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开始，我社再版的“红学经典”丛书将陆续上市，微信君也将从中选出几篇文章陆续推出，让大家先睹为快。本期推送的文章即出自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此次再版我们重新设计了封面，还修订增加了一些内容。这篇《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回归记》即是新收录的文章，叙述此段历史如档案记录一般，时间、地点、与会人员，所有你想知道的和未曾预料到的细节都审慎精确，值得深思。原文长达一万多字，微信君为阅读方便进行了较大删节，但深度长文，值得耐心欣赏。
我社影印出版的《俄罗斯圣彼得堡藏石头记》，即文中主角：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对我社影印出版的这套“红楼梦古抄本丛刊”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下拉至文末，查看该丛书介绍。
列宁格勒抄本《石头记回归记》
赴苏以前
1984年12月16日，我与周汝昌、李侃两同志，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派，去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鉴定该所原藏《石头记》旧抄本。
这件事，有一个很长的由来，先是我们看到《参考消息》上报导苏联藏有《石头记》抄本的消息，但苦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冻结多年，无由沟通，看不到这个本子，后来又陆续看到缅希科夫（汉译孟列夫）和里弗京（汉译李福清）的文章，这篇文章题为《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后来又读到台湾潘重规先生的《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从以上这些文章的介绍来看，这个抄本，可能确有一些价值。
当大家正在关心这个本子而无由得见的时候，中央负责古籍整理的领导李一氓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本子，并设法正在不断与苏方沟通，希望能把这个本子弄回来。
记得是1984年上半年，大约是四五月份，李一氓同志的秘书和中华书局的编辑柴剑虹同志到艺术研究院来看我，李老的秘书沈锡麟说，去苏鉴定《石头记》抄本并争取拿回胶卷的事，已基本与苏方谈成了，李老的意思想请我去负责此事，并希望我再能推荐一位专家同去，我当即推荐了周汝昌同志。7月2日我因事去中华书局，恰好碰到沈锡麟同志，沈锡麟告诉我说，中国艺术研究院已正式同意我的建议，中华书局正在考虑由谁去，很快也能确定。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直到9月21日，王凤祥同志告诉我，去苏联的事已批下来，日期是10月15日。此时中华书局也早已确定由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同志去。9月27日，我见到了李侃同志，他告诉我，李老已与文化部商量过，这次赴苏，由我负责，任团长。到10月8日，得知苏方又提出要对等的邀请，故行期可能还要延迟。10月10日，李一氓同志说：
（一）这个小组只有三个人的成员，由冯其庸负责任组长；
（二）小组的对外发言由冯其庸代表，不要大家都发，以免差误；
（三）有不同意见，不要在苏联争论，我们的目的是把书弄回来，有不同意见，你们回来再争论；
（四）不要争着发文章，等书出版后大家研究。
我觉得李老的嘱咐是很中肯的，只要谨记李老的嘱咐，以大局为重，这几点都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我们的行期原定10月15日，但签证迟迟不来，到了12月13日，得到中华书局的正式通知，赴苏日期定在本星期日，即12月16日。并通知14日到中华书局李侃同志处开会，领取护照机票，并由沈锡麟同志代表李老再次宣布他原嘱咐过的话，再次明确小组由冯其庸任组长，一切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并同时明确李侃同志负责小组的费用管理和有关出版事宜。
至此，我们赴苏前的准备工作和出国的手续，才算全部完成。
12月16日，我早晨4点起床，5点来车接我，即去南竹竿胡同接周汝昌同志，一起赴机场。恰值昨夜大雪，严寒，地上积雪甚厚，因为起得早，路上积雪尚未清除，路很难走，但我们到机场时，李侃同志早就到了，7时飞机准时起飞。飞机飞行八个半小时，即到莫斯科机场，因时差，莫斯科的时间为中午12时。在飞机降落时，我看到莫斯科也是大雪，半空中俯视，真是一片冰雪世界。
冯其庸先生
列宁格勒、莫斯科的鉴定和谈判
