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十四年（6）腊月围城

公元前697年，甲申，周桓王二十三年，鲁桓公十五年，齐襄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陈庄公三年，郑厉公四年。

01

公元前698年齐釐公禄父崩，同时发生了一件事，宋国率领齐、蔡、卫、陈四国组成五国联军进攻郑国。

《春秋》：“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原因是报公元前700年冬到公元前699年春，也就是桓公十二年至桓公十三年时被郑鲁联军打败的仇。

这个时间节点很有意思，公元前698年冬十二月初二（如按干支历应该是公元前697年正月初二）齐釐公崩，这时，齐国已经接受宋国的请求，与宋军一起出兵郑国。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平均日行30里，从齐国出发，途径宋国，最后到达郑国，起码要提前一个月出兵。这时齐釐公还没有崩，应该是卧榻养病中。

但齐国一直跟郑国交好，齐国被北戎攻击时，郑国当时的太子郑忽还率兵救援。按道理说，齐釐公不应该在弥留之际还给齐国树敌。那么另一个可能性就很大，那就是齐釐公此时已不能处理国政，国政由太子姜诸儿，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代理。

纵观齐襄公的外交策略，就是近处威压纪、郱（píng，古邑名，纪地，后属齐，在今山东省临朐县东南，即魏家庄遗址所在地为郱邑） 、鄑（zī，纪国邑名，在今山东省昌邑市西北）、郚（wú，纪邑，后属齐）这些小国鄙邑，西攻卫国，支持宋、陈、蔡消耗郑国，为将来进入中原扫清障碍。

所以，齐釐公病倒，齐国政权交接期，由齐襄公下令，齐军加入宋国为主的五国联军进攻郑国的可能性很大。

《春秋》用“以”字来表示这次战争的主从关系。

以，依照，率领。《左传》里，杜预在注里说：“凡师能左右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

《公羊传》说：“以者何？行其意也。”“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宋国人的意志行动。

《谷梁传》说：“以者，不以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不正也。”这段话缺主语，补齐了主语以后，就是说，率领军队是不该率领的意思，民是为君者之本，不能让人民白白送死，这是不对的。这话是对谁说呢？对齐、蔡、陈、卫这四国国君说的。

看来三传对这次战争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那么《春秋》呢？

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证据就是在这个“以”字上。

《春秋》在描述多国联军时，一般不用介词，用的时候也有用“及”、“率”这些字眼。“及”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差不多，“率”则多用于大国率领小国军队。

“以”通依，多用于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比如《隐公九年》：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

奉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宋国。

而对这次五国伐郑用“以”这个字眼，就说明其他四国是在宋国的要求下出兵的，这个要求很可能不是客气的请求，而是严厉的逼迫。

《公羊传》说：

“四国本不起兵，当分别之，故加以也。”

仇心切的情况不一样，但被宋国逼迫，所以加上“以”字。

《谷梁传》则说：

“刺四国使宋专用其师，轻民命也。”

虽说仗打赢了，但这是非正义的战争，依然可以看做无端让士兵去送死。

02

《左传》：

“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

“渠门”，郑国都城外城之门。

“大逵”，大道，但除了《左传》这里用，其他地方很少见。杜预注说：“道方九轨”，意思是这条大道能并行九辆战车，按一辆战车1.75米左右的轨距，这条大道应该有16米左右的宽度，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双向六车道的公路。这么宽的大道，在现代城市也属于城市主干道。这说明五国联军攻击到的地方距离郑国国都中心区域已经很近了。

“牛首”，郑国郊邑，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东北。

牛首邑到郑国国都新郑是一马平川，打下这里，如果驻军，那么会直接威胁郑国国都新郑的安全。

“大宫”，指郑国的祖庙。

“卢门”，宋国的城门。

“椽”，屋顶的椽子。《说文解字》说：圆形的叫椽子，方形的叫桷jué。

五国联军打下了郑国国都东一百里左右的牛首邑，以此为前进基地，攻入郑国都城的渠门，打进了国都内的主干道上，并且攻陷了东郊的郑国祖庙，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拿回去做宋国卢门的椽子。

这里有两点：

1、五国联军已经攻破郑国城门，攻入城市主干道，为什么没有进一步攻陷郑国王宫？有人解释为春秋时代为君子之战，攻入城门就算胜利，就代表攻陷王宫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写攻陷王宫呢？比如“入郑都”之类的？当年郑国攻打许国的时候，为什么不攻入城门后就停止？郑国当时是攻入了许国王宫，许叔率众投降，故而《春秋》记载“入许”。那么这次五国联军如果也是攻破了郑国王宫，就应该写“入郑”。但没有这么写，说明五国联军没有攻下郑国王宫。

