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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挺进下南疆——开国中校郭宗凯回忆南下解放战争岁月

(一)参加广东战役

为牵制国民党白崇禧集团,策应我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保障我淮海战役侧后安全,根据毛主席指示,我第四野战军由第40军、43军组成南下先遣兵团,奉命于1949年2月25日南下。

部队在热火朝天地争取南下立功、争取“两模”(巩固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模范)连队的气氛中,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下行军。部队沿津浦、平汉之间的老解放区,浩浩荡荡胜利前进。

在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欢迎、欢送、慰问、慰劳等热情关怀下,走向祖国的南方。部队在前进中,根据四野总部的指示,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忆苦、诉苦、访苦、比苦、忆光荣、查思想、查忘本、查决心等教育,使部队始终洋溢着高昂的进军情绪。

3月21日,在细雨迷朦中,我部渡过了中国第二大川—黄河。3月26日,随师到达河南省周口市附近,进一步进行加强群众纪律教育。

4月1日,进入大别山区。4月7日,随师由经扶出发,奔袭黄安之敌。4月5 日解放了黄安地区,并与鄂豫军区部队胜利会师。

5月14日,我129师攻取蕲春、兰溪、田家镇,为夺取渡江的渡口和船只,我385团在湖北省武穴的田家镇与白崇禧部发生战斗,在我猛烈的攻击下,敌弃长江天险阵地南逃。

15日,部队冒着大雨从田家镇胜利渡过中国第一大川—长江。渡过长江后,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奋勇前进。7月10日,我团与友邻第380团在江西省高县杨公圩与逃敌第176师526团遭遇,在夹击中歼敌团部与两个营的全部。

7月13日,我部奉命攻击位于江西上高地区的敌军第48军的175师、176师约五个团,但我军于15日到达上高地区后,发现敌军已撤离。

针对白崇禧作战的特点,毛主席于7月16日给四野电文中对我军与白部作战行动部属做出明确指示:对白部“均不要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为了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四野首长考虑到部队在南下行军中,部队历时四十余天跋山涉水、横渡黄河、长江,行军作战达两千五百余里,平均每天要赶六十多里的路,异常疲惫,加之眼下正是三伏天,天气炎热,官兵又缺乏南方生活常识,发生了大量疾病,非战斗减员明显增加。若不进行休整,很难完成大迂回、大包围的任务。于是报军委批准,野司命令,我部集结于江西宜春地区休整。

到达宜春不久,我被任命为第129师第385团副团长。第129师政委孙正同志找我谈话时告之于我,副团长的任命早在天津外围已研究确定下来,由于部队编成南下先遣兵团,各级人员暂不调整。我当时又被抽调东北军政大学改编为国民党起义的青年军205师部队,所以到这时才公布。

1949年7月17日至9月10日,我团奉命在江西省宜春地区休整53天。

主要原因有:

其一、人员患病太多,许多连、营都失去了战斗力。我团进入湖北、江西时,正值雨季和酷暑季节,北方部队缺乏防暑防病的生活常识,没有雨具,行军常挨雨淋;没有蚊帐,夜间常挨蚊咬;没有水壶,到处喝生水;有时米面供给不上,只能把麦粒煮熟充饥。因而,部队大批人员发生疟疾、痢疾、腹泻、中暑、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再加上缺医少药,有的营、连病号达70%以上,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能力和战斗能力。

其二、马匹损失严重。在行军中摔死、淹死、病死的及患软骨病、打背、拐腿等不能使用的马匹达50%以上,部队行动十分困难。

其三、士兵思想波动。因为发病的太多,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粮食供应困难等因素,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普遍产生想家、消沉和“厌南思北”情绪。

其四、干部产生急躁情绪。北方部队到南方后,因为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部分干部产生急躁情绪,管理方式生硬,个别单位官兵关系一度出现紧张。

针对上述情况,第43军党委决定:在部队休整中,大力推行“兵强马壮”运动,号召全军指战员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厌南思北”情绪。

