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的产生
上古三代，有姓有氏，二者源起产生的时间和条件各不相同。
姓的源起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我们先了解一些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基本知识，再对照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探讨姓的源起产生就比较容易了。
原始公社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延续约数百万年之久。最初阶段为原始群，这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群体，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山西省襄汾县的“丁村人”等，均为原始群阶段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必须结成一定的群体，进行互助或自卫;两性关系亦很少限制，为杂交形式，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而后过渡到氏族公社阶段，在我国约为四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直到四千年前夏朝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氏族制和父系氏族制前后两个阶段。母系氏族制又称母权制氏族社会，是继原始群之后的先进一步的原始公社制度的一个阶段，大体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制又可分为早期和发展期，早期状况为妇人从事采集，男子渔猎，实行族外群婚，子女只知其母不识其父，世系从母计。发展期状况已过渡到对偶婚，妇女经营原始农业，管理氏族事务和经济生活，丈夫居住在妻方，世系及财产继承仍从母计。母权制氏族社会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阶段，在我国，以距今约五千年的仰韶文化为其繁荣阶段的代表。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遗址、遗物广布在黄河中下游及大西北地区。反映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状况的有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前者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后者因1959年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都已四千多年。这样看来，在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数万年时间中，母系氏族制占据了绝大部分，父系氏族制只经历了千余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历史就步入夏朝奴隶制的阶级社会了。
人类社会从原始群发展到母系氏族公社，由被动适应自然环境的转徙各地到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场所，赖以生存的手段也多了，从采集中发展起了原始农业，从渔猎中发展起了原始畜牧业，这些生产劳动通常由妇女从事经营，较之男子从事的渔猎，其收获更为主要，更为稳定，对维持氏族成员的生活、繁衍后代具有主导性的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母权制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原始人群逐渐认识到杂交婚姻的危害，近亲交配对后代的影响，从而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婚姻状态。
群婚的初级阶段是血缘婚，指同辈男女互为夫妻，禁止不同辈分间的性关系。血缘婚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群的解体。群婚的典型方式是族外群婚，即二群姐妹与另一群男子或一群兄弟与另一群女子互相通婚，但禁止同胞的和旁系的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关系。在大多数场合下，氏族制度是从这里直接发生的。群婚制是氏族公社外婚制的开始，外婚制又称作族外婚，即原始社会一定集团内若干氏族互相通婚，而氏族内部实行禁婚。族外婚是氏族制度存在的前提与识别的标志，它有助于人类的发育与繁衍，并且可以加强原始部落内各通婚氏族间的联系。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公元前2033年夏朝建立，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关于夏朝以前的历史，有许多动人的神话与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汉族人民想象中的始祖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白日采摘橡栗，夜晚栖宿树上，还发明了挖穴而居。