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中央在国内展开了“三反”运动，抓住了一批腐化贪污的“大老虎”。运动中，李仲英因为被查出有吸毒行为，曾借给不法商人两亿多元劳改费，成为西北最大的“老虎”。
可李仲英却拒不承认错误，他以自己军人的直爽性格公开表示：“你当你的官，我搬我的砖，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
由于他的对抗态度，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并将其撤职查办。
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的消息。
李仲英被撤职后郁郁寡欢，曾为了自己的问题前往北京寻找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
毛主席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幽默地说：“猪嘴司令到北京，真是有失远迎！”
李仲英是谁，毛主席最终如何处理他撤职的问题呢？
在西北革命史上，李仲英算是一个重要人物，是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一度和阎红彦、贺晋年、刘志丹等人齐名。
1910年5月，李仲英出生于陕西省瓦窑堡城郊张家沟村的一户张姓人家。由于家中贫困无力抚养他，他便被城里开骡马店的李家抱养。
李仲英的养父人称李二刀客，是当地哥老会的重要人物。因此，李仲英在哥老会中的辈分很高。很小的时候，他便在当地的一家店中当学徒，学着拧麻绳。
瓦窑堡是西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之一，早在1924年冬，正在绥德第四师范读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赵通儒寒假回到家乡瓦窑堡，就在大街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地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第一粒种子。
之后，谢子长又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使瓦窑堡成为陕北革命中心之一。赵通儒是李仲英的姨表兄，谢子长又是西北革命的领袖。在他们的影响下，李仲英于1930年参加了革命。
谢子长
1930年，谢子长在宁夏平罗挂名建军时，李仲英与贺晋年、路文昌、郝兴明等一起参军，追随谢子长投身革命。
学兵队中，李仲英与高岗、张秀山等成为战友，与高鹏飞、杨林等一起入党。兵运失败后，他回到家乡。
1934年，陕北的土地革命迅猛发展，也成立了许多红军游击队，可懂军事的干部却严重不足。
谢子长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军事人才，便亲自下令让贺吉祥去瓦窑堡寻找李仲英，让他出城参加游击队。
李仲英一听是谢子长召唤他，二话不说就参加了红军。9月18日，红一团正式成立，下辖两个连，李仲英担任二连连长。
在谢子长的培育下，他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谢子长牺牲后，他继续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战斗。
期间，李仲英先后参加了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多场战斗，逐步成长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战将。
1935年9月18日，红25军经历了浩浩荡荡的长征，终于抵达陕北。在永坪和西北红军会师，成立了15军团。
红15军团成立时，陕北红军编为81师，辖241和243两个团，李仲英任243团长。
15军团成立不久，决定率部围攻甘泉，诱使延安敌人来援并趁机将其歼灭。9月29日，李仲英率部包围了甘泉县城，并发起了猛烈进攻。
10月1日，延安守敌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率师和两个团，从延安南下增援甘泉，在劳山地区被红15军团主力全歼。
战后，“左”倾路线开始在陕甘红军盛行，刘志丹、高岗等大批领导人都被逮捕。
在此背景下，李仲英与81师师长贺晋年、241团政委李赤然三人紧密团结，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左”倾主义者兵戈相向，最终迫使他们没能对81师动手，保存了陕北红军的元气。
不久，李仲英率部在攻打富县套通塬土围子时带头冲锋。在战斗中，他不幸负伤。即便负伤，他依旧坚持作战，带伤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榆林桥战役。
1936年，红军在东征期间参加了兑九峪战斗。战斗期间，红军总部被敌人偷袭。一时间，毛主席和彭老总都陷入危急中。
在危急关头，李仲英果断撤下主力，向敌人进行了反击。仅用了两个小时，他便率部成功击退敌军，保护了总部的安全。战后，李仲英和243团受到了总部的通令嘉奖。
由于李仲英表现出了机断专行、勇于负责的我军高级指挥员的素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也写进了中国革命史中。
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也因此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信任与重用。回师陕北后，李仲英和张达志、贺晋年等人的进入红军大学，李仲英在一期二科学习。
6月下旬，国民党86师张云衢进攻瓦窑堡，党中央和红大撤到保安县城，李仲英也随红大撤到保安继续学习。
1936年6月，中央苏维埃允许哥老会在苏区活动，决定从党内抽调一批和的哥老会关系密切的干部。
由于李仲英出身哥老会世家，中央便未等他毕业便将其调出，从事对东北军和哥老会的统战工作。
在东线工委书记的领导下，李仲英秘密进出延安城，搜集了许多情报，为党中央开展白区工作、制订统战政策提供了依据。
1936年9月，党中央让李仲英来保安，当面向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接受指示。李仲英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保安，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
9月25日，周恩来向王英及延安工委写了一封“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信，对工委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这封指示信如今已经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处理善后。代表团从延安乘机前往西安时，李仲英把延安城内敌人的动态及时通知代表团，成为我方做出正确决策的依据。
在接收延安城的过程中，李仲英与雷经天是最早进入延安城的我方人员，在第一时间就向城外我军通报了敌军撤走、延安已成空城的消息。
1937年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便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总后方，而李仲英为党中央进驻延安作出了重要贡献。
