遍布汴梁东西南北四域。瓦舍规模大的，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余棚，容纳上千人。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繁多，如演杂剧、傀儡戏、影戏、杂伎、散耍、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炎诨话、舞番曲、诸宫调、鼓子词、唱赚、卖嘌唱等等，真是百戏杂陈，雅俗共赏。其中，桑家瓦子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货药、卖卦、喝故衣(卖旧衣服)、探、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诸棚观众，不论春夏秋冬，都是相当拥挤，所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在夜生活方面，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着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夜晚城市灯火通明。“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透过古人的描绘可看出宋代的夜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与当今的中国的大城市何其相似。可以说宋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这在历朝历代中绝无仅有。
宋朝是一个超前的王朝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宋军。宋之前、之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都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宋代官兵经济待遇优厚，从《水浒传》中我们可看到，中级军官林冲就可以拿出一千贯钱去买一把宝刀。由于待遇丰厚，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也会陷入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称为“冗兵”、“积贫”。但无论如何，宋代的募兵制政策,却体现了宋代政策的文明和超前，这在历朝历代中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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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闪光点”还有很多，由于篇辐的关系，在此不一一论述了。总的来说，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历朝历代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种深深的“耻”和“恨”以及两度亡国的悲惨结局，深深影响了后人对宋代的历史地位评价，以至忽略了他的前所未有的富裕文明和辉煌，而用“积贫积弱”盖棺定论。对于宋朝不是亡于内乱，而是亡于外敌入侵的悲惨结局，专家和学者的论述也多如牛毛。概括来说就是由于宋朝过份的“修文揠武”的国策及国家政权体系和国防政策，虽然宋朝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军队人数最多的时期，高达100万以上，但因武将地位低下，忽视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军事管理混乱，以及长期的富裕安逸生活，使得“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 。北宋几乎没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南宋在卫国战争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陷害。另外，科学技术的发明也没有及时有效地用于战事之中。因此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经济上的富裕发达等于像养肥了的猪任人宰割。尽管如此，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模子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后才对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宋朝发动进攻，宋也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野蛮强大的蒙古铁骑钳制数十年之久，但却无法摆脱被灭亡的厄运，实在让人悲叹！
选自：365知识网
宋朝如何规范官员 --宋朝官场的规矩
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有的甚至管住了贵族的嘴、皇帝的手，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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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规矩之一：“官员不入酒肆”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宋朝有一个老规矩，“官员不入酒肆”，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
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的太子谕德（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丢官。
老规矩之二：“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宋朝还有一条老规矩，就是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暴敛。
《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但寻遍京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可见，一个不显眼的老规矩，只要执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无上如皇帝的嘴。
老规矩之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宋朝执行时间最长、执行效果最好的老规矩，便是那个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据陆游《避暑漫抄》说，建隆三年，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用销金黄幔遮盖，取名“誓碑”。凡有新皇登基，均得去太庙，焚香跪拜，默读誓词。誓碑上刻字三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碑的核心内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制度与法律之外的一则祖宗家规而已，但他却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希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宋王朝的崛起和振兴。但当他的“熙宁变法”措施在全国铺开之后，却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反对，特别是苏东坡这种“意见领袖”的反对。当时，苏东坡在基层工作，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因此，他多次上书提意见。然而，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苏东坡的意见，让宋神宗内心非常不快。于是，嗅觉灵敏的御史李定、舒亶纷纷弹劾苏东坡，说他的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苏东坡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在被捕入狱的百天时间里，李定、舒亶们还不断向宋神宗提交苏东坡诗文中的“罪证”，最后几乎按罪当诛。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说明人要有敬畏之心。宋朝这些老规矩之所以一以贯之，倒也不是这些祖宗的规矩就果真比政策法律还威严，宋朝皇帝在自己需要时，改变祖宗规矩常常是毫不犹豫的，像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和宋神祖的“熙宁变法”，都是对老规矩的改弦更张。之所以不杀士，不过是这些锦衣玉食的皇帝，还心存一丝敬畏罢了。而一个手操生杀大权而又没有监督的皇帝，一旦缺乏敬畏，私欲就容易战胜公德，邪恶就容易战胜正义，冲动就容易战胜理智，头脑发热之际，势必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历代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朱元璋者，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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