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烧烤食物，减少因饮毛茹血而滋生的疾病。伏羲氏发明结绳为网，进入渔猎经济生活。神农氏发明原始农业，开始饲养家畜，用药材治病，从事原始的制陶业和纺织业等等。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事迹最早见于战国时诸子著作中，虽系虚构，其记载不是真有什么根据，但反映出古代学者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观，与原始社会发展进程的几个阶段基本合拍，表明了汉族先民坚持生存斗争的光荣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的伏羲氏与女娲氏兄妹族外相婚，始创嫁娶，正姓氏;神农氏时妇女所生的子女只能认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不需要刑政而能自治。这正反映了原始人类摆脱了杂交婚姻，由血缘家族过渡到群婚制族外婚的历史，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状况。
在人类原始氏族社会时期，若干氏族公社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有其独立性，同时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婚姻联系。于是，姓作为识别区分氏族的特定的标志符号，便应时应需地出现了。我国始启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这是我们祖先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是由母权制氏族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为了便利通婚往来与子孙后代的归属。各姓氏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部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姬、姜、妊、姒、妫、姞、妘、婤、姶、妚，嫪等古姓都是源于这种情况。
从我国先秦时期古书籍里记载的有关远古的神话与传说中，可以辨析原始社会婚姻状态与姓的产生的关系。“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篇》)的有巢氏、燧人氏时代，相当于原始人类群阶段，为杂交婚姻的“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篇》)。“作法绳而为网罟(音gǔ古，网的总名)，以佃以渔”;“斫(音zhuó卓，砍)木为耜，糅木为耒，日中为市”(《易·系辞传》)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相当子母权制氏族社会阶段，为“但知其母，不识其父”(《白虎通·号篇》)。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姓名》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论及姓的产生：“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爱，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这段话比较好理解，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比较符合母系氏族社会中人类对种族繁衍认识的提高与道德观念意识的变化。
再来看氏的源起产生。
据传说，神农氏时代结束后，黄帝、炎帝、蚩(音chì痴)尤等人物出现了，意味着氏族制度的父权制时期，待到尧、舜、禹时代，氏族社会已临近解体。父系氏族社会的生命期虽然比母系氏族社会短得多，但人类历史的前进步伐却大大加快了，最终完成了向阶级社会的飞跃。
远古时代的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经过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壮大起来。
炎帝族的发祥地约在今陕西的渭水上游一带。炎帝姓姜，为神农氏之后(一说炎帝即神农氏)，居于姜水，因以为姓。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省岐山县西，源出岐山，注入渭河。神话传说他是牛头人身，大概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戌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最先进入中部地区，其东迁路线是沿着渭水东下，顺着黄河南岸向东，到达今山东一带。
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皞(音hào号)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风姓，神话传说他是人头蛇身，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氏族。春秋时期，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音gōu勾)、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皞的后裔。