部队休整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以两周时间大力开展“人强马壮”运动。突击治病,恢复体力,普遍进行南方卫生知识教育。军、师、团三级分别组织休养所,实行分类突击治病,根据部队现有可能条件,努力改善生活。每日出操上课减至四个小时,保证干部、战士吃好、睡好,尽快恢复体力。同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思想教育,继续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号召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阶段,采取多种形式集训干部。学习和推广管理教育先进连队的具体经验和做法,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号召战胜困难,增强爱兵观念,严肃批评军阀主义倾向,克服“厌南思北”情绪。在休整的同时,对部队的装备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改善。在个人用品方面:购置了雨具和斗笠,蚊帐全部发齐,还发了部分水壶。在装备方面,大车、马车大大减少。步兵营的机炮连,重机枪由原六挺改为四挺,六○炮由九门减为六门。团的战防炮连取消,以九二步兵炮一个排(2门)、迫击炮两个排(4门)合为一个连。连队火器均以人扛为主,大大增强了运动的灵活性。

经过五十多天的宜春休整,部队逐步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并将90%以上的病号治愈。部队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广大指战员也逐步习惯了南方的生活,一度不正常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得到改善,连队又开始活跃起来,为继续向南进军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我军在江西宜春休整之际,长沙国民党军队在程潜、陈明仁领导下于8月5日率部起义,而华南蒋军仍部署于宝庆、衡阳、曲江、广州地域,构成了弧形防线,企图阻我前进,以便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军用物资由广州运往广西,以达其盘踞大西南之目的。

广东之敌共有三个兵团、十个军、三十一个正规师及五个保安师十二万五千人,均部署于曲江、广州一带。上级命令发起广东战役,将第15兵团、二野第4兵团、两广纵队、湘赣纵队和粤中纵队统归第4兵团统一指挥,司令员陈赓,要求务必全歼广东境内敌人。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被抽调到东北军政大学第6团执行改编和训练国民党起义的青年军第205师的任务。因此,我有幸带着第6团学员参加1949年国庆大典,当时我从内心里感到幸运和喜悦。

国庆大典的前一晚,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我苦难的童年,想起艰苦奋战的冀鲁边区,想起漫天风雪的白山黑水,想起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石景芳同志,想起了许许多多为新中国建立英勇献身的战友...。

跟着党我走过了万水千山,冲过了枪林弹雨,是党培养了我,又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现在华南等地还没有解放,部队还在向南进军的途中,我决心参加完开国大典后,立即返回前线,率领部队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南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军队观礼人员安排在天安门东侧。15时,鼓乐齐鸣,人声沸腾,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用他特有的坚定豪迈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天成立了!”

毛主席亲手按下电动按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我当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是我自从1938年参加八路军以后,第一次流泪。不管战场上多么残酷,还是一起战斗的战友牺牲,我心中只是难过和强烈的复仇欲望。而今天,我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为新中国的成立流下了幸福热泪。

在我进京期间,我团在第129师编成内,于9月中旬由宜春出发,一路急行军,经安福、吉安、泰和、遂川、唐江等地,于9月28日到达赣州的南康。领受的任务是:完成对翁源新江圩敌第39师的包围,歼灭该敌后向英德、大镇方向发展。

我团于9月30日从南康继续南下,强行军经大庾进入广东之梅岭关、南雄向始兴前进。当部队到达始兴时,曲江、翁源、新江圩之敌,已先撤退南逃。

这时我团作为师的预备队向广州方向攻击前进,沿始兴、翁源、英德、花县一直到广州北侧的江村圩。由于我军进军神速,使广州免受了蒋军的更大破坏。

1949年10月14日在广大市民的载歌载舞锣鼓声中,我部指战员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了广州城。

广州解放后,我团进驻广州近郊江村墟地区,我率第3营前去广州流花地区接管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军区总医院。

