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北传的千年变脸史（二）

跨越千年风沙，泥塑佛像工艺在希腊化时期就开始盛行于中亚，并且跟随着佛像的传播，一路向北，跨过了帕米尔高原，传到了西域新疆，传到了中原。接上篇：佛像北传的千年变脸史（一）

穿越西域大门：于阗、龟兹的曼妙混血

在大英博物馆亚洲部，藏有一件泥塑的佛陀立像，它是由英国探险者奥莱尔・斯坦因带回英国的。这件佛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出土地点乃是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一个古代佛教遗址—— 热瓦克佛寺。热瓦克是维吾尔语，意为楼台，兴建于公元2世纪至7世纪。

在中亚腹地探险的斯坦因曾于1901年和1906年两次到达此处，发现并盗掘了这个和田地区唯一相对完整的犍陀罗风格佛寺遗址。斯坦因发现了91尊无法带走的大型佛像，测绘拍照后席卷了其他方便移动的文物。随后数十年间，东西方寻宝猎人多次造访盗掘，大量文物从此下落不明。

这里过去是西域古于阗王国的佛教中心之一。于阗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由塞种人所建，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东西要道上，地理环境优越，所以是西域诸国中最早接触贵霜佛教文化的国家。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讲了一个于阗开国先王的故事：于阗国王是无忧王（阿育王）的太子，本居犍陀罗塔克西拉，但是后来被谴出大雪山，逐水草游牧至于阗。国王骁勇善战，敬重佛法，但是直到老年一直没有子嗣。

国王到毗沙门天王祠中祭祀祷告，这时神像的额头突然开裂，剖出一个婴儿。国王将神婴迎回抚养，但是婴儿并不吃奶，国王无法，只好又回到天王祠祈祷。神像前的地面上居然隆起一个鼓包，“其状如乳”，神婴趴伏其上吸吮，逐渐长大。王子成年后勇猛无比，从此以后，于阗更建造众多神祠，奉毗沙门天王为先祖。

故事中提到的于阗与犍陀罗的关系，的确在热瓦克佛寺遗址的佛像上得到了印证。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于阗发现的佛像立像形式，是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尤其是通肩式的垂衣，明显保持着希腊化的风格，伸出的左臂和上弯的右臂造型使得袈裟的衣褶在右肩下方形成放射状纹路，还有某些雕塑上涡卷如波浪的头发，都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大量灰泥材质、类似甘奇工艺的使用，更无疑是判定佛像来源的痕迹。

于阗佛教鼎盛之时，贵霜帝国已经逐渐衰落，所以除了犍陀罗以外，另一个佛教中心马图腊地区的笈多风格造像也影响着于阗的佛像，例如轻薄极致如同湿衣的僧服将身体包裹，显露出鲜明的肌肉轮廓，这种后来被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称为“曹衣出水”的式样，就是于阗工匠从马图腊的佛像上学习而来。于阗佛像的动作，也以马图腊佛像多见的施无畏印为主，而不是犍陀罗常见的禅定印。

隔着塔里木盆地，与热瓦克佛寺遥遥相望的，是北边的库车。库车在古代被称为龟兹，和于阗一样，早在汉代就已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龟兹和于阗，刚好分别是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北道支线和南道支线上的关键结点。遍布库车地区的龟兹佛教石窟，是新疆西域各国佛教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的。而在这些石窟之中，又以木扎特河谷旁、明屋塔格山悬崖上的克孜尔千佛洞为首。克孜尔石窟于公元3世纪就开始开凿，绵延六百年不断，留下了大小洞窟二百多座。

佛教礼拜式石窟的建造，肇始于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印度的佛教礼拜窟，洞中有塔，石柱林立，绘制精美的天女和供养菩萨的壁画，但是并不塑造佛像。迦腻色伽王时期，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传入龟兹，将石窟中的佛塔改为中心柱，在柱上再开凿佛龛，雕凿浮雕佛像，诞生了龟兹第一批有佛像的石窟寺。

这些在犍陀罗风格影响下的佛像，有着希腊式的挺拔鼻梁、薄薄的嘴唇和健美的体型。但是犍陀罗风格对龟兹佛像艺术的影响非常短暂，而后西方旅人纷至沓来，带来了巴米扬、那揭罗曷、马图腊、阿玛拉瓦蒂和波斯的各种艺术形式，龟兹人从不排斥，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龟兹壁画中的男女有着曼妙的身材，富于肉感；佛像光滑无饰的肉髻，头光中用宝相花和忍冬进行繁复的装饰，偏袒右肩的服饰和施无畏印的姿态，这些完全都是印度马图腊、笈多的艺术特征。