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称为狄族、戎族。其中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两只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北方薰鬻(音xūnyù熏育)族是支强族，为秦汉时匈奴族的祖先，相传与黄帝族发生过冲突。
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北上进入中部地区，与炎帝部落发生冲突。九黎族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首，吃沙食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顶长角怒而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后被炎帝族联合黄帝族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打败;九黎族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役使，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之称。
黄帝部落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后来向东迁徙，沿着北洛水南下，到现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再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向东北走，最后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黄帝姬姓，号轩辕氏，以云名为官职，居于姬水，因水从女为姓。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姬姓方国和部落，譬如河北一带，鲜虞(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就是姬姓;蓟(今北京市)也是黄帝部落的后裔，《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古燕国也是姬姓。炎黄二族联合打败九黎族后不久，相互之间又在阪泉(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发生了三次大冲突，原因是炎帝部落要争做霸主。黄帝族率领以熊、罴、虎等为图腾的各氏族打败了炎帝族，炎帝部落归服，加上蚩尤部落留在北方的成员，他们进一步联合起来。以后，他们的后裔就从河北一带向南发展，打败了其他一些部落，一直进到黄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繁衍，互相融合，共同组成了我国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这就奠定了后来华夏族的历史基础。古书中有关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正妻嫘祖养蚕织丝，史官仓颉创造文字，大挠作于支历法，伶伦制乐器等。故后世称赞他“能成命百物”，赋予帝王形象。这些传说多出自战国、秦汉学者的附会，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属到黄帝。
炎帝、黄帝、蚩尤、太皞的时代，各氏族根据不同生活区域及血缘关系组成部落，若干部落还能组成部落联盟。这样，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往往以其中最强大的，据领导地位的氏族的标号作为整个集团的名称，如姜姓炎帝部落，姬姓黄帝部落。
《国语·晋语》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所谓得姓，大概是子孙繁衍、建立起新的氏族。历史上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夏为姒姓，商为子姓，周为姬姓，于是周朝时就有了本姓与异姓之分。传说中黄帝之后帝尧之前，炎黄联盟重要首领有少降，颛顼(音zhuānxū专需)、帝喾(音kù库)等人。少皞姓已(或说姓嬴)，号穷桑氏，活动地点在奄(今山东省曲阜市)，下分二十四小支，分布于今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黄帝后裔或在中原地区或在夷狄边域，少皞族当是炎黄联盟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皞族文化，因此称为少皞，成为夷族文化的继承者。颛顼相传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号高阳氏，活动地点在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下分八个氏族。被炎黄联盟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逼令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实行人神分职，标志着原始宗教向神权的过渡。他的一支后裔鲧(音gǔn滚)、禹在河南嵩山一带建立了大部落，为夏朝先祖。帝喾相传是黄帝之子玄嚣的后裔，号高辛氏，活动据点在毫(音bó伯，今河南省登封县)，下分八个氏族。他的一支后裔契在河南商邱成立大部落，为商朝始祖。另一支后裔弃相传为始种稷和麦的人，后世尊为农神，其子孙世世务农，居于豳(音bīn宾，陕西省句邑县)，至商朝时又迁居周原(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为周朝始祖。