经二十余天休整后,又奉命剿灭流散于广东境内之残匪,11月5日前出至广东西南方向的江门、新会、台山、恩平一带追击敌人。

(二)参加粤桂边战役

 华南蒋军白崇禧部经我衡宝、广东两战役的严重打击后,慌忙退缩回老巢广西境内,可与我军周旋的地域已不多了,广西已成泥潭,不可久留。只剩下两个方向可以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妄图以此为基地负隅顽抗,东山再起。

为解放华南全境,全歼蒋军于大陆,我军于11月6日向逃往广西境内之敌发起强大围歼战。首先是堵歼集结于广西容县、岑溪一带,企图绕过广东信宜,经雷州半岛、北海逃向海南岛之敌第11兵团。

11月中旬,第43军奉命由广州隐蔽西进,参加粤桂边战役,翻越云雾大山、云开大山,迎头拦截企图逃往海南岛的素以顽强狡猾著称的白崇禧集团,由南往北打。

我团在师的编成内,先于11月21日乘船沿西江北上,进至粤西地区的罗定后下船,向信宜以北地区继续开进,11月26日我师进至信宜县白石墟、埠头寨地区,与敌接触,27日7时在上心山以西地区与敌第58军226师发生战斗,该敌不敢抵抗,由篱竹冈向黎村墟逃去。

我团紧追不舍,于当日23时在黎村墟以北、以西地区,歼敌千余人。残敌逃至金洞墟与敌265师会合后,随军部逃向化县杨梅墟地区。

28日晨,我团分路追歼逃往杨梅墟之敌,沿途粉碎敌在罗渤口、横江等地的拦阻,14时从敌俘虏口供中得知,敌第11兵团部率一个团已退向广西容县。

师立即命令我团迅速向容县前进,我团根据四野首长提出的“大胆穿插,独立作战,各个歼灭”的指示精神,以每小时18里之行速疾进。第2营涉过深一米三、宽三百米的容河,11月28日17时30分占领广西容县县城。发现敌人已退回北流,我团继续命令2营向北流跟踪追击。

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而且部队从凌晨起到现在,已经是十几小时连续强行军六十公里实施追击战,并在沿途多次与敌发生战斗,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大多数人一天未吃饭。团党委提出“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号召,要求共产党员带头冲锋在前,各级领导靠前指挥,马上组织部队向北流急进。

“胜者王侯败者寇”,败兵一溃千里,当时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只要追上他就缴枪。

我团担任前卫的第6连2班,在逼近北流时,和主力失去联系,这时发现城内灯光明亮、汽车满街。

2班长马庆禄,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毫不犹豫地带着全班冲入城去。马庆禄机警地捉住一个岗哨兵,并活捉敌炮连连长,逼其集合部队缴械。敌人知道我们突然入城后,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投降。

此时,我后续部队1排也已赶到,排长赵基轩就高喊一句“解放军来啦,缴枪不杀!”结果俘敌百余人。

团主力随后也到达了,经我团突然袭击,22时,在北流以北地区将国民党军第11兵团部全部歼灭,击毙第11兵团副司令胡若愚、第58军参谋长程学五、第226师师长王少才。兵团司令鲁道源化装逃跑。歼敌并缴获汽车七十余辆。

与此同时,我129师向西进击,解放了广西郁林(现广西玉林市)。此役我师共歼敌五千余人、俘敌三千余人。

战后,我团6连1排共三十三人被师命名为“三十三勇士”之光荣称号,并授予马庆禄“尖刀英雄”称号。

12月7日,师奉命执行西进追歼位于广西边境爱店黄杰兵团第97军残部的任务。这股敌人盘踞在中越边境镇南关附近地区,企图逃向越南。为了不使敌外逃,将敌就地歼灭,我团冒着绵绵细雨向敌接近,于8日与在上思东蓬楼、龙楼地区的残敌第188师遭遇,仅约半小时战斗,将敌全歼,俘敌两千余人。