下机后，经过海关，检查甚严，检查人员拿着我的护照，从护照照片对照我的脸来回对照足有四五次，才算安全通过，在海关外等候的有我使馆一秘梁沈修同志和其他同志，苏方是由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派外事局副局长奥·李·别兹罗德内依及汉学家李福清前来机场迎接的。经会面后，苏方为表示礼貌，提出希望我能坐他们的车送我到使馆。于是我就与李福清一起上车。
李福清的汉语甚好，一路不断与我说话，介绍他发现这个藏本的情况，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我们对这个《石头记》抄本的评价，并且直接问我对这个本子的看法。我回答他说，我们很重视这个本子，所以国家才会应你们的邀请派我们来鉴定，但还没有见到原书，还不可能说出什么意见来，等看后自然明白了。李福清就说：你说得很对，还是等看过书后再说罢。他说我希望你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能非常愉快！
使馆面积很大，面临友谊街，对面就是莫斯科大学。正当苏联大雪，所以一眼望出去全是冰雪天地，但气温还不算太冷。
午饭后，稍事休息，即与杨守正大使见面，杨大使很关心此事，他嘱咐我们到列宁格勒看书后，不要立即发表意见，等回来再谈。
莫斯科下午5时即掌灯，我们因为一天的疲劳，所以晚饭后即睡，由梁沈修同志为我们安排住房。因为使馆内客房紧张，所以让我与李侃同志同住一室，周汝昌同志年龄较大，就单独安排一室，设备较好，比较安静，便于他休息。
第二天上午，即12月17日，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副主席宴请我们，席间，各致寒暄，整个会议的气氛相当热烈，我使馆的同志还告诉我，说今天苏方用来招待的巧克力，是最高级的一种，这意味着他们对我们的去非常重视，也意味着他们希望谈成。
当天晚上11时50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开动，使馆的二秘许恒声同志陪同我们同去列宁格勒，苏方则由李福清和出版局长别兹罗德内依同去。车行一夜，第二天清早8时半到达列宁格勒，车到时，天还未大亮，东方学研究所的人已派人派车来接，把我们送到莫斯科大饭店，住房设备很一般，但房价却要41美金一天。
在饭店早餐后，因离东方学研究所较远，上午已来不及去研究所，即送我们去参观冬宫博物馆。冬宫是一座有名的建筑，收藏极富，为全世界有数的几家博物馆之一。博物馆馆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极为热情，说冬宫博物馆对尊敬的中国贵宾，没有不可以开放的部分。然后拿出有刘少奇、陆定一签名的大签名本来要我们签名，并说从他们两位以后，直到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签名后，我们随即参观中国馆，其中陈列极富，但都是从我们这里拿去的，看了也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时间关系，实在来不及看，我只认真看了西夏的部分，即从我国额济纳旗黑水城盗去的那些珍贵文物，真是洋洋大观，但我也只是草草而过，不能过细地看。
下午到东方学研究所后，先是开了欢迎会，简单谈话以后，即去参观他们的藏品，先是给我们看黑水城出土的文书，接着又让看他们藏的敦煌卷子。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不知道为什么让看这些东西而不首先安排看《石头记》抄本？我只得告诉孟列夫，因为时间太紧，还是先看抄本罢，这样，终于拿出了《石头记》抄本。
我们在一张书桌上挨次检看，开始时，李福清、别兹罗德内依等都紧张地在等着我们说话，后来看到我们三人都在认真地仔细看书，连我们自己也不说一句话，他们才渐渐散去。
列宁格勒一直是雨雪天气，终日见不到太阳，下午4时以后天就渐黑，5时后就要点灯了。我们下午到东方所，开完欢迎会又看黑水城的文书，又看敦煌卷子，到正式看《石头记》抄本已经快3点了。到5点已经天黑，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也只好结束看书，回旅馆了。
我从北京出发前，是做了一些准备的，我考虑到在那里匆忙看书，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如果想从头看下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抓本子的特征，用它的特征来与国内乾隆抄本的特征作比较，这样才能较快地基本判断出它的时代和抄本的大致渊源来。好在我这十多年，一直在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并且写过文章。特别是国内的一些早期抄本如“庚辰本”、“己卯本”、“蒙古王府本”、“甲辰本”等我都看过原抄本；1980年我在美国时，还看过“甲戌本”原本，而且还让我借用了一个多星期。因此经过这两个多小时的对照，我对这个本子的状况，已经大致上心中有数了。