尧、舜、禹是炎黄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三个大酋长。尧为陶唐氏部落长，史称唐尧，为黄帝嫡裔。舜为有虞氏部落长，史称虞舜，相传其母握登看见大虹贯空，意感而生舜于姚墟(今山东省濮县南)，故得姚姓。禹为夏后氏部落长，姒姓，历史上有著名的“大禹治水”的传说，黄帝以下诸帝，都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禹时始告完成，从此炎黄部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愈益巩固。
氏的源起，当以此为滥觞。顾炎武根据《春秋》，考得秦汉以前的二十二个姓，大致可以反映上古时代姓的情况。这些姓究竟如何发生，当时的人已不能详考，只有一些零碎的历史传说。至于秦汉以后，对于姓的发生，说法虽多，也更为精致详密，但往往出于后人的自我作古，可信程度还赶不上先秦的传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有关姓的记载、传说，从中窥得上古和远古时期社会的某些重要侧面。黄帝之子得十二姓，这个古老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时代的一些异姓往远古迢溯的话，很可能出于同一个源。如此说来，这些异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当于日后由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所以，姓和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要联系一定历史条件而言。黄帝之子得姓，就已有了“胙土命氏”的意思，不过当时尚是氏族社会，分支据地仍属建立新的氏族的性质;而且炎黄部族成员较多，新的子孙氏族不一定都出自姬姓，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习惯还有延传保留，所取之姓多从女旁，所以仍以姓称谓这些新的氏族。随着历史的进展，氏族后代分支越来越多，一姓所出越来越明显，更主要的是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国家制度所破坏、所替代，赐土以命氏便产生了。如传说中的少皞己姓支裔皋陶，得偃姓，其后嗣散居江淮之间，形成一个偃姓集团，建立英、六、群舒等小国，英、六、群舒等皆为氏。
胙土命氏是与奴隶制国家分封诸侯的制度不可分割的，这是帝王赏赐子孙及功臣的方法，也是治理国家的手段。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迈进的解体期间，这种情况的雏型已在氏族后裔分支立族中出现了。氏的源起产生当在氏族社会晚期，距今起码有四千多年了。
姓和氏的源起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绝不是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受天命”之类那样神秘和神圣。可以这样认为，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氏的产生表明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的产生是人类进步的体现，是文明的产物。
姓氏的发展
这里谈的是姓氏在周朝大普及之前的夏、商两朝千年间的发展。
炎黄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将东夷族大部分融汇了。这三族联盟的最后一位首领禹，相传他在晚年曾举荐东夷族首领伯益做继承人，但暗中却为传子着想，竭力为其子启培植羽翼势力，所以禹死后，启赖以发兵夺权，攻杀伯益。居于今陕西省户县的同姓有扈氏不服，被启攻灭，罚有扈氏做牧奴。从此代代相因的原始公社禅让制被废，传子制度确立。由于夏朝实行帝位世袭制度，自禹至桀十七帝(十四世)世系分明，制度越来越巩固，形成了一个高出众小邦之上的原始政治机构，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周朝人确认夏、商两朝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夏朝的国家组织虽然只是一个雏形，在历史上却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正式朝代从夏朝算起。
炎黄夷三族的联盟，是由一百个(数字不必拘泥)氏族组合而成的。属于一百个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后世也称为百官、百工。这众多氏族的嫡支后裔有的以姓传、有的以氏传，所以不能把姓的产生只限于母权制氏族社会，有源就有流。但更多的氏族做为源的支流，以氏命之。大体分野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强大势力的氏族称姓，相对弱小以至湮灭的氏族称氏，因为这些姓与氏在当时并无文字记载，都是后世人作的区分，其根据为历史影响及代系正统思想。