9日我团向思乐前进,经三十六小时的行军,越过十万大山,在阴雨连绵的情况下行军二百二十余里。

10日,团担任前卫进至隆岗一带,歼敌一千余人,黄昏后进至思乐又歼敌七百余人。

11日,团奉师部命令由板棍向思陵、峙浪墟一线急进。12日19时经那河至念省、那容一带,与敌掩护部队一部打响。

12月13日我团追至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隘口,将未逃出国境的黄杰兵团后卫主力第97军截住在中越边界的公母山上。敌军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在天雨路滑的情况下,翻越十万大山,抄小路,日夜兼程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当我军的炮弹落到敌军阵地时,其指挥员还认为是对面的法军误会了,与他们打了起来。最终明白是解放军到了,急令部队占领制高点,企图据守顽抗,这时已有敌兵数人占领了一个高地,并架好机枪,我团8连2班代理班长谢纪忠,只身冲入敌阵,首先消灭高地上的敌人,尔后一把夺过敌机枪,调转枪口,对山下敌军猛烈扫射,我团其它部队纷纷赶到,迫使敌军第26团团长率部投降。

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四小时战斗,敌第97军军部、两个团和一个补充团被歼灭,俘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四千余人。其中我团俘敌一千七百多人。

在这次追歼战中,出现了这样一段小插曲,我团2营在“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敌人捉住”的口号鼓舞下,直追至中越边境镇南关时,发现有股敌军向南逃窜,部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冲了过去,俘残敌一部,这时发现有一架飞机飞抵战区上空,同时有外国军队在前面占领阵地,并升起一面我们未曾见过的旗帜,经辩别是侵占越南的法国军队。前线部队立即上报,据说报到了中央军委。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向法方提出抗议,要求法方不得干涉我国内政,不得与我军发生冲突。当时中越边界没有具体划定,我团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

至此,白崇禧部宣告被歼灭,粤桂边战役结束。在战役中,我团随师昼夜追击五百余里,未加休息,旋即回师于雷州半岛休整待命。

(三)参加解放海南战役

1949年12月9日,我43军军部电台收到电报:“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两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40军进占海南岛。”这是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给正在中越边境十万大山一带追歼国民党桂系残部的43军的电报。

这时,席卷全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已到尾声,除进入四川和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尚在进行作战之外,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大陆的国民党企图凭借海洋天险,据守以台湾、海南为主的沿海岛屿,与解放军相对抗。

我第43军,自从11月中旬从广州出发,大迂回隐蔽西进,参加粤桂边战役以来,已历时一个来月,行程两千余里。

现在,枪声尚未完全停止,围歼战尚未完全结束,四野首长就发出这样一份紧急电报,作出了下一个战役的部署,为的是完成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的解放中南全境任务。正是这份电报,向43军下达了参加海南战役的任务,揭开了43军解放海南岛的序幕。

粤桂边战役尚未结束,白崇禧带少数残敌逃往海南岛,与薛岳兵团结成一伙,共十万余人,其中陆军五个军,多为从大陆逃亡海南的国民党军队临时编并成的,装备不全,战斗力也差;海军有军舰九艘(战役过程中,又从台湾增调军舰五艘,炮艇两艘);空军有作战飞机四十五架。构筑了环岛立体防御。企图凭借海峡和海空军优势固守,阻止我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也称琼崖,古称珠崖。据地质学家们考证,很早以前,海南岛是同大陆连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由于地壳多次变化,海南岛便脱离大陆,一道宽阔的琼州海峡隔断与大陆的联系,因此,才有了苏东坡的“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的诗句。

海南岛的面积为3.22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屿,仅比台湾岛小3580平方公里。

五指山矗立在岛中央,其主峰海拔1867米,比著名的东岳泰山还高343米。湍急的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从岛中央山区弯弯曲曲流向大海。中部山区丛林密布,村庄稀少,交通落后,不适于大兵团作战,为岛上我琼崖纵队所控制。