组织见他表现优秀，便任命李仲英担任红29军军长，与红27军军长贺晋年、红30军军长阎红彦并驾齐驱，成为刘志丹牺牲后西北红军中三位最高军事领导人。
接受新的职务后，李仲英便离开延安，在三边和政委甘渭汉一同率领红29军在三边地区进行剿匪。
红29军和归29军指挥的高锦纯骑兵团，负责剿灭三边一带以范玉山为首的骑兵土匪。贺晋年指挥的红27军则负责剿灭张庭芝、张庭祥为首的步兵土匪。
李仲英和贺晋年两位老战友领导两支部队互相策应，密切配合，匪徒东窜东打，西窜西打，打得土匪狼狈不堪。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基本消灭了这些土匪，三边一带得到了安定，为巩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有力保证。
剿匪任务完成后，李仲英被调离29军，回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习，继续完成他在红大一期还未完成的学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委会发布了改编红军的命令，李仲英最先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成为西北红军唯一的旅级干部。
当时，阎红彦、贺晋年在八路军最初的编制内只是营长，一个多月后才调整为团政委和团长。
事实上，他并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多久，而是留在抗大继续学习，并担任抗大游击战执行军事教员。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在绥德警备区秘密建立中共绥德特委，李仲英任特委军事部长，公开身份为警备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之后，他又担任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团团长，党内任中共绥德特委军事部长，他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绥德军民赶跑了摩擦专员何绍南。
1939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从山西前线调回绥德驻防，王震同志接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由王震任书记，袁任远、张秀山、杨和亭、李仲英等12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反摩擦斗争。
何绍南的摩擦活动，引起了边区上下的切齿痛恨。一次，何绍南路过延安，肖劲光找到他，教训一顿后，引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一见，毫不客气地指着鼻子，斥责何绍南是破坏抗战、专事反共的“磨擦专员”。
1939年12月11日，何绍南在西安国民党天水行营参谋长晏道刚处，正巧碰上了从延安去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彭德怀一听何绍南三个字，勃然大怒，指着鼻子大骂：“你就是“暗藏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你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就抓了你公审。”
与此同时，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揭发控告何绍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撤换何绍南。
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压力，委任何绍南保举的榆林86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为绥德专员。
就在包介山赴绥德接任的路上，何绍南化装藏在车内，再次潜入绥德，纠集了13个保安队，公开向我军发动武装进攻。
我359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展开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
何绍南、包介山看见大势已去，于1940年2月29日半夜，将库存的弹药、物资、文件档案全部放火烧毁，带领7个保安中队，夹着尾巴，逃出了绥德。
军政委员会在得知何绍南逃走的消息，立即组织了讨逆兵团，李仲英担任司令员，率兵追击对何绍南进行围追堵截。
李仲英率部追赶到苗家坪时，成功拦截了后边的200多人。之后，他又率部一直追到米脂边境，抓住了一些专员公署官员。
而何绍南带着一部分人逃到榆林，给国民党当局的报告中他表示：“几年来的心血，尽付之东流。”
李仲英率部赶走何绍南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激动地表示：“这次行动解决的真好！”
建国以后，他把绥德反摩擦斗争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回忆录《赶走何绍南》。
这篇回忆录也是李仲英唯一公开出版的传世之作。正因为它的存在，李仲英这个名字才没有完全被历史的风沙所湮没，西北党史的殿堂里才留下他依稀模糊的身影。
绥德特委在赶走何绍南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建立了地方武装保安团，受警备区司令部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李仲英兼任团长，王再兴任政委。
1941年5月，保一团与神府独立六营合编为保四团。李仲英调到米脂，担任了新成立的米脂县保安团团长。
1942年1月，李仲英来到延安党校学习，并被分配到党校第一部第九支部学习，还参加了争锋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李仲英先后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雁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转战在晋绥陕北一带。
1948年1月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示晋绥二分区，迅速拔掉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最后一颗钉子——河曲县县长朱五美部。
1948年8月1日，绥蒙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将所属部队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执行在绥远作战的任务，李仲英任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9月下旬至12月初，李仲英随8纵在华北军区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察绥战役，攻占集宁、陶林、武川、乌兰花、固阳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集宁警备司令部等部。