我们结合父权制氏族社会时期来看看姓的发展。
嬴姓。相传颛顼的裔孙女吞吃了燕子卵而生大业，大业生伯益。伯益善长畜牧狩猎，后又助禹治水有功，被舜赐以嬴姓，为夏朝东夷族首领。嬴是个地名，在今山东省兖州市一带。周朝的秦、徐、江、黄、郯、赵等国都出自嬴姓，尊伯益为先祖。
姚姓与妫姓同为有虞氏这一支的姓。相传舜生于姚墟而得姚姓，居于妫汭而得妫姓。妫即妫水，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源出历山，注入黄河。汭(音ruì锐)为河流弯曲处，妫油即为水拐弯之处。姚墟与妫汭都是地名。后人撰史云：以姓为氏与以地为氏，二者取意相同，都因居位地而得。区别在于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这便是帝王正统史观。
子姓。相传帝喾的妻子简狄有一次到河边行浴，拣了一个燕子卵吃了，生下儿子契，为商部族始祖。商部族原为东夷族旁支，以鸟为图腾。简狄吞玄鸟(即燕子)卵而生契的说法，一是后人的神话，二是因为该部族以鸟为图腾的推衍。子姓为商朝国姓，周朝时宋国即为子姓，孔、牛、乐、皇甫、边等氏都出自子姓。
芈姓，周朝时楚国国姓，产生年代不会在夏之前。周文王时，周朝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朝，接受周文化，并协助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周成王时封功臣后嗣，此部苗人酋长后裔熊绎封为子爵，建楚国，都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为秭姓。又据传说炎黄联盟重要首领颛顼后裔的一支祝融，分为八姓，居江水，与蛮族杂居。祝融后代陆终娶鬼方之女;鬼方为地名，一说指今陕西省西北境，一说指今贵州省之地，一说指南方荆楚之地，一说指今青海省境，总之为上古时远方荒凉之地;这位鬼方女怀孕十一年而不分娩，于是剖腹产，开左肋生出三人，开右肋又生出三人，第六子叫季连，分支为芈姓。季连的后裔即助周伐纣的酋长鬻熊，为楚国创立者熊绎的先祖。这段传说虽然荒诞不经，却间接地反映出氏族繁衍分支的历史，三代时边远地区仍有氏族因生为姓的情况。芈姓建国，而后称王，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战国时候强大到与秦国同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两大强国之一。而与芈娃同出的几支氏族，都被芈姓楚国吞并了，少数小国的后裔勉强以氏传世，这就是后人评分姓与氏的历史影响的标准。
此外还有传说中少皞支裔、东夷族首领之一的皋陶、偃姓。传说中尧为伊祁氏，故有伊姓、祁姓、伊祁姓。夏朝时为东方霸主的昆吾国的己姓，等等。这些姓都可以看作是姓自母权制氏族社会源起后，在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期的后起发展之姓。但是，姓的发展已处于末路了，随着国家形态的日趋完善，氏族的标志符号已落后于时代，姓的“别婚姻”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已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为适应阶级社会中“明贵贱”的需要，氏便迅速发展起来。
夏朝姒姓部落或属国分布地面颇广，据《史纪》载有十余国，夏在东方有三个与国，即结盟的国家，为昆吾国(己姓，在今河南省濮阳县)、韦国(风姓，在今河南省滑县)、顾国(己姓，在今山东省范县)，皆胙土封侯，以地名为国名，后被商朝建立者汤所灭，其子孙后裔分别以昆吾、昆、吾、韦、顾为氏。夏时诸侯国还有扈(姒姓，在今陕西省户县)、葛(嬴姓，在今河南省偃城县北)、巢(姒姓，在今安徽省巢县)、斟鄩(音zhēnxún针寻，姒姓，在今河南省巩县西南)等。这些诸侯国有的只是氏族部落、原始小邦，夏、商两朝的封建制、宗法制远不如周朝时健全、盛行，但“胙土命氏”已正式步入姓氏历史。现在的扈、葛、巢、斟等姓就是源于这些夏朝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国。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大朝代，国家机构已经形成。商朝帝王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则有分封权。《史记·殷本纪》说：“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相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中有时氏、萧氏、黎氏。商纣王子受的庶兄微子和叔叔箕子，得子爵，建微(今山西省潞城县)、箕(今山西省榆社县)二国，后代以微、箕为氏。周朝初年大封兄弟和同姓国，是商朝分封制的扩大，也是氏的数量的扩大，并非新创。
商朝同姓或异姓国中，有侯爵国侯虎、周、杞、耿;有伯爵国伯、兑(同郧，音ní泥)、数(音yuǒ有)，有子爵国微、箕等等。他们都服从商王命令，或奉命出征，或互通聘问，或助祭宗庙，或辅佐帝王。这种制度被周朝所承袭，并进一步确定诸侯对王室的关系，即大小领主对最高领主的隶属关系。商朝这些爵国的后裔分别以国名、地名为氏。如崇氏，侯爵国，在今河南省嵩县北，到崇侯虎时被周文王所灭。周氏，侯爵国，从居地岐山下的周原而得称。姬姓，本西部小国，后灭商，成了一个大朝代，后人将周氏列为以国为氏的古帝王氏。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后裔为孤竹氏。阮国(在泾水与渭水之间)后代便姓阮。
