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朱元璋，人们最大的印象是刻薄、残暴、权欲熏天，负面多于正面，甚至如今有学者将形容为“权力的野兽”，让人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作为一个正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假设真是如此不仁，如何能够开创洪武盛世，又如何让万民归服？
实际上，从明朝开国之君到如今的“权力的野兽”，朱元璋被逐渐妖魔化，与最初的形象早已相差十万八千里。关于这一结论，通过朱元璋亲编之书《大诰（gào）》不难看到，所谓“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朱元璋亲编的《大诰》直观的反映了他的为人。
所谓“诰”，古代统治者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诰文始见于《尚书》，最早是商汤灭夏后发布的《汤诰》，昭告天下讨伐夏桀之因与商汤灭夏的信息。第二篇诰文叫《大诰》，三监之乱后，周公旦讨伐叛乱之前，表明东征的理由，是一份战前动员文告。朱元璋的《大诰》与周公的《大诰》，尽管书名一样，取之“大告天下”之意，但两者内涵相去甚远。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以《唐律》为蓝本，在总结了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编写了《大明律》，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之前的历代王朝不同，明朝之前的元朝统治非常粗放，豪强无法无天，贫民生不如死，而经过元朝百年统治之后，百姓已经不知华夏礼法，于是明朝建立之后，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胡风胡俗也继续流行，朱元璋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就将亲自审理的“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照周公《大诰》之制，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以严刑峻法震慑官员要廉洁自律、豪强该安分守己等。
1385年，洪武十八年冬，朱元璋刊布《大诰》七十四条。之后，朱元璋又刊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这四个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与《大明律》相比，同一罪行，《大诰》较《大明律》的处罚标准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大明律》只应处以笞、杖，依《大诰》却为死刑，官员贪腐的一律采用重刑加以严惩；同时，《大诰》中还增加了一些《大明律》中没有的罪行，比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总而言之，《大诰》让士大夫恨之入骨，有着令人震惊的严酷条文，既体现了朱元璋的个人特征，也反映出他的乱世用重典的思想。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即明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只要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朱元璋的《大诰》，依然遵循这种“以法治吏”的思想，只是处罚进一步加重，应该说是“重典治吏”。那么，朱元璋为何要“重典治吏”？
朱元璋在《大诰》中说，文官“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贪官污吏“如蝇之趋朽腐”，“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大有“前腐后继，不绝如缕”之势。在《大诰武臣序》中，朱元璋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但军官却“害军尤甚前日”，且“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为此，特将不才无藉、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如若违《诰》，犯法到官，则“长幼都治以罪”。
面对杀之不尽的文武官员贪腐违法行为，除了继续严刑酷法治吏之外，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决定“发动百姓”，既给予百姓一定权力监督文武官员，又可以震慑官员。
于是，朱元璋向天下发布了史上最强的摊派：“《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之后三本《大诰》，朱元璋每刊发一次，都“务必家家有之”，其中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
持有《大诰》者罪减一等，无《大诰》者罪加一等，看似荒唐，但朱元璋本意是让百姓了解《大诰》规定，发动群众来监督官员，这与如今何其相似。朱元璋时期，百姓拿着《大诰》，可以押着犯官进京，严禁沿途官员阻拦，还可以直接进京敲“鸣冤鼓”，直接向朱元璋告御状等。这些看似奇葩的规定，背后则是朱元璋治吏的决心。
告御状是古代小说里的桥段，但实际上真正能合法告御状的，只有在明朝朱元璋时期，由朱元璋亲自审理。由于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允许百姓敲鼓鸣冤，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山西洪洞农民姚小五，引发了明初一场大血案，即《大诰》中的“军人妄给妻室案”。
姚小五的妻子史灵芝，在小时候与唐闰山哥哥订过一门娃娃亲，但不久之后唐闰山哥哥去世，于是这么亲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史灵芝嫁给了姚小五，育有子女三人。突然有一天，姚小五接到诉状，唐闰山状告他抢了妻子史灵芝。由于唐闰山是军人，于是兵部最先接手诉状，之后兵部将公文发到洪洞县审理。
按理说，姚小五有理有据，肯定能打赢官司，但事实上姚小五还真输了。官司从洪洞县打到兵部，从兵部打到刑部，最终判决都是唐闰山赢，史灵芝是唐闰山之妻。妻子被抢，子女含泪喊妈，姚小五怒发冲冠，于是一怒之下就跑到京城敲“鸣冤鼓”，向朱元璋诉说了自己倒霉的遭遇。
朱元璋了解情况之后，勃然大怒，因为这帮官员判案依据不是《大明律》，而是元朝的陈规陋俗。按照元朝习俗，女人是财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唐闰山哥哥去世之后，史灵芝就是唐闰山的。元朝时期，蒙古人坐了江山，很多汉人甚至都改为蒙古姓氏，沿袭蒙古习俗，当时没什么，但朱元璋的反元旗号是“恢复中华，驱除鞑虏”，建明之后恢复中华礼法，革除胡人陈规陋习是其重要工作之一，比如废除元朝时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跪拜礼，如今却有人还以蒙古人习俗判案，朱元璋自然勃然大怒了。
第二天，朱元璋质问相关官员，得到的答案是尊重民俗，按照“兄死弟继”的民俗判决史灵芝改嫁唐闰山，并无不妥。朱元璋发现各级官吏官官相护，马虎了事，还不按《大明律》判案，于是对涉案官吏痛下杀手，制造了一起大血案。
编写《大诰》时，朱元璋曾经感慨：“昔我中国先圣先贤，国虽运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说到底，朱元璋编写《大诰》，还存有在习俗领域“拨乱反正”的想法，希望能够恢复中华传统。
综上，《大诰》是一本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治吏、恢复中华习俗等的判例型法律文书。通过这本书可见，朱元璋眼里容不下沙子，嫉恶如仇，对官员贪腐违法严厉打击，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大诰》堪称一本护身符，乃至打击贪官污吏的武器。了解了《大诰》及其出世的前因后果，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朱元璋为何杀功臣，为何辣手对待官员了。
然而，这样的书籍怎么可能让士绅欢迎？因此朱元璋去世之后，《御制大诰》也就基本废了，之后明朝朝廷也基本不认可其中的法律规定，只是其中的“官吏不下乡”等利于士绅的规定反而被延续了下来。清军入关之后，《大诰》中的言论牵涉到一些敏感问题，更何况清朝也不敢发动汉人群众，对于《大诰》自然非常警惕，于是《大诰》就慢慢地成了禁书。
当然，朱元璋存在着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让百姓家家拥有《大诰》，本质上不是发动群众，而是让官员、百姓等都安分守己，最终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大诰》来看，在古代帝王之中，朱元璋绝对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异类”，今人如果以“暴君”、“权力的野兽”等来评价朱元璋的，不是蠢就是坏。
参考资料：《明史》、《大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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