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2日，广州某拍卖公司拍卖“西汉莱子侯刻石拓片”，经过多轮叫价，最后以2070万元成交。作为具有相当文物和商业价值的西汉刻石拓片虽然珍贵，但拍到这么高的价格，还是匪夷所思的。
西汉莱子侯刻石拓片
而赋予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题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养深厚，书法水平精湛，他们在这件拓片上题了很多字，赋予了拓片新的人文价值。
世间传闻，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恶，不得详知。作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政治人物，其结论已经定论，不可否定，也为后者鉴。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诣。也可以说，如果其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传闻虽多，但同作为对中国古文化相当有兴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却都曾在不同时期请教和交流过这块拓片的原主人，民国至新中国时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中国古文字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书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内设古物鉴定委员会，聘容庚为委员。他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汇《金文编》初版于同年，后一再增补重版，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备。此后又编辑出版了《金文续编》，专收奏汉金文。容庚通金文，精于青铜器鉴别，可以通过文字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及真伪。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写信向年仅37岁的容庚清教。容庚虽未见过郭沫若，却复信给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联系，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则是在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康生的国学造诣较高，对历史、文学、书画、戏曲、金石均有涉猎。据陈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记载，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有藏书的雅好，就把自己心爱的明版《醒世恒言》转送田家英。此书系明代作家冯梦龙编纂，为明天启丁卯（1627年）刻本，世间仅存4部，其中两部藏于日本。当然，康生此部不知从何得来。
康生补版1
该部《醒世恒言》内加衬纸，精心装裱，又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提笔，用精湛的小楷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不匹配，从卷三起，康生又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在卷四前他又写道：“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补写70余处，约3600字。对明版书进行如此规模的内外科“手术'，没有一定的本领是不行的，对康生的学术修养，我们无须否定。
康生补版2
1962年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 “黑石屋'别墅，两个在不同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相见了。开始康生还保持“领导'的威严，渐渐地便被容庚的风采所打动，遂以同道相称，问起容庚的藏品。容庚耐心地介绍，当提起一张书帖时，康生认为是赝品。容庚不同意康生的见解，两个人争论起来。
随即，康生来到容庚的家，两人当面鉴别真伪。
容庚收藏甚丰， 1956年就捐给广州博物馆150余件珍贵的古铜器。到60年代，他收藏的明清字画达1000余幅，其中不乏精品。在容庚家，康生大开眼界，向容庚讲述了自己收藏的经历和鉴定的经验。在真正的学问面前，康生折服了，并且在该书帖拓片上，即本文开篇提到的“莱子侯刻石拓片”上题跋。
在容庚的家，康生问容庚需要什么帮助，容庚也不客气，告诉康生，自己欲重新修订《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但缺少经费，无法去外地搜集资料。康生立刻表态，帮助容庚解决这些问题，并说由自己亲笔开具介绍信给容庚，作为去外地搜集资料的通行证，建议《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修订计划列人文化部的科研项目。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62年4月1日，容庚拿着康生的介绍信，与助手张维持、曾宪通、马国权共赴中原，为完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