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天，时任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政府秘书的刘伯涛，到更刻区元宝沟去检查工作，他在农会的土炕上，看见一堆破旧的书报，喜欢看书的他，顺手拿起一部旧书，书上面有个封套，抽出来一看，有两册，封面用退了色的蓝布皮包装。他翻开一看，《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向下看，是个手抄本，字迹工整清秀，其中有多处删改、勾画，有的地方还有眉批。
他看过好多古装书，但从没有见过手抄本。再一细看，纸张是古代人常用的竹制纸，纸质已经陈旧变脆。他愈看愈觉得这两册书不同一般，就争求当地农会干部同意，把书带回县城。


回来之后，他对这两册书进行仔细研究，愈看愈觉得不是一般手抄本，从修改的痕迹看，很有可能是作者蒲松龄的手稿。如果真是如此，这个手抄本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就大了。
可是，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他的手稿如果保存下来，也应该留在山东，怎么会在辽宁？会不会他的后人迁移到此居住了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去档案馆查县志。想从县志里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他翻着翻着，突然眼前一亮，目光停留在一行字上：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山东淄川人，光绪甲午来奉天，历充哨官帮统等……家藏有改削七才原稿四部，轻易不示人。
于是，刘伯涛召开教育界人士座谈会，有人告诉他，原图书馆馆长蒲文珊，是蒲松龄第九代传人。


1948年6月，刘伯涛升任西丰县县长，他把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先向他宣传新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然后问：你家有《聊斋志异》原稿吗？蒲说：有，土改中丢失了。刘伯涛拿出了那两册古籍放在蒲的面前问：是这两册吗？蒲文珊急不可待地拿过来一看，惊喜地说：不错，正是先祖留下的遗稿。

刘伯涛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这两册手抄本正如他所料，是极其珍贵的文物！
蒲文珊看了一会说：刘县长，我祖上留下的一共是四函八册，传到我手上时，是两函四册，那还有两册在哪里？
刘伯涛心中咯噔一下，莫非那两册被丢失了？
他送走了蒲文珊，马上让张秘书带上两个人骑快马再到元宝沟寻找，务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张秘书等人急驰来到元宝沟，找到农会干部，农会干部让人把装有书籍的五六个麻袋，全部搬到院子中一个树下，让他们自己找。
他们把书倒在地上，一遍又一遍翻看，连《聊斋志异》书的影子也没有。急得满身大汗。
这时，在院子中做零活的一个老乡问：你们在找什么？张秘书马上说：老乡，我们在找两本叫《聊斋志异》的书，你知道它的下落吗？老乡说：你算问对人了，别人还真不知道。土改时，我家里住着一个姓王的女工作队员，她每天都在灯下看书，我不识字，看见她看的津津有味，有时还会哈哈大笑，就好奇地问她看的是什么书，这么好看？她说，是看《聊斋》，想必就是你们要找的书了。
张秘书高兴地问：这位姓王的女同志呢？老乡说：土改结束她就走了，听说去了哈尔滨，想必书没有看完，被她带走了。
刘伯涛听了回报，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两册书有了下落，忧的是，当时长春、沈阳尚未解放，一个女同志能否顺利到达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又在什么单位工作，途中会不会遗失，这都是问号。
他考虑再三，决定给辽东省政府写信，争求组织帮助。
五个月之后，刘伯涛收到一个从哈尔滨转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那两册让他寝食难安的手稿！
他再次把蒲文珊请来，把四册手稿给他看，问他是不是他祖传的原稿。蒲文珊颤抖着手，一本一本抚摸着，含着热泪说：是的，这就是我收藏了20多年的书稿。

蒲文珊还告诉刘伯涛，蒲松龄留下的原稿一共四函八册。刘问：那四册呢？蒲说：光绪20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多次要借阅原稿，家父实在推辞不掉，就先借出两函四部，后来依氏归还后，又借走了另外两函四部。
不久之后，依氏奉调到北京，因走时匆匆，没有把书稿还给家父。他到北京之后，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城，依氏下落不明，那半部四册书稿也就没有了下落。
说罢，蒲文珊不断地摇头叹气。刘伯涛也扼腕叹息。


1950年，刘伯涛任西丰县委书记，把这两函四部手稿上交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经过专家认真鉴定，确认为蒲松龄《聊斋志异》真迹，决定做为珍贵文物保存在图书馆。并且给捐献者发放证书及奖金500万元，（当时纸币，折合后来人民币500元）。
当刘伯涛把证书和奖金转交给蒲文珊时，蒲文珊感动地说：这部书稿能由国家保管，也算是最好归宿了。


蒲文珊对刘伯涛的学识眼光非常佩服，他把家中珍藏的蒲松龄所著的其他书籍，全部献给政府，还向刘伯涛说出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原来，蒲松龄传下来的除了手稿之外，还有一幅图，这幅图宽约二尺多，长约五六丈，上有蒲松龄画像和清代名儒题的诗，名为《聊斋行乐图》。在蒲文珊和弟弟分家时，弟兄二人商定，手稿由蒲文珊保管，图由弟弟收藏。
不久之后，弟弟搬家走了，蒲文珊曾去找过，但是没有找到。
刘伯涛亲自寻找过，没有结果，后来工作变动，这事就搁浅了。至今《聊斋行乐图》仍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