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王时，开始谋划灭商大业，于是落子东南，安排长子泰伯、次子仲雍来到吴地秘密发展，并建立了吴国，以便在适当时机背袭商朝，史称“泰伯奔吴”。
数十年后，武王伐纣时，《尚书·牧誓》记载最重要的八个盟友是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史称“牧誓八国”，其中没有吴国。
灭商之后，纣王之子武庚复国时，周公旦率军东征，与姜子牙、伯禽等分进合击，灭掉了无数商朝铁杆势力，但这一场真正确立周人统治的战争中，依然没有吴人的身影。
泰伯奔吴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背袭殷商势力，但根据史书记载来看，在确立周朝统治的两场关键战争中，泰伯、仲雍后代却全部缺席，根本没有率领吴军响应朝廷，这无疑让人非常费解。上世纪50年代，江苏镇江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上面铭文给出了颠覆性的解读。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前5位君主分别为泰伯（没有子嗣）、仲雍、季简、叔达、周章，其中周章执政时，周武王已经建立周朝，找到吴君周章之后，就正式册封他为吴国国君，同时册封周章弟弟虞仲为虞国国君。
按照这种说法，武王伐纣时吴国之所以没有出席，原因可能在于吴国与周国已经断了联系，周章等也不知道族人的灭商计划。
由于吴国位于江苏无锡一带，与中原距离遥远，以3000年前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来说，搞不清中原发生的事情也很正常。但武王灭商后，为何能迅速找到周章？册封周章之后，周吴实现正常联系，那么周公旦东征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为何吴国又一次缺席？
总之，司马迁笔下的这一段历史，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而考古发现的“西周宜侯夨簋”，则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春秋吴国来源的真相。
1954年，在江苏镇江京口大港镇烟墩山，当地农民翻地时，意外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见上图），上有120余字，部分铭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夨曰：“迁侯于宜”...（给予的超高规格赏赐）...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说明其中的“王”应当是周康王，周朝第三任君主，他审视周朝疆域时，发现东南还有是空白，没有周朝力量涉及，于是将虞候夨（cè）转封到宜地，因此青铜器的主人又叫“宜侯”。
尤其“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这句话，更明显地说明这是周朝第一次在此地册封诸侯。同时，“宜侯夨簋”也是周朝在淮河以东、以南最早的宣誓存在的考古证据。周武王灭纣取得河南等地，周公旦东征取得鲁西南、江苏部分地区等，到了周康王时考虑开拓如今的镇江、苏锡常等地，也符合周朝的扩张逻辑。
不久之后，考古专家在烟墩山麓挖出三座西周古墓，出土十二件大型青铜器，包括五座青铜鼎等。由此可以确认，周康王将“宜侯夨”册封在镇江京口一带。
问题在于：“虞候夨”会是史书记载中的谁？
首先，周康王给予的赏赐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晋文公，说明“虞候夨”身份很高，应有姬姓王族血统。
其次，《史记》说周武王封仲雍曾孙虞仲于虞（今山西平陆县），因此虞国是虞仲建立的。周武王灭商三年后去世，周成王在位22年，因此周康王册封时虞仲或许还健在，那么“虞候夨”会不会是虞仲？
第三，古代汉语中“虞”与“吴”互通，且镇江过去就是宜兴、太湖、无锡的传统吴地，联系到春秋吴国的世系，那么“虞候夨”会不会就是周章？
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疑问，但结合史书来看宜侯夨簋，“虞候夨”或是虞仲、或是周章。
那么，宜国是如何演化为吴国的呢？
吴国起源存在很多让人费解之处，比如：从史书上看，泰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的名称充满华夏文化气息，但吴国之后的君主名字为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卢等，充满蛮夷文化气息；从考古上看，考古发现的西周吴国墓葬，没有一座是周式墓葬，如果吴国是姬姓国王的话，不至于彻底改变丧葬观。因此，宜国或被当地土著灭亡，春秋吴国是土著假冒为泰伯、仲雍后代；或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吴国。
至于“吴国”之“吴”的来历，应与“虞”、“夨”有关。由于周章可能本是虞国国君，应该叫“虞章”，改封到宜地后或继续称“虞”，由于“虞”通“吴”，进而演变为吴国。又或许，“夨”与“虞”互通，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叔夨方鼎”，其中“叔夨”即唐叔虞，由此证实“夨”与“虞”可通用，因此周章即便不是虞国国君，但由于他名字叫“夨”，因此由“夨”转化为“虞”、再转化为“吴”。
综上可见，所谓的泰伯奔吴，其实没有奔到如今的吴地，而是去了山西，大约在周康王时才被封到镇江京口一带，若干年后才逐渐演化出吴国。吴国建立之后，追认了泰伯、仲雍、周章等人为先王。
所以，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时，位于如今吴地的吴国其实还不存在，自然也就不可能配合周武王、周公旦灭商了。
参考资料：宜侯夨簋铭文、《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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