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周文王一共有十子，包括伯邑考、周武王、周公旦、叛乱的三监等，他们的母亲都是“太姒”。但春秋战国史料明确记载，战国魏国先祖是毕公高，周文王的第十五子，《左传》记载文王18子，那么是先秦史料不可信，还是司马迁的“文王十子”不可信？
周武王去世时54岁，当时长子姬诵年幼，《史记》中说他在“襁褓之中”，《礼记》中说他“幼弱”，于是周公摄政。姬诵之前，周武王只有一女大姬；姬诵之后，周武王又连生四子......在周武王50余岁之后突然生育爆发，是不是有悖于常理？
周武王去世后不久，监视武庚的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了武力叛变，史称“三监之乱”或“武庚之乱”。周朝建立之后，身为周武王的同母三个弟弟，本该是既得利益者，为何与武庚结盟反周？按照《史记》的记载来看，怎么解释都显得有些诡异。
其实，《史记》记载的西周初期历史，看似可以自圆其说，但实际上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以上三个疑问就是司马迁搞错了导致的。然而，如果以《左传》、《周易》、《诗经》等来看，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相同的周人兴起史，也更能解释上述疑问。
季历（姬昌之父）时期，周人迅速壮大，引起殷商的担忧，于是文丁（纣王祖父）囚杀了季历。文丁与季历同年去世，殷商继任者是帝乙，周国是姬昌。姬昌继位后，立志为父报仇，在帝乙二年伐商，这一场战争具体如何不得而知，但结果是商周和解。
姬昌继位后决定伐商，其实并非单纯的脑袋充血，而是因为当时夷方、孟方、林方等部落叛商，兼之帝乙继位之初，位置还不够稳固，因此姬昌非常精明，挑选了一个适合的时机伐商。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受敌的局面，帝乙决定采取和亲的办法缓和日益尖锐的商周关系。
《周易》中称之为“帝乙归妹”，帝乙将妹妹嫁给了姬昌。同时，还有学者解读认为帝乙嫁出了两个妹妹。
《诗经·大明》中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周人自称“小邦周”，称商为“大邑商”，对商周联姻非常蛮夷，认为是“天作之合”，并在渭水河畔迎亲。
尤为重要的是，周文王的元配正妻是“俔天之妹”，是“帝乙归妹”中的“妹”，而不是司马迁笔下的超级贤妻“太姒”。
若干年后，帝乙嫁给姬昌的妹妹去世，姬昌续弦娶了“有莘国”之女“太姒”，并生下了伯邑考与姬发等人，《诗经》中说“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早早去世），笃生武王（幸亏还有武王）。”
帝乙妹妹何时去世不清楚，但“归妹”与姬昌果真没有生育一个子女吗？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尽管史书从未明确记载，但实际上“五叔”就是帝乙妹妹的儿子，伯邑考、周武王的兄长们。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 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左丘明反问说，“五叔”沒进入朝廷为公卿，岂是因为年长？
“五叔”分别是谁，以及是谁生的，史书上没有记载。西晋杜预考证《左传》“五叔”为“管叔鲜 、 蔡叔度 、 成叔武 、 霍叔处 、 毛叔耼也”，唐代司马贞考证《史记》“五叔”为“管叔、蔡叔 、成叔、曹叔 、霍叔”。无论哪一种注释，叛周的“三监”都是“五叔”中人。
武王伐纣后的初期，周文王诸子之中，唯独周公、康叔、聃季得到重用，真的是因为他们贤德吗？要知道，在陈胜吴广之前，中国是贵族政治，“王侯将相真有种”的时代，血统高于才华、出身高于努力，何况武王伐纣檄文中纣王罪状中一条是“离逷其王父母弟”，就是指责商纣王不重用比干等宗亲，而重用一些“小臣”，因此周公、康叔、聃季得到重用的原因，肯定不单纯只是贤德，还有血缘的缘故。
实际上，周人是以母不同而分家室，辨别嫡庶贵贱，“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反映的是亲疏不同。换言之，“五叔”与周武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如周公、康叔、聃季与武王关系亲近，故而当时在朝廷没有官职。更为重要的是，“尚年”意思是尊崇年长者，因此“五叔”年纪还比周武王还要大，如果年纪比周武王等人小的话，就不会使用“尚年”这个词语了。
比周武王、周公旦年纪还要大的“五叔”，又与纣王之子武庚极为亲近，乃至结盟反周，那么他们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即“五叔”是周文王与帝乙妹妹之子。
可见当时情况为，“五叔”是帝乙妹妹与姬昌的儿子，年纪比周武王、周公旦要大，但因为母亲去世，加之商周爆发战争，于是他们身份变得极为敏感，从而被排除在朝廷之内；又因为独特的身份与血脉，所以其中三个被派去与殷商遗民打交道，周武王希望他们能安抚殷民；最终，因为身上流着一半殷人的血，是武庚的亲表叔，在姬周受到严重排挤，所以“三监”才会与武庚结盟叛周，毕竟反周成功他们必然比在姬周更受重用，可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
综上，周文王之子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先与帝乙妹妹生下了“五叔”，之后续弦“太姒”生下伯邑考、周武王等成为嫡子，中间侍妾还生下一些庶子，因此周武王去世时年龄不会太大，由此就能解释当时姬诵为何年幼的问题了。
由于周人灭了殷商，于是“帝乙归妹”与“五叔”的身份变得极为敏感，就慢慢地被淡化，不过仍在先秦文献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彻底抹去了“帝乙归妹”的痕迹，将周武王、周公旦、“五叔”等全部说成太姒之子，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参考资料：《史记》、《左传》、《诗经》、《周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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