岛周围沿海地区多为起伏丘陵地,森林亦多,公路交通方便,村庄亦较稠密,大部被敌所控制。西靠北部湾,东、南为辽阔的南中国海,北与大陆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琼州海峡两岸相距11—27海里。

海南岛的人口三百多万,以汉族为主,中部山区聚居着黎、苗等少数民族。在过去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海南岛距离京城遥远,交通闭塞,且有“瘴疠之气”,被视为“蛮荒之地”,成了失宠于朝廷的达官文人贬谪的场所。在军事上,海南岛是华南的前哨。它屹立在南中国海边,把守着祖国的南大门,而且是南海诸岛的后方基地。

远在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就曾经在海南岛驻过兵,如今海南岛西部的白马井尚有其遗迹,岛的东北部铺前港海滨的伏波将军马援庙尚存。宋朝在海口市设有水师。明朝设海道巡视副使。清朝设海口水师右营。乾隆年间在秀英港内筑过东西两座炮台。光绪十七年,又筑了一座秀英炮台。

在海南岛上,活跃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琼崖纵队。从1927年9月发起武装斗争以来,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一直在海南坚持革命斗争。

1949年12月下旬,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接应野战军渡海登陆的命令。

1950年1月3日,又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琼崖“应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迎接并支援大军渡海作战解放琼崖之准备工作。”

为此,琼崖区党委立即在五指山解放区的毛栈召开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华南分局的指示,分析了琼崖的形势,强调指出:当前琼崖的革命斗争正处在夺取最后胜利的前夜。目前琼崖的军事、政治、经济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迎接南下野战军渡海作战这个中心来开展,迎接大军的到来。

我部经半个月行军于1950年元月3日进至廉江地区,随后又开进至吴川梅录一线。开始紧张的历时四个半月的渡海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准备工作:搜集船只,广招船工,思想发动,坚定信心,战前练兵,提高了渡海和海岛作战能力。这个阶段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一、宣传教育,战斗动员。当时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是针对三种情绪进行的:

一是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认为上级有办法,用不着“咱操心”,幻想敌人逃跑、投降,期望空军支援,对准备工作和部队训练缺乏主观的努力,缺少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的精神。

二是认为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革命已基本胜利,许多部队已转入生产或整休,认为渡海作战是“额外负担”,有的人就讲:“我们从北京出发,一直是打在前头,但结束战斗则在后头”。

三是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太复杂,无经验,困难多,对以木船渡海打军舰缺乏信心,少数人对茫茫无边的大海有盲目的恐惧,面对“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的大海,怕晕船,怕军舰,怕飞机,怕淹死,认为这样的战斗不是“必死”,也是“九死一生”,革命到“底”了。

部分干部对海上指挥没有把握,怕失去联络,迷失方向,“英雄无用武之地”等等。这些思想认识如不加以克服解决,势必影响准备工作的完成和作战的胜利。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树立渡海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针对上述情况,在第43军的统一部署下部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动员。首先整顿干部思想,以团为单位集训干部,学习毛主席对渡海作战的指示和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等有关文件,检查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端正认识,提高以木船为主进行渡海作战的信心,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和保持光荣传统、发扬光荣传统的教育。组织全团学习军政治部编印的《打破顾虑,创造新荣誉》和《英雄模范故事集》,带领全团积极响应军党委发出的争当渡海作战的英雄和争创英雄连队的号召。

结合整顿思想,大力加强海练中政治思想工作,实行把思想工作做到船上,不少连队布置了船上俱乐部,船与船提出竞赛。军、师的宣传队下连队进行宣传发动,演出了《钢筋铁骨》、《刘胡兰》等节目,对部队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通过学习和提高航海技术,增强信心。

通过及时宣传海练中出现的先进事迹,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士气。特别是1950年2月21日,第128师382团4连副排长鲁湘云率8名战士驾驶一只小木帆船出海训练,与敌一艘军舰遭遇,在他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小木帆船大胆地靠近敌人军舰,集中火力向敌舰强袭,敌人被我军的胆略和突然的打击吓坏了,急忙撤退。

