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汉代以来，国家的经济重心就逐渐由西北移向江南，六朝时期，由于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相互独立，这个现象有引起任何行政上的困难。不过，到了隋唐，天下重归统国家的政治与战略中心仍然在西北，但是最重要的粮产区却是在河南与江准地区。
粮食对交通的推进
由于关中地区人口过多，这里又气候多变，很容易出要早与粮食欠收，因此，能否从南方转运大量的粟谷与其他物品也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些转运不仅可以满足北部边军的供给也可以弥补当地粮产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正是由于京畿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的寄生阶层所引起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转运系统对于唐政府而言才变得如此重要。隋炀帝修通了连接黄河、长江与杭州湾的大运河。而在北方还有一条运河，连接着洛阳与现在的北京地区，这里是个常重要的战略中心。因此，唐朝就继承了这个连接南方与中北部大平原的既成转运网。不过，这个转运系统当中最后需要的连接线，即连接河北、河南、江南以及京师长安这些地区的南北线路，是有缺陷的。
黄河虽然是最天然的转运路线，但是它并不适宜航三门一段更是水流端急成为天险，不可通过。因此，唐朝建立之后，就依照惯例在洛阳与映州之间延伸出的八十里山路窟运。山这段路的运费很高，达每石粟500文。从陕州出发，可以沿着黄河水运到渭河口，然后再浮渭或者沿漕河向南，直到长安。
唐朝初年，行政系统相对简单，大部分军队也都是由府兵组成。而府兵基本上是可以经济自给的，因此，尽管他们大多聚集于关中地区，但是也不会给国家财政或者地方经济带来过大的压力。于是，在唐初，需要转运至京的粮食相对较少每年为20000余石，其中大多是来自河南地区。但是，自高宗以后，府兵制渐渐崩坏，府兵也逐渐被健儿和召募所代替。这些健儿与召募来的军队，并不是像府兵那样半兵半农，而是由国家提供装备与衣粮的正规常备军。关中地区在经济上所承受的额外负担，只能依靠从南方转运来解决。到武则天与中宗、睿宗统治时期，官员队伍的膨胀又带来了经济压力的增加，因为在国家的财政开支当中，除了供军之外，官员的俸禄要算是最大项了。
在玄宗即位之前，如何有效地将物资特别是粟米转运到关中这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荒年，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洛阳与陕州之间的艰难路段。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设法通过三门峡，打开从长江到长安的直接水运。656年，褚朗欲凿三门山为梁，以通陆运，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杨务廉沿悬崖开凿機道，以便于把船拖过三门之险，但是，这个做法很艰难也很危险。因此，虽然在672年渭河与漕渠得以相连，但是自洛阳到长安的货运，还是非常困难而且代价很大。主如何改造这段线路，使之能够在荒年供给长安与关中军队足够的粮储，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于是，政府便采用了在荒年将整个行政系统都搬到洛阳的做法。东都洛阳，是南向水路的终点，因此，粮食供给很容易被转运到这里。
▲三门峡 网图
看起来，长期地定都于此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与性，以及许多世家大族都来自关中的事实，洛阳还久性定都。有关皇帝东幸洛阳背后的经济动因，全汉昇在他关于的著作中已有明确论证。根据史料记载，高宗自65笔落阳为东都之后，接下来的二十六年当中有十年都在那过，由此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当时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不稳定。一般情况下，只有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朝廷才会转移，以而且这种移幸一定是耗资巨大的，因为整个政府高跟随皇帝一起行幸。
他们途经的地方，破坏非常严重，以至于政府经常要通过减免赋税，才能使百姓尽快地恢复生产。武则天时期，除了701-703年之外，她都一直住在洛阳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因素。706年，中宗将都城迁回长安，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受武则天的影响。对此，大臣们以经济状况不佳为由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到第二年，皇后又通过一个巫师的言论，很容易就劝阻了中宗返回洛阳。