1948年11月，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政大学以及延属等八个直属军分区，李仲英兼任晋绥军区雁北军分区司令员。
1949年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隶属一野建制，仍留华北地区作战。14旅改称23师，李仲英任副师长。
4月下旬，他率部参加了围困大同的战斗。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华北地区的战火终于熄灭，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仍然在战火笼罩下。
于是，李仲英从华北回到西北，投身解放大西北的战斗。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任命李仲英担任即将解放的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兼分区党委书记。
此时，他面临着远比当年在绥德与何绍南斗争更为严峻的形势。
临夏是马步芳、马鸿逵的老家，是西北马家军的发迹之地，其政治和宗教等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延续了八九十年，贯穿中国近代整个历史过程。
兰州解放后，马家军的许多残余分子，纷纷携带武器逃回临夏。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端仇视，勾结反动封建势力和惯匪武装。
他还利用广大回汉群众对我党的民族政策缺乏了解的机会，大肆挑拨民族关系，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活动。
1949年10月，匪特聚众叛乱，围攻县城，袭击军车，烧毁民房，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临夏事件”。
面对反革命分子猖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久经战争考验的李仲英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投入了复杂的平叛斗争。
他与老战友中共临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杨和亭密切配合，遵照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的指示，组织剿匪部队，从11月开始对临夏股匪进剿。
杨和亭
12月中旬，李仲英的老部队4军11、12师及骑兵团也进入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歼灭马保等股匪千余人。
1950年夏，临夏匪特煽动群众暴乱。4军一部及回民支队对股匪实施围剿，至7月底消灭匪特七股2000余人。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平息了临夏地区的匪患。
在处理临夏的民族问题上，由于地委几名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犯了简单急躁的错误。
1950年8月，省委对临夏地委对这一行为给予严肃处理，杨和亭被党内警告，李仲英也被调离，回西安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给李仲英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他身经百战，全身上下共有15个弹洞。右手残废，手腕上有两个弹洞，一头进，一头出。右后脖子处有一个打进的弹洞，从左后肩膀穿出。
最富传奇色彩的，还是他是肚皮上的一个弹洞。那是1935年秋，在陕北永坪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负的伤。
战斗结束后，李仲英回到驻地。等他准备吃饭时，发现裤子好像湿了，一摸才发现手上都是鲜血。
等他低头仔细一看，才发现皮带上长着一颗子弹，弹头穿过皮带顶到肚皮上，没有钻进肚子。他双手把肚皮一挤，当啷一声，子弹掉到炕上，大家都庆幸他命大。
最严重的一处伤口在左乳处。那是抗战期间，李仲英作为周副主席、邓小平等同志的随员，到华北前线视察敌情时，被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打中的。
子弹从右后肩下打进，斜贯而入，从心脏主动脉旁几毫米处穿过，左乳上穿出。这颗子弹如果再往下几毫米，李仲英必死无疑。
这个弹洞很大，无法自然愈合。医生就杀了一只老母鸡，把鸡皮贴在伤口上，以促进愈合。不久，伤口化脓，只能抽掉两根肋骨，后来才慢慢愈合。
但肺部受到重创，左乳留下拳头大一个坑，整个胸部都是瘪平的，平时走路、说话直喘气，如同拉风箱，这些伤口给他造成了巨大痛苦。
在延安时期，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伤病无法根除，疼痛难忍。经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示，允许他适量吸食鸦片止痛。
由于伤势严重，李仲英吸食鸦片的习惯始终未能戒除，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
1951年，李仲英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吸毒和投机倒把，不肯承认错误，被革职查办。无奈之下，他找到了毛主席，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一幕。
李仲英向主席申诉了自己的问题，主席要他到北京来，先住党校，别的以后再说。李仲英丢不下家里，还是回到了西安。
回来后，他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长安南的常宁宫，住在曾经蒋介石来陕西曾住过的房间内。
后来，兰州军区政治部的剧作家苏一萍以李仲英在临夏的工作经历为素材，创作出一部反映回汉民族团结的三幕话剧《如兄如弟》，在全国各地上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剧本。这对于正处在落寞之中的李仲英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李仲英墓碑
1954年，李仲英又被旧事重提，西北局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开除党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之后，李仲英先后在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副厅长的职位上赋闲，1961年2月，他黯然离世，年仅51岁。病逝后，他的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李仲英的结局，使我们对我党当年严明的纪律有了极为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也让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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