我军无一伤亡。“木船打军舰”的英雄事迹在部队宣传后,大大振奋了部队,增强了渡海作战的信心,各种顾虑与惧怕心理得到克服,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普遍要求先渡海,要求当突击船,要求护航、打敌舰,表示要打好中南地区的最后一仗,为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保卫和平建设再立新功。

二、开展海上大练兵,增强杀敌本领。部队根据军党委提出的部队既能陆战又能海战的要求,采取以船为课堂,以海为操场,实兵实船,先昼后夜,先近后远,先浅后深,先单船后多船联合演习循序渐进的办法进行海上训练。

训练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水手训练。主要训练驶船的技术。由于渡海作战所用的船只多为渔船,船工虽有驾驶技术,但无实战经验,全靠他们是不够用的,必须训练自己的水手,才能保证渡海作战任务的完成。主要以团为单位开办水手训练队,挑选一些作战勇敢、具有一定海上常识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在老船工的指导帮助下,学习掌舵、划浆、摇橹、抛锚等航海技术。全军到3月底共训练水手4260名。

二是部队的战术、技术训练。首先是进行单船训练。单船训练主要解决各船战斗编组的任务、协同动作,上、下船的队形及运动的方法;多船联合演习重点是解决保持航海队形和通信联络,遇到各种情况的处置、登陆突击和占领滩头阵地的动作及配合协同。担任护航任务的部队还专门研究和训练对敌舰的斗争方法。

由于大家训练热情高涨,方法对路,指挥训练得当,经过四个月的训练,我军强渡海南作战的各项装备工作进展迅速,全部指标基本达到作战要求。

第四野战军确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于1950年3月首批四次渡海登岛获得成功。我团在师的编成内,为第四批登陆部队,于4月23日19时30分由三塘、四塘、新地港之线启渡,未遇海上任何战斗,于24日拂晓,先后在海南后海、天尾港、荣山厂一线附近登陆。

征途滚滚,黄尘蔽日,我第385团在师长阎捷三政委孙正率领指挥下,冒着酷热,日夜兼程,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

5月1日凌晨,接近北黎、八所,发现了敌人。我这支主力部队有如出鞘利剑狂飙天降,立即向敌发起攻击,一阵激烈的枪炮声震破了黎明的寂静,同志们不顾七天来的饥渴和疲倦,暴风雨似的冲进小岭。

“冲杀决胜”第5连和“模范连队”第8连并肩突击,他们以神速的动作活捉了敌人的哨兵,攻进了敌之团部。敌人来不及穿衣服,一边胡乱开枪打炮一边逃跑。

“兵贵神速”,我军向纵深猛插。8连“坚守排”打得最猛,粤桂边战斗英雄谢纪忠带头冲进敌群,跟进的战友们喊着:“同志们,要保持坚守排的荣誉和粤桂边的光荣!”一齐冲上前去,地堡一个个的被拿下了,敌人一股股的缴了枪,想向八所逃窜的一个连的敌人,在其连长被刘治国同志抓住了后,全连也被缴了枪。

5连也以“以乱对乱”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战斗英雄陈吉林英勇牺牲。王宝珍手端机枪接连攻破了敌人三道防线。

敌人在石头围成的工事里朝外打机枪,3排的同志们冲上去,一顿手榴弹爆炸,就歼灭了敌人;副排长李德林指挥7班石明志战斗小组,连续拿下几个大院子,打通了冲锋的通道,1、2排猛冲过去。

1排长李起波和敌一个营长交了手,中弹倒下;2班长刘金党赶到,冲锋枪一轮横扫,敌营长和8名士兵当即丧了命;该班向前冲进一百米,敌人在两挺重机枪掩护下,一排人反冲过来,刘金党又是一梭子冲锋枪,敌人扔下死尸退了回去。