玄宗统治初期，转运问题再次变得严重。在他即位第一年玄宗便打算东幸洛阳，并颁发了诏令，但这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他似乎根本就没去。与此同时，陕州刺史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负责洛阳到陕州的陆运，在他的新组织下，陕洛运段每年运粮100000石。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李杰的权力仅限于政府所直接控制的洛阳与长安之阿路段。其实可能在运河主道上，他也有一些权力，因为他对汴渠进行了疏通，而这本不属于他所担任的河南尹的职权不过，运不同于这些建设性的工作，还是由尽管有了李杰的这些努力，玄宗还是在717年由于关收转运不力而被迫东幸。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他有九年的时间都待在洛阳，而在这期间，政府来回搬迁了十次。这些往来两京的移幸，随着官僚队伍的庞大，越来越耗资惊人。就在734年最后一次东幸之前，皇帝召见了裴耀卿，他在几年前曾上疏建议改革漕运，于是皇帝向他问以“救人之术”。裴耀卿的计划终于被接受了，他被任命为宰相，并兼任江河南转运都使。在玄宗待在洛阳的最后一段时期里，裴耀卿对进行了改革，这使得皇帝将来不必再经历那些艰难而又耗费的移幸。在裴耀卿改革之前，各州都是把税物运送到洛阳。唯一的例外就是江南，由于路途遥远，那里的州县官手，运费在本税外单独支付。
水运的由来
运段则由中央政府直接接这样，各州就需要雇人运送，然后就需要征收一种叫做脚直”的附加税，来充作运费。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地方官不得在其辖区内承租招徕客商运送，至少在原则上，运输工作是由“纲典”这样的专职官吏来负责的。在实际操作当中，似乎受雇的都是专业水工，而正如我们在721年的敕文中所看到的，纲典负责下也经常会有税物的耗损。虽然官方对于各种运输方式都明确规定了它们每日的行程但是船运非常容易在水浅或者逆风的情况下搁浅。
这种延误在运程的最后一段尤为普遍，因为从运河与黄河的连接处即河口到洛阳的这一段，必须经过不易通行的黄河水。当这些运送队伍到达洛阳之后，朝廷有时会命令他们把税物再转运到河北的幽州以供军。由于他们只随身携带了从洛阳返回的程粮，因此这多出来的上千里路程，就使得他们倍感艰难。在8世纪时期，这条通过河北北部的漕路与沿海的海路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南方的船只到运河与黄河的互为补充。他们把货物搬进在河阴新建的粮仓，然后就返回。这意味着他们的船工不必进入危险的黄同水、而剩下的黄河运段则由事先雇好的当地船工或水手来完此之外，他们也不必负责到达河北北部的附加运段。
从河阴到长安以及洛阳的转运工作，由新的转运使负责。这两条路是分开的。到长安走北路。这段路除了三门峡附段长约5里的陆运之外，其余全都是水运。路程被分为几段，每段结束时，都会把粮食搬入一个转运仓贮存，直到条件允再进行下一段的运送。通过这种方式，虽然陆运终不可免，但是其距离已经从着谷水从洛阳到陕州的八十里，缩减到三门峡东西两端集津仓与三门仓之间的五里。而供给洛阳的米粟，仍旧是要通过漕渠运送到含嘉，那里的粮食储存量越来越大。
▲漕运 现代图
新的漕运体制好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年运粮7000余石，比之前最大陆运量的两倍还要多。与此同时，运费也减少了300000贯或者400000贯。甲在裴耀卿对南方的粮食供给系统进行改革的同时，关中地区也获得了很大的丰收。为了防止谷殿伤农，政府开始以高于市价的标准进行“和”，并允许关中百姓用粟谷交纳全部赋税。正因为如此，到737年六月，裴耀卿的转运系统暂停。在裴耀卿之前的下属崔希逸的主持下，每年转运的粟米达180000石，此时，这个数字也被减少到几万石。
崔希逸负责的究竟是水运还是陆运，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旧的转运体制依然存在，洛阳又重新成为那些租船的终点站。不过，北方的水路也一定还在使用，因为到741年，李齐物曾凿渠以使运船通过三门。他对于通船的设想，似乎比之前杨务廉的方案更为有效也更加安全，但是新渠很快就被淤塞，然后被废弃。
根据一个模糊不清的叙述，裴迥在750年对洛阳到陕州的运段进行了改革。他的工作好像是对李杰所设计的路线进行了重新安排，沿着洛河的支流谷水而走，但是分成了更小的路段以减轻牛的负担。737年之后，齐曾试图改造过汴河的南部，使船只不再经过江南的扬州，这样通行会更顺利一些。从741年开始，韦坚成为陕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743年，韦坚新开了一段运河，与渭河南岸平行，把长安与渭河、黄河交接处的永丰仓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利用了隋时废弃的漕河故道，它完成了直达京师的最后运段，在那里韦坚新建了码头以聚天下租船。由此，运到长安的粮食总量再次大增，到744年，自“关东”也就是河南与东南地区，共转运果米40000石。既然有了如此大量的粟谷，那么南方自汉代以来，国家的经济重心就逐渐由西北移向江南。
▲崔希逸 雕塑