考虑到只有明天上半天看书的时间了，下午就要开会，特别是明天上午看完了书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容商量了，而且形势摆在那里我们不可能不发表意见。因此，我征求周汝昌同志对这个本子的看法，想不到他说：“我已有我的看法了，现在我不说。”我当时觉得很突然，就去找李侃同志还有使馆的许恒声同志。李侃说只有现在可以商量了，明天不可能商量了，他和许恒声同志都认为应该马上开会。于是我就把周汝昌同志请到茶座里来，因为茶座四面是空的，比较安全。我再次请周先生发表意见，周先生仍沉默不说，李侃就说，那你就把你的看法说给他听，看他有没有意见，于是我就把我准备的意见说了一遍，大意是肯定这个本子，也肯定李福清、孟列夫的文章，并认为这个本子有出版的价值，建议中苏联合出版等等。周先生听后仍表示沉默，一言不发。李侃就说，既然没有别的意见，明天就照这个意思说罢，许恒声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12月19日）早饭后，苏方出版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又安排我们到曙光出版社座谈以后合作出书、相互交流的事，幸好时间不长，到10时，我们再到东方学研究所看书，又看了两个小时，午饭后，我们一直看到3时10分，才到下边会议室开会，商讨此书的评价和出版问题。
实际上这是我们此行的最关键的时刻。我思想上很明确，我们的目的是来取回《石头记》抄本的，经过目验和与国内庚辰、己卯、甲戌等本的特征对照，这个抄本确是有价值的，可以补国内各本之不足，所以必须让会议开好，让他们乐意与我们合作出版，把微缩胶卷弄回国。另外根据这两天的接触，我感觉到那位出版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奥·李·别兹罗德内依，是希望合作出版成功的，一是因为这是他工作范围内的事，达成协议，也是他的工作成绩之一，二是他自己说很想来中国，达成协议后，就有可能来中国了。再从李福清、孟列夫来说，他们已发表了文章，认为这是一个珍贵抄本，当然希望我们能肯定他们的见解，如果合作出版成功，更证明他们的见解高，汉学水平高。如果我们对此抄本评价不高，那他们就会感到非常难堪。所以综合起来看，这次会议，只要我们能实事求是地鉴定评价这个抄本，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对这个抄本研究的成绩，合作出书的目的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会议开始，苏方等待我们发表意见的情绪比较急切，在宣布开会，双方说了些礼节性的话以后，我方就由我代表小组发言，我说明我们只是匆匆看了一下，意见不可能很准确，请大家原谅，我说：一、这个抄本的底本是脂砚斋本系统的本子，是一个好的底本；二、抄定的时间大约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三、苏联学者对此本的发现报道并发表研究文章，是有贡献的，文章也是有见解的；四、此抄本值得影印。苏方听了我的四点意见后，情绪非常兴奋活跃，孟列夫就说：冯其庸同志的发言非常好，非常正确，他说只看了五个小时，但也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在这几小时内作出这样精辟的判断。
接着为了尊重周汝昌同志，我就说请我们周先生发表意见。周汝昌同志当即发表了他的看法，说了一些礼节性的话以后，他说：这是一个白文本（即不带任何批注的本子）；这个本子上的批语没有任何价值，全是后人写上去的，不是脂批；三、这个本子抄定的时间是道光年间……当周汝昌同志讲到第三点意见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会议几乎要陷进僵局。当时我与李侃同志非常着急，特别是使馆的许恒声同志也很着急，因为杨大使有指示，一定要配合我们把这件事做成，所以我们不断向周先生示意。周也看到了这种形势，才连忙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的方面，我同意刚才冯先生的意见。当周汝昌同志说完这句话时，会场的气氛和情绪才开始缓和。