2班跟踪追击,敌人反冲过来,射手唐吉贵的机枪子弹和战士张庆福的手榴弹一齐打了过去,敌人又死伤一个班多。敌人还不死心,又上来六个拿冲锋枪的,被刘金党一梭子弹射击打倒三个,张庆福和于金瑞用步枪打死两个,剩下一个被杨班长活捉了。

敌人驻小岭的第857团团部、两个营全部被歼灭了,我军马上分成三路向北黎、八所、八所港急进。守在这三处的敌人是薛岳嫡系所谓“能打”的第286师(其857团已在小岭被歼)及第90师一个团,他们是奉了薛岳的指令掩护残敌从海上逃命的。

小岭的枪声一响,他们慌了手脚,万万没想到解放军会来得这样的快,于是一面布置逃跑,一面组织抵抗。

当我兄弟部队第380团出现在八所的前沿时,敌人用两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迎头打来。

这时我团担任攻占高地大碉堡突击任务的3营7连,有如神兵天降,风卷残云,飞一般地向高地冲去。

大碉堡里敌人的两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编织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像刮风一样扫向7连。

我机枪手立即还以颜色,猛烈开火掩护部队接近,3排从左侧逼近,1排从右边突击,“一定要拿下这个碉堡!”

7连长瞪着眼珠大喊。8班在机枪掩护下冒着敌人火力冲了上去,副班长马达武大腿挂花,突击组陈福林也受了伤,勇士们不顾自身负伤,他们互相鼓励着,一直向前打,全班虽然只剩四五个人了,但敌人的火力并没有压制住这几名勇士。接近铁丝网前的战士刘恩波下巴被打掉,梁文启壮烈牺牲。

在敌人全部火力对付8班时,1、2排从右侧发起冲锋,2排副梁玉璜,带着4班直冲硬打,在壕沟边上,他和一个敌人撕打摔起了跤,扭打一阵子,他翻在上头,用冲锋枪托打碎了敌人的脑袋,还打死两个敌人。

红旗手高宗祥胸部中弹负伤,流血过多不能动了,便把红旗交给朱家珍嘱咐说:“你一定要把红旗插到碉堡上!”“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朱家珍接过红旗激动地说。

突然,好样的高宗祥,像一只受伤的猛虎爬到铁丝网前拼力抛出两颗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爆炸,烟雾腾起的瞬间,朱家珍奋力冲上去,把红旗插上大碉堡。

在红旗的鼓舞下,在高宗祥大无畏的精神激励下,7连的勇士们向庄子里猛攻,从西头一直打到东头,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我后续部队围攻上来,仅用一小时便结束了战斗。

冲向八所港的第385团3连1排的勇士们,在副指导员的指挥鼓励下,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反扑,子弹全打光了,第三次是用仅剩下的三枚手榴弹和八八式小炮弹把敌人打退的。最后第387团的一部勇士也乘势冲了进来,敌人的营长和他的部下二十多人乖乖地在刺刀下缴了枪。

右路第387团的勇士们冲到北黎外围黄宁村时,守敌一个营凭着工事向我担任突击的8连射击,班长宋文福的右腕负伤,他没有理会这些,领着全班打开了突破口,勇猛地冲向敌人的纵深。

这时,敌人一个营长带着二十多人向1班反扑,赵家兰一枪打死敌营长,迫使二十多个敌人缴枪投降。就这样,在这群猛打猛冲迅疾勇敢的勇士们激烈搏杀的六个小时战斗中,北黎、八所、小岭的三千多个敌人被歼。

“宜将胜勇追穷寇”,我军旋即向北黎、八所港的码头冲去。最先到达八所港的部队是第385团1连,他们发现码头上站着密密麻麻的敌人,正在争先恐后地往兵舰上登。

4班机枪手李树木和弹药手于占一、王西萍,急忙选择有利地形,架好机枪向敌兵舰开火,打得敌人直往海里掉。敌人从兵舰上和桥头上向我还击,负隅顽抗。李树木被机枪后坐力坐倒了,王西萍扯过机枪接着射击。