六朝时期，由于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相互独立，这个现象有引起任何行政上的困难。不过，到了隋唐，天下重归统国家的政治与战略中心仍然在西北，但是最重要的粮产区却是在河南与江准地区。由于关中地区人口过多，这里又气候多变，很容易出要早与粮食欠收，因此，能否从南方转运大量的粟谷与其他物品也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些转运不仅可以满足北部边军的供给也可以弥补当地粮产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正是由于京畿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的寄生阶层所引起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转运系统对于唐政府而言才变得如此重要。隋炀帝修通了连接黄河、长江与杭州湾的大运河。而在北方还有一条运河，连接着洛阳与现在的北京地区，这里是个常重要的战略中心。
因此，唐朝就继承了这个连接南方与中北部大平原的既成转运网。不过，这个转运系统当中最后需要的连接线，即连接河北、河南、江南以及京师长安这些地区的南北线路，是有缺陷的。黄河虽然是最天然的转运路线，但是它并不适宜航三门一段更是水流端急成为天险，不可通过。因此，唐朝建立之后，就依照惯例在洛阳与映州之间延伸出的八十里山路窟运。山这段路的运费很高，达每石粟500文。
行政系统的关联
在玄宗即位之前，如何有效地将物资特别是粟米转运到关中这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荒年，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洛阳与陕州之间的艰难路段。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设法通过三门峡，打开从长江到长安的直接水运。656年，褚朗欲凿三门山为梁，以通陆运，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杨务廉沿悬崖开凿機道，以便于把船拖三门之险，但是，这个做法很艰难也很危险。因此，虽然在672年渭河与漕渠得以相连;但是自洛阳到长安的货运，还是非常困难而且代价很大。主如何改造这段线路，使之能够在荒年供给长安与关中军队足够的粮储，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于是，政府便采用了在荒年将整个行政系统都搬到洛阳的做法。东都洛阳，是南向水路的终点，因此，粮食供给很容易被转运到这里。看起来，长期地定都于此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与性，以及许多世家大族都来自关中的事实，洛阳还是不久性定都。
有关皇帝东幸洛阳背后的经济动因，全汉昇在他关于的著作中已有明确论证。根据史料记载，高宗自65年落阳为东都之后，接下来的二十六年当中有十年都在那过，由此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当时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不稳定。一般情况下，只有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朝廷才会转移，以而且这种移幸一定是耗资巨大的，因为整个政府高跟随皇帝一起行幸。他们途经的地方，破坏非常严重，以至于政府经常要通过减免赋税，才能使百姓尽快地恢复生产。武则天时期，除了701-703年之外，她都一直住在洛阳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因素。706年，中宗将都城迁回长安，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受武则天的影响。对此，大臣们以经济状况不佳为由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到第二年，皇后又通过一个巫师的言论，很容易就劝阻了中宗返回洛阳。
玄宗统治初期，转运问题再次变得严重。在他即位第一年玄宗便打算东幸洛阳，并颁发了诏令，但这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他似乎根本就没去。与此同时，陕州刺史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负责洛阳到陕州的陆运，在他的新组织下，陕洛运段每年运粮100000石。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李杰的权力仅限于政府所直接控制的洛阳与长安之阿路段。
▲洛阳城
其实可能在运河主道上，他也有一些权力，因为714年他对汴渠进行了疏通，而这本不属于他所担任的河南尹的职权不过，运不同于这些建设性的工作，还是由尽管有了李杰的这些努力，玄宗还是在717年由于关收转运不力而被迫东幸。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他有九年的时间都待在洛阳，而在这期间，政府来回搬迁了十次。这些往来两京的移幸，随着官僚队伍的庞大，越来越耗资惊人。就在734年最后一次东幸之前，皇帝召见了裴耀卿，他在几年前曾上疏建议改革漕运，于是皇帝向他问以“救人之术”。裴耀卿的计划终于被接受了，他被任命为宰相，并兼任江河南转运都使。
