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国民党大规模铨叙军衔之时，中将和二级上将中间并无中将加上将这一梯次，直至1936年9月第二次大规模铨叙，才首次予以设置，名额14人。
什么是中将加上将呢？意思就是正式军衔本为中将，军功、资历等虽然超出普通中将，但又够不上二级上将标准（或者二级上将名额暂无空缺），于是再授予上将的加衔。
中将加上将继续拿中将薪饷，同时又可以挂二级上将将星，大致可理解为相当于准二级上将。
1936-1949年期间，先后共计有45人获授国民党中将加上将衔，其中有9人在此基础上晋为二级上将，1人最终晋为一级上将，这意味着大部分人没能跨过中将加上将与二级上将之间的鸿沟。
1945年5月的张发奎：挂三颗将星的中将加上将
作为一个奇特的存在，中将加上将制度能一直沿用到国民党败离大陆，说明其自有合理必要的一面，但从解放战争期间暴露出来的系列问题来看，同时它又有着尴尬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试着稍作展开。
说它合理，也仅是相对来说。
在国民党的设计中，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特级上将都较为严格遵循定额制、退役制和递补制，仅已故的追赠、追晋者不受定额限制。
一级上将的定额为9人， 除非有被剥夺军衔或正常退役者，名额出现空缺，才能由个别二级上将递补。
二级上将理论上定额23人，事实上，国民党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大规模铨叙授予的二级上将也恰恰就是23人。
中将加上将中递补晋升为二级上将的情况，大致与前面所说类似，否则就没什么机会。
1939年5月，卫立煌顶缺韩复渠晋为二级上将
之所以说中将加上将有其合理成分，首先在于国民党特级上将1人（是谁不用解释了吧）、一级上将9人、二级上将23人的名额，总体还是相对不多，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由一两百万达到四百多万，正式上将的比例更被稀释。
这种情况下，在正式上将（二级上将及其以上）和中将之间引入中将加上将，就显得较为必要了。
说其合理的次个理由就是，授予中将加上将也成为蒋氏或奖励军功或刺激地方部队将领抗战的工具了：1936年第一批中将加上将仅有14人，抗战胜利后又授出8人（包括胡宗南、汤恩伯、罗卓英等），其余23个名额全在1937-1945年授予。
特别是1937年为期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期间，蒋氏一口气晋升了9位中将加上将：桂系黄绍竑、黄旭初，政学系骨干熊式辉、陈仪，川军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湘军出身的刘兴，滇军出身的杨杰等，蒋氏用意，不言自明。
1947年2月，熊式辉获晋二级上将
中将加上将还有一个存在的理由，就是更便于加了该衔的高级将领指挥作战或提高政治地位。
比如抗战时期曾数个集团军或整个战区作战的陈诚、张发奎、薛岳等人（这三人同在1936年9月获晋中将加上将），若没有中将加上将衔，指挥起来中将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甚至中将师长就显得没那么名正言顺了。
前面说了一通中将加上将存在的合理和必要之处，其实这个制度在后期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
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军队之中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中将“剿总”副总司令，中将“陆总”副总司令、中将“绥靖”主任、中将兵团司令、中将军长甚至中将师长满天飞，彼此职务等级差距很大，军衔却同为中将。
杜聿明中将
这种混成一团的局面，其实并不太利于作战或者指挥，这个道理自不用多说，想必大家都会懂。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还是前面所说，在国民党正式上将（二级上将及其以上）名额有限的前提下，起到中将与正式上将缓冲作用的中将加上将名额也相对不多，势必堵塞了一部分重要级别中将的军衔晋升之路。
具体来说，从抗战胜利之后一直1949年2月之前，也仅有5名国民党中将晋升成了中将加上将，他们分别是：胡宗南（1945年10月晋升）、汤恩伯（1946年2月）、黄琪翔（1946年6月）、罗卓英（1946年6月）、林蔚（1947年8月）。
这意味着在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国民党再无任何一名中将能够晋衔，难怪出现一堆中将副总司令、兵团司令了。
客观来说，解决办法还是有的。
在我看来，稳妥的方案就是，解放战争关键阶段，国民党大可放开对中将加上将的动态管理：选择一批在关键位置上的重要中将，比如杜聿明、范汉杰等中将“剿总”副总司令，黄维、黄百韬等中将兵团司令，临时加上中将衔。
也就是说，打破既有制度窠臼，把加上将衔变成一种非常规操作，并不视为正式军衔，中将加上将也并不在军衔的正式序列之内。
对这个问题，你会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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