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像上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体形偏瘦，精神矍烁，符合他劳动人民出身的本色。但自从朱元璋登上皇位，朱家的基因就在养尊处优中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位瘦祖宗的后代里，每多肥胖之人。
其中最肥胖的有三个，一个是明仁宗朱高炽，另两个是福王朱常洵和他的儿子朱由崧。朱高炽是朱元璋的孙子，接父亲永乐的班登基，改元洪熙。朱高炽自幼就胖得出奇，身体总是不太好，即位不到一年，就因肥胖引发的严重心脏病一命呜呼。
不过，生活于承平时代，又位登九五，吏民们如果幸福地见到了他们敬爱的领袖朱高炽，大抵免不了打心底恭维一声吾皇真乃大福大贵之相也。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朱高炽死后两百余年，朱家的另一个著名胖子福王朱常洵粉墨登场了。不过，与老祖宗的盛世相比，朱常洵时代的大明已经日薄西山。这时候，在一群因饥饿而不得不冒着灭族之严惩而铤而走险的农民眼里，一个三百多斤的胖子，不仅带给他们无比的愤怒，更让他们自以为找到了这个罪恶时代的罪恶根源。
朱常洵是万历第三子，母亲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王皇后没有生育一男半女。有一次，万历一时性起，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王宫女便生下了万历的长子朱常洛。
按当年朱元璋定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是，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万历认为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因而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那就是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大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认为他是“欲以神器酬宴私爱”。开初，万历对大臣们的批评，情绪很不稳定，反应非常过激，他痛骂这些大臣乃是“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上疏者遭到或降职，或贬边地，或当众打屁股的处分。
然而，一个成熟的文官体制并不会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迁或降职而有根本改变，而且，维护祖制、忠君直谏这种事情是每一位自诩为忠臣、自认为道德武器在手的文官乐意而为的。尽管万历曾“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
后来，万历只得找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借口来搪塞，甚至企图将祖制中明确规定不并封的长子与其他两个儿子一起封王。当然，他的这种做法所激起的，只能是大臣们激烈的批评或委婉的讽劝。到最后，万历终于明白，尽管贵为天子，他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立一个接班人。他不得不接受了祖制的安排，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崇祯的父亲。
在废长立幼失去可能性后，万历只得封朱常洵为福王。似乎是为了给朱常洵不能接自己的班作个补偿，万历在朱常洵大婚时，花费银子多达三十万两；给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银子二十八万两，相当于祖制所规定的十倍。
按祖制，成年后的亲王郡王，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这叫做“就藩”。但万历置祖制于不顾，长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以至于大臣们对此提出的批评奏章多达上百道。万历的回应是留中不发——你看不惯，尽管打报告，我只管置若罔闻。直到朱常洵将近二十九岁，万历才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出京城。
对朱常洵就藩，万历又给予了慷慨无比的赏赐。他下令赐给朱常洵上等良田四万顷。这种完全不依章法的作派，不仅管事的大臣们据理力争，就连朱常洵也觉得父皇的赏赐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危险。当然，更大的原因是他怕接受这笔巨赏而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主动上奏请辞。
万历只得把四万顷改为两万顷――这仍然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由于河南的良田不够，不得不从邻近的山东和湖广划拨。尽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万历也还在担心宝贝儿子受穷。
于是，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给自己时，万历答应了；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给自己时，万历也答应了；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每年给他一千三百引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时，万历还是答应了。
前两者使得国有资产直接变为福王私产，而后者的影响更恶劣：以往，洛阳一带食用的盐都是河东盐，而福王获得淮盐的销售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上市。这样一来，河东盐销量萎缩，而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饷也随之锐减。
也就是说，为了儿子生意兴隆，万历不惜让驻守边关的军人连军饷也拿不到。当万历在做一个最优秀最仁慈的父亲时，他对他们老朱家的江山的伤害却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
到了崇祯时代，论辈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按朱元璋的设计，所有的亲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这样，这位没当成皇帝的亲王在他的封地洛阳，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委实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明史》的记载是：“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崇祯年间，河南是三农问题的重灾区，在旱、蝗两灾相继，人民相食，进而揭竿起义的窘境下，福王的王宫却比京师的大内还要富有。福王的奢侈引发了诸多不满，一支被派往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官军中就有人发牢骚说，“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
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省亲居于洛阳，他听到军队的这些不满声音后，大为恐惧，跑到王宫里讲给福王听，希望引起福王的重视。福王却“不为意”，继续过他花天酒地的幸福生活。也许，在朱常洵看来，如果不尽情挥霍父皇赏赐给自己的钱财，就不能补偿没当成皇帝的遗憾。
崇祯十四年春天，李自成围攻洛阳，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王绍禹率军守城，这时的福王开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袭农民军并取得一场小胜。但小胜于事无补，何况守城军队早已怀有二心。当王绍禹的军队与农民军一方在城上、一方在城下大声交谈说笑时，王绍禹的同事王胤昌跑去干涉，被军士们抓了起来。王绍禹亲自去解救，军士们不但不听指挥，反而杀死守城士兵，与农民军里应外合，拿下了城池高大、易守难攻的洛阳。
城破时，朱常洵缒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为农民军所获。与朱常洵一同被抓的，还有曾告诫过他的吕维祺。吕维祺再次劝说朱常洵，“名气很重要，千万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杀以全名节，但朱常洵既没有自杀的机会，更没有自杀的勇气。
比猪还胖的朱常洵大概不会想到他的结局如此悲惨：李自成下令将其杀死，把他的肉和鹿肉掺杂在一起作为下酒菜，称之为福禄宴。
消息传到京师，崇祯震怒无比。总兵王绍禹被认定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他本人被凌迟处死，家属充军。像朱常洵一样缒城逃出的，还有他的儿子朱由崧。这又是一个胖子。他继朱常洵受封为福王，后来在甲申之变后被拥立为帝，是为弘光帝。
像他那贪酒贪色的父亲一样，朱由崧每天的功课也是观杂剧，饮火酒，奸幼女。因为过于肥胖，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名幼女惨死在他的龙床上。他虽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被人吃掉，却也没能逃脱被俘处死的末路。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长得胖不是你的错，但当天下人都饿得皮包骨头时，你还胖得像一头乌克兰大白猪，那就不仅是错，而且错到了足以被当成美味的地步；
第二，最应该知道这个故事的首推富二代。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把朱常洵的遭遇写进课本，必读对象为富二代；至于穷二代，则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原来人肉还可以与鹿肉同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