这时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佩德罗相立即就说，时间很紧了，赶快商谈关于联合出书的事罢。因此，我抓紧这个时机，请李侃同志讲话。李侃同志就代表中华书局讲了欢迎联合出版此书的几点意见，这正是苏方所希望的，所以他们听了特别高兴，这样会议就再次转入热烈的气氛中，紧接着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佩德罗相就立即表示愿意合作出书，条件是由双方的学术机构共同署名，中方用“红楼梦研究所”的名义，苏方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名义；另外，希望由双方专家各合写一篇序言，放在卷首，中方希望由冯其庸、周汝昌合写，苏方由李福清与孟列夫合写。佩德罗相讲完了他的意见后，就由我代表我方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样会议就取得了完全圆满的结果，会议也在非常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12月20日，苏方又安排我们参观冬宫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中午，外事局副局长别兹罗德内依与我们一起在餐馆吃饭，吃饭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一个好人！”当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如果这次鉴定你们说这个本子不好，不值得出版，那李福清、孟列夫就会受到我们宣传部的严厉批评，现在你们说这个本子很好，所以李福清、孟列夫就高兴了，不会受到批评了，而且你还称赞了他们！”这样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也可见苏方当时很怕我们说这个本子没有价值，让国际学术界见笑，据说我们苏联之行的多次推迟，都是因为怕我们去了否定了这个抄本，让他们为难，后来终于排除了顾虑，让我们去了，想不到结果却让他们意外的满意。
当天晚上我们乘火车回莫斯科，第二天（12月21日）早8时半左右，我们回到了莫斯科，向杨大使汇报，杨大使对我们的鉴定工作极为满意。下午，我们即去苏联出版委员会谈判，不想恰值苏联国防部长去世，出版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都去告别遗体，谈判的时间只能另定。
于是我与李侃同志商量，要争取草拟出一份协议书来，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周折。我当时正在生病，因疲劳过甚，加之当时莫斯科夜间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四摄氏度，开始高烧，于是由李侃同志进行起草，他起草完后我再看，作了些修改定稿，又将稿子交周汝昌看，周汝昌同志说没有什么意见，立即就交梁沈修同志送杨大使审定。杨大使看过后，让梁沈修同志来说，他完全同意，没有作修改。这样就由梁沈修同志去安排翻成俄文，准备中、俄两种文本的文件。
苏方与我们正式谈判的日期是12月24日。下午3时，我们到出版委员会，这是最后一次正式的谈判，与在列宁格勒的情形不同，在列宁格勒虽然谈得很成功，但还只是意向性的，要正式形成中苏合作出书的文件，取决于这次的谈判。我将我们刚刚翻译成俄文的两国合作出版《石头记》抄本协议草案文本交给苏联出版委员会，他们认真看后，认为这个协议文本起草得很好。
他们对文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文件说抄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们希望改为有较高的价值即有本质的价值；二是希望出书后赠书二百部平装。这两点意见，我们都同意了。这样，这个协议就算正式圆满通过。
当晚10时，我们告别杨大使和梁沈修、许恒声同志即赴机场，李福清同志还赶到机场送别，飞机准时起飞，我们在苏联的活动也到此结束。
出书前后
我们于12月25日中午12时回到北京。因为在苏联的几天活动过于疲劳，我又生过一次病，所以回家后就休息。
12月27日一清早，我刚起来，沈锡麟同志即来接我，说李一氓老要我速去汇报，只有很短的时间，李老还有别的事。我上车时，见李侃同志已在车里，沈锡麟同志原想再去接周汝昌同志，但李老正在等着，只有很短的时间，怕李老着急，所以直接把我们送到他家里。李老已经在等了，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将通过的协议草案交给他，很简要地说了谈判的情况，并说明双方还要有对等的签字，才能生效。李老当即就说由我驻苏联大使杨守正代表中方签字，这样问题立即就解决了。因为李老另有事，一共只谈了十几分钟，我们就告别了。
1985年2月7日，我因另一事去中华书局，碰到李侃同志，他说沈锡麟也在找我，李老让我速为中华书局的内参（即《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写一简要介绍列藏本《石头记》的文章，要快。我回来后，当即写了一篇短文《列藏本〈石头记〉印象》交沈锡麟同志。到3月30日，沈锡麟同志来电，说李老已看完了我的文章，并写了一首诗给我，建议将这首诗连同我的文章，一起发《红楼梦学刊》。
