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在巫蛊之祸一案中，江充等趁机诬告太子刘据，刘据心生恐惧，于是起兵造反，随后被汉武帝镇压，刘据自杀身亡。
唐太宗时，李承乾试图谋杀李泰失败后，又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陈国公侯君集图谋不轨，最终事情败露。后来，唐太宗将他贬为庶人，客死黔州。
然而，纵观明朝300余年历史，却没有一个太子试图谋反，为什么？其实，实际上这与朱元璋有关，他在太子集团的制度设计上，做了进一步变化，让太子彻底不具备谋反的条件。
商周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实际上是分权，因为生产力的关系，还达不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只能将权力下放，从而形成了一个个诸侯国。秦汉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封制的危害日益彰显，最后诸侯权力越来越少，很多重要权力都被收归中央，大一统中央集权成为主流。与诸侯权力变化有些类似，太子集团的权力也不断地被削弱。
起初，除了没有掌握军权之外，东宫太子集团拥有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犹如一个“准朝廷”或“袖珍朝廷”。一旦皇帝外出时，会安排太子“监国”，太子属官会帮助处理政务；一旦皇帝去世太子继位后，太子班底往往就会成为朝廷重臣，六傅中某些人可以直接担任宰相、统帅一类要职，帮助太子掌控朝廷。
当然，东宫官制是逐渐完善的：秦汉时期是初具规模，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又称洗马）、舍人等等；隋唐时达到巅峰，太子六傅成为定制，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下面还设有类似朝廷尚书省的詹事府等，与朝廷的部门形成了极其密切的对应关系，本质上是为了太子能够尽快熟悉政事，为日后登基做准备。
《大唐六典》记载：“若皇太子监国，詹事及左、右庶子为三司使，则司直一人与司议郎、舍人分日受启状，详其可否，以申理之。”也就是说，太子监国时，东宫的这些部门完全可以替代朝廷相关部门。
总之，汉唐时期太子集团有一套自己的权力系统，而且还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又因为太子特殊的身份，可以拉拢朝廷文武重臣，所以太子集团拥有造反的实力。
宋代是中国官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将文武彻底分开了，建立了一套文官系统，但在东宫官制上，宋代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却没有形成制度。
宋代东宫重要官员，一般是朝廷重臣兼任，比如由丞相兼师傅、参政兼太子宾客（太子谋士），这是东宫官制的一次重大改变，无形中就削弱了东宫的独立性，因为皇帝在位时，兼职的朝臣不听命于东宫。但在下面的东宫官制中，宋代是省略一部分、又重新设置一部分，不是很固定。
因此，相比隋唐政治独立性较强的东宫集团，宋代的属于半独立，这也是宋代没有太子谋反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明朝时，朱元璋总结了历代经验，在宋代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让朝廷重臣普遍兼任东宫官职，导致东宫基本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在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下，东宫官职日渐虚化，成了荣誉职务和升迁跳板。
原先的太子六傅，除了永乐时姚广孝担任过太子少师之外，其他都是由兼官、加官及赠官的虚衔。犹如朝廷尚书省的东宫詹事府，在明朝也被彻底虚化，起初由其他朝廷官员兼任，明宪宗之后一般由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兼任。
明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因此东宫一直空着，但朱厚照大肆封赏官员，将东宫职务封赏给朝官，导致东宫官职被彻底虚化。权利欲很强的嘉靖继位后，故意不改变这一状况，甚至将“太子监国”都取消了。后来，清朝大致延续了明朝的思路。
可以说，从朱元璋开始、到嘉靖为止，经过明朝几位皇帝的轮番折腾，太子集团彻底丧失了独立性，里面的官职基本都是由朝臣兼任，成为一种荣誉与升迁的跳板，而东宫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官职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东宫掌控的官职了。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根本就没有了造反的能力。
总而言之，从秦汉到明清，东宫官制被一步步虚化，虽说让东宫丧失了独立性，却缓和皇帝与太子的矛盾，避免了储君夺位的情况发生，减少了内部损耗的可能，是一次重要的进步的改革。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清专制皇权达到顶峰的事实。
更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个好的东宫官制，即便是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唐太宗，也会遭遇太子谋反；而一旦有了好的制度，即便皇帝昏庸一些，却能避免太子夺位的现象.......因此无论做什么，首先是要搞出一套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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