回转起程：欧亚十字路的瑰丽身影

由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向东行进的西域客商和天竺僧侣，跨过茫茫戈壁之后，在玉门关会合了。

跨过这道关隘，就进入了沃野千里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狭长绵延，夹于南北两山之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干道，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河西走廊上最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就是那些星罗棋布的石窟佛寺。

文献中记载，河西走廊开凿最早的石窟，一个在敦煌莫高窟，是名叫乐僔的僧人在公元366年所建；另一个在凉州（今武威），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开凿。这两个石窟一西一东，刚好在河西走廊最远的两端。

这时所造的石窟与佛像，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的佛寺关系密切，我们能从仅存的五凉时期的洞窟佛像上，看到西域佛教鲜明的影响。

敦煌莫高窟275窟就是北凉时期所建，两壁平面直凿，窟顶起脊形成人字披，披顶模仿木构建筑浮雕出枋椽。窟内正中端坐一尊高达三米多的交脚弥勒菩萨像，这种交脚的式样无疑源自犍陀罗；菩萨头戴三珠冠，身上披满璎珞，菩萨的天衣薄如蝉翼，与巴米扬大佛的佛衣如出一辙，又完全是马图腊的服饰风格。

背后窟壁上绘制着各种胁侍和供养菩萨。两侧窟壁被分成三层:上层凿龛，龛内雕弥勒菩萨和思维菩萨；中层像龟兹佛寺一样绘制壁画，内容也是四门巡游的佛传故事和佛陀前世为求正法忍辱献身的各种本生故事，如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贸鸽、虔阁尼婆梨王剜身燃灯、月光王施头等；下层彩绘富有西域风格的三角和花草纹饰。

在敦煌，和275窟类似的北凉石窟还有268窟，窟中的佛龛竟然是希腊帕台农神庙中的爱奥尼亚式双涡立柱，可见文明融合的韧性和威力。

凉州来的禅僧昙曜向北魏皇室建议，在平城西边的武周山上大规模开凿石窟，这些洞窟被称做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批工程，如今被编号为16—20号窟。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直到公元8世纪，三百年间云冈不间断开窟造像，留下了大小洞窟二百五十多龛、石雕佛像五万多尊。在云冈五万多尊佛像之中，最著名的还属昙曜开凿洞窟之一的第20窟禅定印坐佛像。

这尊大佛高约14米，身体壮硕，面貌圆润饱满，圆睁双眼，头顶高耸的肉髻光滑平整，都是典型的马图腊造像形式。佛身着偏袒式的袈裟外衣僧伽梨，但是袈裟角搭在右肩，可以清晰地看出袈裟下穿有内衣僧袛支，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昙曜带来的凉州式样。

学者认为，昙曜五窟的佛像有多种艺术来源，包括明显的马图腊风格、笈多风格、新疆西域风格和犍陀罗晚期的迦毕式风格。尤其是迦毕式风格，不同于希腊化的纯写实早期犍陀罗风格，加入了印度形式化的威严、神秘和象征性成分，它曾在巴米扬遗迹、于阗佛寺、龟兹石窟的石雕、泥塑、铜佛、壁画中反复留下身影，在传习中嬗变，终于成就了云冈昙曜五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北魏大佛。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倾慕大汉文化的孝文帝即位后迁都洛阳，随即大规模推行汉化运动，颁布法令禁止胡服胡语。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北朝的佛教造像风格也开始产生巨大变化。过去从天竺、中亚甚至草原带来的雄奇奔放的气质一扫而光，代之以温文儒雅、含蓄内敛的汉地内核。

此时，佛像背光的火焰开始取材汉画中状如鹿角的云纹形状；佛装也由通肩或者袒右的僧伽梨、多地转变为士人大夫常穿的褒衣博带；在眷属和随侍之中，也开始加入汉文化独有的龙的形象；而最核心的变化，是佛像本身的造型，不再壮硕雄健、肌肉毕露，而是变得身材轻盈羸弱，眉目细长清秀，完全是文人雅士的形象。

这种造像的形式，被称为“秀骨清像”，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另一件北魏正光五年所造的金铜弥勒佛组件像可以作为此风格的代表。

这件被誉为大都会博物馆之“神秘的荣光”的珍贵造像，代表着北魏晚期造像艺术的顶峰，也代表着从天竺跋山涉水走来的佛像，已经在中国北方岩壁的洞窟驿站中休整完毕，脱去旧袍，换上新装，即将以崭新的容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汽车文化主题杂志书

《骋客》04|驶入远古——行旅欧亚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