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特别选择了一个全部担任过如题职务的三栖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过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和北平行辕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个挂满全职的民国高级将领，包括期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比较好的特例。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先说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并且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类型，注意级别是不一样的啊！抗日战争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重建军事委员会起，绥靖公署就陆续开始设立了，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地方军政统一领导机构，一般每省设立一个，情况特殊的地区（与红军作战）则在两省或者数省边区设一个。
绥靖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辖区治安，因此不仅可以指挥辖区内驻扎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也有权控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是特殊历史时期“军政一元化”的产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桂系之前一直在从事反蒋活动，直到“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双方才达成妥协：桂系不再反蒋，老蒋承认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顺的职务。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粗略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共设立了18个绥靖公署，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组为“集团军”编制，所以才说抗战前后的级别不同。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改制为绥靖公署的已经是“战区”了，所以特别说明，抗战前的绥署级别较低，只相当于集团军建制，而抗战胜利以后的绥署，基本由战区改编而来。
（西安、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
比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名字没变，级别升格了）、顾祝同第三战区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编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编为“衢州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编为“张垣绥靖公署”等等，但是职权与抗战之前没有区别，仍然是军政一把抓的机构。
行营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别派出单位，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因为老蒋1932年复职以后，并没有兼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那么它的派出机构当然就是军事单位。抗战前第一个设立的是南昌行营，之后分别在武昌、重庆、西安等地分别设立，以高级将领充当“行营主任”，主抓几省地区的军事和作战。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设置了若干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几个战区的作战行动，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即可协调第四、第九等战区，而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的“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则可以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当然了，胡宗南和刘峙根本不听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夺去了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区已经改制，所以行营即可以指挥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李宗仁的汉中行营换了地方，在日军投降后驻跸北平，遂改称“北平行营”。北平行营下辖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和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改制），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实权，因为那俩绥署主任只是表面上听招呼，实际都听老蒋的。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行营”名称有点不合时宜了，并且从1943年起老蒋已经重新做回国民政府主席职，所以1945年年底开始将行营改称为“行辕”，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所以行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领导机构，李宗仁因此也就换了职务，尽管只差了一个字。
因为行辕之下有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比如东北行辕就下辖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辕下面有“华北剿总”，再后来节节败退之际，行辕又被改制为军政长官公署，均属换汤不换药，因不在问题范围之内，那就以后再介绍。
（豫鄂陕边区绥署主任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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