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3日，桂系和谈代表黄启汉从北平飞回南京。李宗仁见面就问：“和谈情况怎么样？”黄启汉把和谈代表团活动情况做了讲述，李宗仁又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白崇禧），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来到汉口面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启汉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军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启汉说：“长江这样长，共军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军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军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周恩来）说过，和谈期间，共军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一旁的桂系的中坚分子，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看了一眼李品仙，不满地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

说完这句话，黄启汉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军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军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了。”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一看就是以和谈破裂为前提准备作战的。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主席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刘仲容是湖南益阳人，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主席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他和毛主席及周恩来的谈话精神。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崇禧在南京的公馆，而是先到了李宗仁所在的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后，急切地问道：“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启汉的一番话后，心中还是有所触动的，桂系同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依托海空军的优势还可以坚持一些时间。同时，蒋介石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台湾，可李宗仁和桂系有什么退路呢？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桂系何去何从？”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启汉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冷冷地说：“没有怎么样。”

黄启汉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黄启汉的这番话，不知道为何，惹得李宗仁大怒，李宗仁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幕僚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严峻，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

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李宗仁的信给蒋介石，但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宗仁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蒋介石和谈是假，借机争取时间编练新军是真，而桂系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人也都是妄图划江而治的主战派，此时的李宗仁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和谈的失败是必然的，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也是无法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