商朝九世帝王盘庚为振兴国家，决计从奄迁都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尚书·盘庚》篇是他迁殷前后的讲话记录，其中提到“百姓"一词。盘庚说他们是共掌政治的旧人，是邦伯、师长、百执事(百官百工)之人。他们的祖先立有功劳，商王大祭先王时，他们的祖先配享商先王;他们有货宝，与商王一心，民就得顺从，与商王离心，民就会叛乱。显然，百姓是贵族，当然包括那些封爵建国的氏在内。盘庚把民叫做畜民，说民贱如牲畜，即与百姓相对立的奴隶。商朝生产比夏朝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在屋下作工的罪人叫做宰，即手工业奴隶。管宰的大官叫做冢宰，在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商朝灭亡后，周朝分商朝遗民六族给鲁国，分七族给卫国。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绳工)、繁氏(马缨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铸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这些以技为氏的姓氏表明氏的发展已突破“胙土命氏”的框框，有了更广阔多样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氏是百工的一部分，而不是技术奴隶。百工各占有一批工奴，冢宰又率领百工;百工有世传的专门技术，属于盘庚所说的百姓中的百执事一类，是与民对立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春秋之前，作工匠的照例是“皂隶之事”，奴隶根本不配享有氏称。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封建制度的滋长发展，一部分手工业奴隶得到自由，他们的姓氏往往以自身的技术命之，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姓氏在夏、商时期的发展，总的趋势是姓的出现走向衰落，氏的产生越来越多，除了因国因地、胙土命氏日益盛行外，还出现了以技为氏等多种方式，为周朝时期我国姓氏的大普及和姓氏规模的基本形成开拓了道路。
姓氏的演变
姓氏在延续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扩大普及，增添补充，分支合流，改换淘汰等等，都可以算作演变。这里仅就一个方面，或者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演变，即从字面上看姓氏的变化。
有不少姓氏是从另一些姓氏的字体上分出来的，叫做“省文”。省文所出的姓是在原有姓的基础上产生的，或将旧姓取代，或与旧姓并存。拿现在常见的于、曾二姓来看。于原作邘，周武王之子封于邘，建诸侯国，后代以国名为氏。邘国地处中原，今河南沁阳西北三十里有邘城及邘台，当为邘故地。邘姓子孙后来去邑为于，但也有继续姓邘的。今天来看，于姓很常见，邘姓却鲜为人知，可谓“后来者居上”。于姓发展至今之所以成为比较大的姓，和许多姓氏“内附”有关系，如南北朝时北魏鲜卑万纽于氏改姓于，淳于氏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姓等。曾氏，原为鄫，是姒姓的分支。相传夏翰第五帝少康封自己的小儿子曲烈于鄫，即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延续近千年，至春秋时鲁襄公六年(前567年)被莒国所灭。鄫国太子巫在鲁国作宫，将鄫去邑为曾。巫的孙子曾皙和曾孙曾参，父子二人同为孔子弟子。还有个古国曾，或曰鄫，在今河南方城一带，西周末年追随申、戎狄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战国初期曾国尚存，建都西阳(今河南省光山县西南)。这个曾国的子孙也是以曾或鄫为氏，而后多用曾氏，鄫姓逐渐少了。类似于，曾二姓情况的姓氏还有：鄣姓为章姓，邴姓为丙姓。邾姓为朱姓，郇姓为荀姓等，大部分是后者从前者省文而出，而姓氏人口所属后者超过前者。省文所出的新姓所属人口少于旧姓的情况也有，如邵姓为召(音shào邵)姓，谭姓为覃(音tán谭)姓，熊姓为能(音nài耐)姓等，前者比后者较为常见。我们注意到省文的原姓多为右耳偏旁，这个部首在一些繁体字典中为“邑”部，故说鄫氏去邑为曾，邾氏去邑为朱，这也表明右耳偏旁字体的姓氏多是以邑、以地为氏的。
因为语音的变化而产生的姓氏叫做“音讹”。举何、郭两个常见姓为例。何氏，韩国被秦国所灭，子孙散居江淮之地，以故国国名为氏。江淮地名语音以“韩”为“何”，而后何氏便从韩氏分出，单独为氏。郭氏出自虢(音guō郭)氏，春秋时有东西两个虢国，虢仲之国曰西虢，虢叔之国曰东虢。皆被晋国所灭，子孙以故国名为氏。后因语音相同，虢氏转为郭氏，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古代时虢姓已无所闻了。再如恭氏音讹为共氏，共氏又音讹为洪氏，戴氏音讹为载氏，吕氏音讹为甫氏等。虽然这些姓氏所属并不一定全系音讹所出，如郭氏另一说法为春秋时郭公之后，但确实有因音讹而出的这些姓的人丁。还有古代同音通用的姓氏因后世语音变化分为两个不同姓氏的，如现在很常见的陈姓和田姓，“陈”“田”在古代同音，田姓即陈姓，陈姓即田姓，通用。春秋战国之际，齐国田氏推翻姜氏政权的历史事件叫做“田氏代齐，”或说田氏即陈氏。看来这同音通用姓一分为二起码是春秋之后的事了。