4月1日，我去沈锡麟同志处取回李老诗稿，诗云：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倾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饷世之治红学者。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李一氓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我得到李老的诗稿后，十分高兴，当即敬步其原玉，奉和一首，诗云：
列宁格勒藏《石头记》抄本归，李一氓丈赐诗为贺，敬步原玉。
世事从来假复真。大千俱是梦中人。
一灯如豆抛红泪，百口飘零系紫城。
宝玉通灵归故国，奇书不胫出都门。
小生也是多情者，白酒三杯吊旧村。
4月12日下午，我又得周汝昌同志寄来奉和李老的诗，诗云：
奉和氓老新篇，盖因苏藏《石头记》古钞付印有期而志喜也，效原倡真元两韵合用体。
烘假谁知是托真。世间多少隔靴人。
砚深研血情何痛，目远飞鸿笔至神。
万里烟霞怜进影，一航冰雪动精魂。
迷埃荡尽功无量，喜和瑶章语愧村。
冯其庸先生手书，即上文和李一氓诗
1985年3月18日，我驻苏使馆托张致祥同志带回此抄本的全部胶卷，于是此书的出版就进入了具体操作的程序。
此书的影印工作，一方面是胶卷的编排问题，另一方面是序言问题。李老是一位热肠快性的人，事事讲求实际，他认为这部书的序言不必写长篇学术文章，只需写一篇短文介绍此书的来龙去脉，说清原由就行，所以文字限定在三千字以内。并嘱沈锡麟同志通知我，先由我起草，因为我较为年轻，可以快，然后交周汝昌同志改定，名字周汝昌在前。至于研究性的长文章，等书印出来后让大家都来写。我认为李老的胸怀是放之四海的，他不希望有人先垄断资料，虽然李老没有这样说，我领会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谨遵这个原则，不着一字。现在李老要我赶写一篇介绍性的序言初稿，以省些周汝昌同志的力气，最后由他来定稿付印。我完全照李老的意见办了。记得序言是5月29日写好的，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因为只要三千字，而且只要介绍性的文章，所以并不费事，文章的署名是周汝昌在前，我在后。我将文章很快就寄给了沈锡麟同志转李老。由李老看过后再转周汝昌同志改定。到很晚，我才知道周汝昌同志不同意我的初稿，也不同意共同署名，只同意用他已发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上题为《“在苏本”旧抄本〈石头记〉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这篇文章，由他独自署名，并将他的文章寄给了李老。李老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两国合作出书的协议写得清清楚楚，要两位学者共同署名。后来没有办法，由李老决定，序文用我写的稿子，署名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名义，后者是我的建议，因为我不愿署名，以免不必要的纠葛。
12月12日，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正式给我和周汝昌、李侃同志一封信，信说：
冯其庸、周汝昌、李侃同志：
你们好！你们受我组和李一氓同志委托，由冯其庸同志带队，于去年年底到苏联访问，和苏方商谈中苏联名出版列藏本《石头记》问题。在我驻苏使馆的大力支持协助 下，经过你们的努力，现已把列藏本《石头记》全部胶卷引回国内。你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对学术界特别是《红楼梦》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中华书局正在安排出版事宜。我们已委托中华书局，由他们负责处理具体问题，包括苏方序言的定稿工作，也由他们直接和苏联有关部门联系商定。特此奉闻。谨致
敬礼！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抄送：文化部艺术研究院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中华书局
这封信，标志着我们去苏联取《石头记》抄本工作的最后圆满完成，当然也可以作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结束。自然，赴苏前后的整个过程和出书前后，还有若干琐事原也可以一谈，但为避免烦琐，不再枝蔓了。
2002年4月23日清晨于京东且住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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