趁敌人被我机枪火力压得不敢抬头的机会,4班乘机占领码头地堡,抓住四百多个俘虏。1连其他排班越过八所的铁道,前面出现了一片海叉子,8班长魏正文带领全班趟水冲上岸,他嫌湿裤子走路不方便,就把裤子脱掉,往前一冲看见一群敌人正在逃跑,他打了几梭冲锋枪迫使六十多个敌人缴械投降。魏正文继续急追到码头,看见一座碉堡面对街心,刚想往前冲,碉堡里的敌人被魏正文吓坏了,钻出碉堡扛着枪炮就往海边跑,想登上木船上兵舰。魏正文一轮冲锋枪猛射,打得敌人吓破了胆,慌忙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魏正文穿过涵洞看见许多敌人正从海里一个铁架子往兵舰上爬,便连忙端起冲锋枪又扫向这批敌人,打得敌人纷纷落海。这时我军后续部队也冲上来了,敌军舰见势不妙,慌忙起锚开走了。同志们看见魏正文赤裸着下身可笑的样子,当场有人编了一顺口溜:“8班长真能干,光着屁股打兵舰”!

在八所战斗中,被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堆满了八所码头。由于我军登岛作战迅雷不及掩耳,使海岛上的敌人大部成了俘虏,同时,敌人想在逃跑前破坏八所发电厂和石禄铁矿的阴谋也变成泡影。百多名工人满怀对亲人解放军的激情渴望,带着兴高采烈的笑容,和勇士们亲热地握着手,热烈欢迎,共庆胜利。

1950年5月1日,在国际劳动节这天,海南战役结束。海南岛宣告解放。

我第129师和第127师380团在八所战斗中,歼敌第286师大部,俘敌三千五百余人,毙伤溺敌一千余人,缴获敌舰一艘。战后上级授予5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给集体记一大功;授予8连“勇猛冲杀”锦旗一面,给集体记一大功。随后,我团开进文昌县铜鼓岭进行整编。

1950年6月,第43军党委决定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这是我军建国后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我有幸成为该学院的第一期学员,被安排到上级速成系五班学习。

1951年8月,以上等生成绩毕业,返回海南军区被任命为第129师第386团团长。1952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我军团以上军官到朝鲜进行实战见习,我被分配到第63军的一个步兵团任副团长,于1953年4月,返回海南军区任第386团团长。

1952年7月5日,第43军与海南军区合并为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同年10月,第44军第132师调归第43军建制,我团编入第132师,仍称第385团,后改称第396团。我调任该师第394团团长,担负守岛任务。

郭宗凯同志简介:河北省东光县王喇乡人。1923年1月出生。193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战士、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长沙支队、运河支队战士、班长、排长。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6连副连长、连长。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营3连连长、军分区手枪队队长。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第2营第5连连长、第3营7连连长。参加过三打灯明寺、歼灭顽军张国基部、东光县四柳林村、乐陵县大马家村和沧县大七拨村等突围战、解放沾化、宾县、无棣、惠民、阳信和韩村等数十余次战役、战斗。任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手枪队队长期间,除掉铁杆汉奸十余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冀鲁边区第16团第3营副营长兼第7连连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吉林军区独立团第1营代营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7师第21旅第61团第3营副营长、营长。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8师52团2营、3营营长、53团1营营长。43军129师第385团副团长。参加了开创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第一次解放靠山屯和长春、四平保卫战、松花江北防御战、三下江南、四平攻坚战、解放辽阳、鞍山战斗和辽沈战役。入关后参加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东战役、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129师385团团长、386团团长、第132师第394团团长。湖南省军区湘潭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梅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1950年经组织选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上级系学习,获上等生毕业证书。1959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并获得东北解放、华北解放、中南解放、海南岛解放纪念奖章。1960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88年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获得“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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