一字多音是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之一，姓氏是由一个个的汉字构成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同一个字体却有两个以至三四个不同音的姓。有的比较好说，如郇氏，辞书上标明有郇(音xún寻)姓，汉代有郇越，还有郇(音huán环)氏，唐代有郇谟。有的姓氏的实际读音要比一般辞书所注的复杂得多。如盖氏，一音gài，锅盖的盖，一音gě，与葛同音。后者当为正宗，盖本古地名，战国时齐国大夫采邑于此，子孙以邑为氏，故城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汉代有盖宽饶。但“盖”又音gài，在实际生活中比盖(gě)用得更多。传得更广，人们一般按习惯用法将此念成gài，而不少盖氏也这样念，所以现在盖氏有两种读音，或者说因读音不同有两个盖氏。查氏在辞书上仅注zhā，有些查氏却姓chá;单氏在辞书上仅注shàn，有些单氏却姓dān。尤其是解氏、辞书上注“解”有三音，jiě、jiè、xiè，第三个发音当为解氏正宗，晋大夫解扬、解狐之后，其先人食采于解，即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子孙以邑为氏。但解姓在实际上却存在四个读音，xiè、jiě、hài、sài。后两个解姓读音是西北一带的地方语言发音，也应该算作姓列入姓氏总队中，表示同形不同音的字是不同的姓氏。
一个字因繁、简两体而造成两个姓的现象。有些姓氏原先同音不同字，如“術”和“术”、“醜”和“丑”、“範”和“范”、“塗”和“涂”等，在汉字简化以前均为不同姓，而今前者均简作后者。但有些同音不同形的姓氏用字在其他意义上是繁体字或异体字，而表示姓氏时，仍是不相同的姓。如“雲”和“云”，古代为不同的两个字，也是不同的两个姓。从字意上看，“雲”即雲彩这一自然现象;“云”用作说、是、有、如此、或许及语气助词。从姓氏来源上看，雲氏是以官职为氏(见“姓氏来历种种”一章)，唐代有雲朝霞。云氏是以国名为氏，亦作妖或郧，相传祝融之后封于罗，号邓子;其地在今湖北省中部偏东，古为云梦县;后代子孙去邑为云，汉代有谏议大夫云敞。实行汉字简化后，“雲”并入“云”，但在姓氏上并没有合并为一，至今仍有人姓云，有人姓雲。再如“鬱”“郁”二字现已通作“郁”，这两个字在古代都有，也是同音不同字的两个姓。“鬱”是我国姓氏中笔画最多的姓，有二十九画。古代鬱氏与尉氏同，春秋时郑国即有鬱止、鬱翩，到南北朝时被魏孝文帝改为尉氏，郁氏出现也很早、《国语》中说鲁国郁贡的子孙居于江浙一带而有此姓。宋代有郁藻、郁澄，登科入仕，都是浙江人，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而今“鬱”字已并入“郁”字，但作为姓氏还是两个不同的姓。“脩”与“修”是同音不同字的两个字，前者不应看作是后者的异体;姓闫的和姓阎的人也仍沿用过去的写法，并不相混。至于顧姓为顾、雙姓为双、習姓为习、衛姓为卫等，则应看作是同一个姓，因为这些简化字古代时没有。
统观我国古今数千个姓氏，再与现在常见或还能见到的姓氏相比较，就会感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复姓在古代很多，近代则越来越少。
翻阅史书，会看到许多人物都是复姓，如果按比例扩大到全部人口中，姓复姓的人一定比现在多得多。尤其是象司马、公孙、诸葛、慕容、宇文、尉迟，呼延、令狐、长孙、欧阳等复姓，名人济济，在文武两方面都很活跃，而后就渐渐地减少了，以至我们现在很难遇到姓这类复姓的人。
复姓向单姓并拢是姓氏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古代，许多复姓就有“省言”为单姓的。如闾邱省为邱，即墨省为即、毋邱省为毋，锺离省为锺，司寇省为寇，最常见的马氏，为马服氏省言而得。究其原因，有以官名为氏者失官后改为单姓，如司寇，秦灭卫国后，卫国司寇氏去司为寇氏;有以邑为姓者丢邑后改为单姓，常带“邱”字的复姓往往将“邱”省掉;有的是避讳，如淳于氏去“淳”为于氏。但主要原因就是为省言而省言，大概是因为单姓占多数，为数相对较少的复姓也慢慢改成单姓了。
古人在写诗时，因为字数的限制，经常将复姓人名省略。如北宋吕惠卿的诗句“面析马光于讲筵”，意即在讲席上当面批判了马光。马光何许人也?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又如唐朝李商隐的诗句“玉桃偷得怜方朔。”方朔何许人也?原来是东方朔，西汉时的滑稽大师，大臣兼文学家。这样，有些姓司马、姓东方的人就慢慢改姓马、方了。
有三位复姓的同志，一姓欧阳，一姓赫连，一姓公孙，他们在正式登记的国家干部、职工履历表上都已改成单姓了，欧阳为欧，赫连为赫，公孙为孙，有的是前两代就改了。问其故，对曰：“太特殊”，“嫌麻烦”。这两句极为简单明了的答辞也许道出了大多数复姓变成单姓的主要原因。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姓氏的宗族观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符号作用越来越明显，复姓改为单姓的趋势就不可避免了。（来源网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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