在玄宗待在洛阳的最后一段时期里，裴耀卿对漕运进行了改革，这使得皇帝将来不必再经历那些艰难而又耗费的移幸。在裴耀卿改革之前，各州都是把税物运送到洛阳。唯一的例外就是江南，由于路途遥远，那里的州县官，运费在本税外单独支付。运段则由中央政府直接接这样，各州就需要雇人运送，然后就需要征收一种叫做脚直”的附加税，来充作运费。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地方官不得在其辖区内承租招徕客商运送，至少在原则上，运输工作是由“纲典”这样的专职官吏来负责的。在实际操作当中，似乎受雇的都是专业水工，而正如我们在721年的敕文中所看到的，纲典负责下也经常会有税物的耗损。
虽然官方对于各种运输方式都明确规定了它们每日的行程但是船运非常容易在水浅或者逆风的情况下搁浅。这种延误在运程的最后一段尤为普遍，因为从运河与黄河的连接处即河口到洛阳的这一段，必须经过不易通行的黄河水。当这些运送队伍到达洛阳之后，朝廷有时会命令他们把税物再转运到河北的幽州以供军。由于他们只随身携带了从洛阳返回的程粮，因此这多出来的上千里路程，就使得他们倍感艰难。在8世纪时期，这条通过河北北部的漕路与沿海的海路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南方的船只到运河与黄河的互为补充。连接处即停。他们把货物搬进在河阴新建的粮仓，然后就返回。这意味着他们的船工不必进入危险的黄同水、而剩下的黄河运段则由事先雇好的当地船工或水手来完此之外，他们也不必负责到达河北北部的附加运段。
▲裴耀卿 画像
从河阴到长安以及洛阳的转运工作，由新的转运使负责。这两条路是分开的。到长安走北路。这段路除了三门峡附段长约5里的陆运之外，其余全都是水运。路程被分为几段，每段结束时，都会把粮食搬入一个转运仓贮存，直到条件允再进行下一段的运送。通过这种方式，虽然陆运终不可免，但是其距离已经从着谷水从洛阳到陕州的八十里，缩减到三门峡东西两端集津仓与三门仓之间的五里。
新的漕运体制好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年运粮7000余石，比之前最大陆运量的两倍还要多。与此同时，运费也减少了300000贯或者400000贯。3甲在裴耀卿对南方的粮食供给系统进行改革的同时，关中地区也获得了很大的丰收。为了防止谷殿伤农，政府开始以高于市价的标准进行“和”，32并允许关中百姓用粟谷交纳全部赋税。正因为如此，到737年六月，裴耀卿的转运系统暂停。
我们可以看到，在裴耀卿之前的下属崔希逸的主持下，每年转运的粟米达180000石，此时，这个数字也被减少到几万石。崔希逸负责的究竟是水运还是陆运，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旧的转运体制依然存在，洛阳又重新成为那些租船的终点站。不过，北方的水路也一定还在使用，因为到741年，李齐物曾凿渠以使运船通过三门。他对于通船的设想，似乎比之前杨务廉的方案更为有效也更加安全，但是新渠很快就被淤塞，然后被废弃。
▲唐朝木船 画像
根据一个模糊不清的叙述，裴迥在750年对洛阳到陕州的运段进行了改革。他的工作好像是对李杰所设计的路线进行了重新安排，沿着洛河的支流谷水而走，但是分成了更小的路段以减轻牛的负担。737年之后，齐曾试图改造过汴河的南部，使船只不再经过江南的扬州，这样通行会更顺利一些。从741年开始，韦坚成为陕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743年，韦坚新开了一段运河，与渭河南岸平行，把长安与渭河、黄河交接处的永丰仓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利用了隋时废弃的漕河故道，它完成了直达京师的最后运段，在那里韦坚新建了码头以聚天下租船。由此，运到长安的粮食总量再次大增，到744年，自“关东”也就是河南与东南地区，共转运果米40000石。
结语
唐代财政船运不足的问题益发严重，为了军需的供给，盐铁使不得不从江南租用更多的船来转运。875年，仙芝反叛，紧接着又是黄巢的起义，京师与江南地区的交通再次被切断。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皇权的行使范围也只剩下了四川和江、汉流域的部分区。878年，政府最后一次试图重组转运系统。把转运使设在扬子的留后改为发运使。这样的官名在900与904年的皇帝本纪中都有提到，他们是由绝对忠诚于皇权的南方某道节度使来担任。职责不过是将他们所能够收到的赋税运送到京师。不过，这些税物的运送并非是定期进行的，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而为。正如唐会要卷所云:“由是江准转运路绝。”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国家的转运系统自从黄巢乱后，就多多少少再也没有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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