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在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镇，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下图左）发现“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彩陶”为典型特征。
仰韶遗址这一特征，让安特生想到了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遗址，该遗址也是以彩陶为典型特征，于是安特生判断中国彩陶是由西方传来，即“仰韶文化西来说”或者“彩陶文化西来说”。随后，安特生从三门峡向西，探寻彩陶之路，后来的发现坚定了他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彩陶西来的基础上，安特生又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问题在于：安特生的判断到底对不对呢？通过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中国学者推翻安特生的判断，最终确认中亚彩陶源于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以当时西方考古来看，做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判断，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考古证实：安特生判断错误
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之后，立即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怀疑，但苦于没有考古证据，只能任由“仰韶文化西来说”传播。
1942年，考古学家裴文中指出，新疆彩陶的出现时间要晚于黄河流域，因此他怀疑从西而东的“彩陶之路”。
1965年，中国考古泰斗苏秉琦，发现在甘肃境内的彩陶文化传播方向，不是“由西向东”，而是“由东向西”。
1978年，考中国古专家严文明，理清了甘肃彩陶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证明彩陶文化是“由东向西”传播。（下图，出土于甘肃大地湾遗址）
1982年，距离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已过六十年，考古学家陈戈考证指出，新疆彩陶东多西少、东早西晚，因此彩陶文化必然是“西传”而非“东传”。
最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考证，中国推翻了安特生的判断，为中国文化、为仰韶文化正了名。可以说，寻找到真相的背后，是一个省一个省的艰辛探寻，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路线图，如果没有找到相关遗址与证据，那么想要推翻安特生的判断，可能还要若干年的考证，在此期间只能任由“仰韶文化西来说”或“中华文明西来说”传播。
中国彩陶西传：终点站纳马兹加？
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大概在河南三门峡到渭水流域，始于距今7000年前。大约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开始西传，现代考古发现一共有四波，路线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南道，即转向四川白龙江和岷江上游地区，然后传播到西藏、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等。克什米尔考古表明，大约5000年前传播到该地区，后来又有两次传入，最晚是在夏朝晚期。
其次是北道，即通过青海、新疆等地继续向西，最终传播到了中亚地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一战之前被德国发现，学者韩建业指出：该文化“上承甘青文化系统，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故推测（中国新疆的）察吾呼沟口文化曾对楚斯特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
因此，仰韶文化西传范围极广，先西传到了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后来传到纳马兹加文化（1949年被发现），但纳马兹加文化是不是终点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发现。（下图，人面鱼纹彩陶盆，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碳十四测年出现之前，西方对很多遗址做过断代，但在碳十四出现之后，西方此前建立的年代体系基本没有变动，如此说明西方学者主观推断遗址年代很准，堪比科学仪器！既然如此，仰韶遗址（距今7000—5000年）远早于楚斯特遗址，按理说西方学者应该可以准确判断两者年代，不该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那么为何偏偏如此判断？
其次，所谓“历史”，首先是“历”，是明确发生的时间，时间一旦搞错，那么因果就会被颠倒。以“仰韶文化西来说”为例，必然是高估了楚斯特遗址年代、低估了仰韶遗址年代，由此导致因果关系倒置。由此，也就不能不让人质疑西方书写的历史的断代，以及他们考古发现的遗址的断代，是不是真的可信？
第三，自从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待中国的逻辑极其奇怪：只要西方早的，那么中国的必然起源于西方；只要西方有的，往往都认为中国的源头在西方；但是中国早的，那么西方却可能是独立发展而来。所以，只谈苏美尔、古埃及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却一直从不考虑反过来的可能；只谈中国青铜源于西方，却不谈中国可能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西方这种逻辑至今犹存，当然还得到不少国人认可，似乎中华文明就该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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