那问题又来了。都攻入城门，进入主干道了，为什么没有攻下王宫呢？我推测可能是打不下来。

根据考古发现，春秋时代的城邑分为平原城邑和山区城邑，其基本构成都由“城”和“郭”组成。“郭”是最外侧的一道城墙，在“郭”里还有一个内城，叫做“城”，一般是诸侯所居之地。“城”和“郭”之间是生活区。

这种城邑构造就形成了“回”字形的结构。山区的城邑会因山而建，多为“日”字形结构。这种结构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北京城的城墙就是“城”，紫禁城就是“郭”。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城堡结构的城邑构造都是这样的，比如日本城堡，西方的城堡，其都有一层甚至好几层外墙，在城市的中心或者最险要的地方单独再建一个内城。

春秋时期淹城城郭遗址

内城的作用之一就是在“郭”被突破之后，能够维持城堡的核心人员进行持久抵抗，所以一般比内城还要坚固，且囤积很多的粮食、军械。而敌军因为受街道宽度的制约，无法像攻击“郭”一样，在广阔的地方展开队形，所以内城攻坚战往往很困难，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在炸药出现之前，内城攻坚多用围困、火攻、水攻，但这三种情况五国联军都不具备。

围困需要时间，像新郑内城这样的堡垒，存粮的最低标准恐怕也是够吃半年以上。五国联军本是联合行动，最远的齐军是千里奔驰而来，后勤压力很大。且《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围困内城需要十倍于内城守军的部队，就算是距离较近的宋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围城部队。

火攻的话就需要引火物，要么去新郑城外砍树，要么拆城内的老百姓房子。出于防守和生活的目的，当时的国都城外一两里地不可能有大片的森林，在敌国的都城城外远处伐木的危险系数较高，小股部队恐会遇袭，大部队出动则城内恐会反击。拆老百姓房子更不可能，拆了房子，郑国的百姓马上就变成了敌人，那小规模袭击恐怕更是层出不穷。

唯一有可能是水攻，但新郑距离黄河有一百多里，黄河水是引不过来的。新郑附近有溱水，洧水和渊水三条河流，但都不是大河，这就需要筑堤蓄水，那么问题的关键还是时间。春秋末期，智伯围困晋阳之战，借助较大的河流晋水，准备水淹晋阳城，筑堤蓄水还准备了一年多，整场晋阳之战打了三年。

时间，是五国联军最缺乏的，所以当围困、火攻、水攻都不行的时候，五国联军面对新郑内城的城墙，只能选择转而进攻难度较小，影响力又较大的目标。

那么东郊的郑国祖庙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了五国联军的视线。

2、郑国祖庙肯定是被毁了。为什么呢？因为屋顶的椽子都被拆下来了。既然屋顶都被拆了，那墙多半保不住了。既然墙保不住了，那祖庙里的祭器多半也保不住了，那可都是青铜铸造的，是重要的物资。

那郑厉公为什么不救援呢？

首先，祖庙不是军事堡垒，不利于长期抵抗，而且祖庙多在内城之外。具体可参看北京太庙的位置，就在紫禁城之外。

其次，《左传》中说郑国祖庙在东郊，《说文解字》说：“距国百里为郊”。这个“国”多半是指诸侯国。可见郑国祖庙不一定在新郑城里，就算在新郑城里，也是靠近东边外城城墙的地方。

根据历史考证，春秋时期临淄城方圆2000万平方米左右，如果是个四方形的城池，那么每一边就有4.5公里的长度。考虑到齐国临淄是当时的主要经济中心，郑国国都缩小一点，按照边长3公里计算，在内城被围困的情况下，除非郑厉公用82迫击炮才能支援到郑国祖庙的守军了。

所以，郑厉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祖庙被毁，而无可奈何。毕竟，郑国最能打仗的郑忽被他排挤跑了。

所以，五国联军的最优选就是攻破防御力差的郑国祖庙，拿了战利品回去耀武扬威，而不是围困郑国国都。

那么各国得到实际的好处了吗？这个就不清楚了。反正齐国劳师远征，这一趟如果只能得到一些青铜器和抄掠来的资财回国的话，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牛首邑这个地方东距新郑百里，扼控汜水，可以护卫宋国水路行军路线的左翼，威压振郑都新郑，如果郑国出兵攻击宋国，还能提前预警，宋国最好不要丢弃。

从150年后鲁襄公时代，晋国率诸侯伐郑，集结地点依然是牛首邑来看，这个城邑郑国可能一直没有夺回来。

好，这篇就聊到这里。下一篇聊聊东周王二代，周桓王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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