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万历皇帝（朱翊钧）长期怠政,大明皇朝早已呈现出一片末世景象,而“明末三案”或许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史家所谓的“明末三案”，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梃击案”的“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用木棍打人之所以成为宫廷大案，是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太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一个手持枣木棍的陌生男子，从东华门直奔内廷，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岁）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一个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后被一位名叫韩本用的太监发现，他大声呼喊，唤来其他七八名太监蜂拥而上，才将该陌生男子抓住。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梃击案”。
事发后，举朝惊骇。太子居处冷冷清清，警卫人员寥寥无几,以至于竟然有人手持木棍闯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如此？这还得从太子的境遇谈起。
朱常洛是万历皇帝明神宗的长子，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其生母王氏是一名在慈宁宫侍候太后的宫女。有一次，神宗去向皇太后李氏（注：万历帝的生母）请安，私下里宠幸了王氏，神宗并没有放在心上，未曾想这位宫女竟然怀孕。
当时，神宗的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于是，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朱常洛出生后，在神宗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地位。但按照皇位继承顺序“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
最初，皇长子朱常洛“准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一直很稳定，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但等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情形就发生了变化。据说，神宗和郑贵妃有“金合密约”，允诺郑贵妃，将来要把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因为群臣的坚持，神宗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然而，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依然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朱常洵取代自己。
万历四十一年，有人向万历皇帝告密，说有奸人勾结郑贵妃诅咒皇太子，并木刻太后、皇上肖像，用钉戳目。万历震怒，欲彻查。但最后为息事宁人，只将告密人秘密处死，让福王朱常洵回到自己的洛阳封地而告终。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李氏崩逝，郑贵妃等人更是有恃无恐。正是因此，导致了“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后，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闯入的莽汉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cài)，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据《明史·郑贵妃传》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现在外廷臣僚那边不好交代，你必须自己去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
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
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
没想到，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了“红丸案”。
朱常洛从出生就备受冷遇，直到发生“梃击案”，才突然有了改变。自此，他的太子地位得到稳定。然而，他登极不到一个月，在服了两枚红丸之后，居然一命呜呼了，这又成一大疑案。
“梃击案”过后，郑贵妃感到废立之事已成泡影，而且怕朱常洛在成为皇帝之后记起前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郑贵妃对朱常洛百般讨好，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美女，配上价值连城的明珠宝玉，送给朱常洛享用。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是为明光宗。八月初一日，光宗登基，据史书记载，登极大典上，光宗“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朱常洛原本是想颇有所作为的,即位几日便开始行使皇帝职权，一改神宗怠政的局面，每日临朝处理政事，力图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然而,在郑贵妃不断的活动之下，朱常洛这种勤政的局面很快就打破了。
朱常洛见了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珍宝，心痒难耐，哪里还记得什么旧隙，只知逍遥快活了。朱常洛有一李选侍（注：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深得他的喜欢。郑贵妃便向朱常洛提议，封李选侍为皇后，她自己则进封为皇太后。
也许是因为突然从逆境转入顺境太过放纵，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光宗就一病不起。八月十四日，光宗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崔文升开了味药性极为猛烈的通利药——大黄。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光宗就开始腹泻不止，一昼夜甚至泻三四十次。接连数日之后，已是气息奄奄，委顿不堪，更遑论处理朝政了。
外庭舆论猜测，这是郑贵妃的阴谋，因为崔文升原本是郑贵妃的亲信太监，有人就认为从送美女珠宝到进药，都是郑贵妃事先策划好的阴谋。
八月二十一日，给事中杨涟上奏分析光宗突然病重的原因，希望将崔文升拘捕彻查，并建议光宗收回晋封皇太后的承命。次日，光宗召杨涟及阁臣方从哲等入宫，光宗只是说自己的身体自己会调理，便退朝了。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丞（注：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丞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要进呈皇上，鉴于崔文升的先例，内阁首辅方从哲命李可灼离去。
八月二十九日，光宗召见内阁大臣，皇长子突然入内启奏：“选侍娘娘乞封皇后，恳父皇传旨意。”光宗不答。当时，光宗皇长子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因生母早逝，托付给李选侍照管，皇长子侍立皇帝旁，李选侍竟然可以随意驱使。这种情形下，皇帝实在不便回答。
沉寂片刻后,光宗突然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
光宗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光宗则不断催促。
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光宗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申时（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光宗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
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光宗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则认为李可灼其罪当诛……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谁知，光宗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了“移宫案”。
所谓“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因为是一些不应占有乾清宫的人占居了那里，乾清宫是只有皇上与皇后才能居住的地方，因此乾清宫地位显重。
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其皇长子朱由校和照顾他的李选侍随之移居乾清宫。
光宗驾崩后，李选侍期望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于是,他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
光宗驾崩当天，朝臣杨涟、刘一燝等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不料却遭太监阻拦。经过一番争执，杨涟等人始进得乾清宫。
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李选侍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与李选侍亲近的魏忠贤等太监则追了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
李选侍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李选侍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了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李选侍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宫居住，即日搬移。”
李选侍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直至朱由校登极前一天,刘一燝邀内阁首辅方从哲立宫门请，李选侍这才移哕(huì)鸾宫(注：明代宫妃养老之地)。”而皇长子朱由校也从慈庆宫回到乾清宫。这就是“移宫案”。
然而，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大明王朝离崩溃已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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