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形态的转化：访碑背景下的《金石图》书写[1]
赵成杰
[摘 要]褚峻的《金石图》作为清初访碑的典范，延续了明末以来文人访碑的风尚，又开创了石刻摹图之法。在对《金石图》的基本形态、主要内容、编纂特点以及主要贡献论述的基础上，针对褚峻如何访碑及其主要行迹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其在金石寻访、排比、摹图、考订等方面的贡献，重点考察了《金石图》所收汉碑的基本情况。借此论述中国古代石刻如何从“石本”走向“纸本”的物质形态转化历程。
[关键词]《金石图》；访碑；物质形态；转化
访碑风潮兴起于明末清初，至乾隆达至顶峰，文人访碑乐此不疲。台湾师大卢慧纹女士提出：“探访保存于各地文庙、祠堂或散立在野外、镌刻于山壁的古碑刻是清代金石学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他们强调走出书斋，实地考查散存各地的碑碣，来厘清因拓手疏忽遗漏、拓工不佳或拓本残缺所造成的版本混乱问题。”[2]清代乾嘉时期的访碑活动推动了当时考据学、金石学、历史学的不断发展，褚峻所摹《金石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美国纽约大学曾蓝莹女士曾以《拓印之间:清代褚峻的金石图录》（英文）[3]为题，深入探讨了《金石图》的价值、贡献及其影响，曾蓝莹通过褚峻的访碑活动，从物质文化角度揭示了历史遗迹、金石图像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沟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学术资源。[4]
一、由文字到图像：《金石图》成书及特点
作为清初访碑的代表，由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的《金石图》（Visualized Epigraphy)[5]在清初金石学史上举足轻重。褚峻（约1658-1728),字千峰，陕西郃阳人。擅长雕刻，以拓售碑帖为业。乾隆六年(1741)摹成《金石图》四册，为学者所珍视。党晴梵《华云杂记》：“褚氏《金石图》共四册，册高一尺二寸，阔七寸。缩丰碑巨制于尺天寸地中，圭跃花纹，无不历历，洵能手也。不唯文字摹刻极小而致，题跋亦整洁可爱，考据尤精赅详明。”[6]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号空山，兖州人。其家训《诗》《礼》，幼时即显露文才，年二十七荣登进士，曾为官甘肃秦安、微县、两当，山西平番等地。晚年“闭门治经,日与乡先生讲论文义，搜考金石”[7],还不惜重金翻刻古籍，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形成了名显一时的空山堂书刻。
《金石图)最初定名《金石经眼录》，后改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六《金石经眼录》：“书成于乾隆元年，峻自为之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8]《金石经眼录》成书在1736年前后，由刻工褚峻“跋涉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造访古碑、搜罗拓片而成。书成后，作者携书游历全国，遍访金石学家，褚峻《<金石图>序》:“曩余尝挟此图游吴下，良常王吏部澍、徐太史葆光两先生咸相赠以叙，又劝余卒成其事，勤而勿落，他日勒成一书，令后之视今《金石图》，亦犹今之视昔欧、赵集古诸录。”[9]而后作者慨叹《金石经眼录》收碑不足（仅47种），于是“从三国以洎隋唐，择其碑碣之精好者，亦绘圭趺广狭，更摘真迹字样，钩摹其右”增补60种碑文成《金石图》，乾隆八年（1743)初刻。[10]
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金石图》为例，可知此书之基本形态及其主要内容。该馆藏有两种不同版本的《金石图》，一函四册，均为乾隆八年（1743）刻本。《金石图》甲、乙本整纸尺寸均为高35厘米，宽22.5厘米；板框高20.7厘米，宽12厘米，四周单边。几篇序文板框高24.8厘米，宽16.8厘米，四周单边，十二行行十八字，中间无界栏，字体大小略有差异。正文板框高15.2厘米，宽11.3厘米，四周单边，十行行二十字。两种本子内容相近，但拓片顺序及清晰程度差距较大。因两种本子都没有明确交代刻印时间，今据序文区分为甲、乙本。甲本刻印品相较好，有乾隆八年牛运震序及乾隆八年褚峻序两篇。乙本刻印品较为粗植，比甲本多一篇乾隆六年何堂序。[11]甲、乙两本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图片和说解顺序上。甲本《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龛》图版、《鲁孝王石刻》图版及说解不见乙本。乙本编号5196《鲁孝王石刻》及5199《泰山石刻》不见甲本。
《金石图》的主要内容可分两个部分，其一是由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的《金石经眼录》四十七种；其二是褚峻增补摹图，无牛运震补说的部分。其解说文字除了《焦山鼎》，均为石刻。其中绝大部分已见前人著录，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但如《陈德碑》《尹公尹君阙》等为褚峻首次发现。《金石图》所收碑刻大部分都是名碑名刻，如《北海相景君碑》《郑固碑》《曹全碑》《张迁碑》等，而且《金石图》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也更加深入。如《张迁碑》前人皆以为伪，褚峻从字形、碑体上考察其为先秦法物，未经后人翻刻。《金石经眼录》云：“碑以殡为宾，以中为忠，暨字分为既旦二字，乃当时书碑者误，非重刻也”。在后来刊刻的《金石图》中，牛运震进一步说明，“至若碑以忠为中，以实为滨，以暨为既旦，此则其点画之借，摹刻之讹，益足征古文之简易踈濶。虽善赝者不能仿其谬，而好事者乃执此以为依托之券验，不亦悖乎？”《金石经眼录》仅明确此碑文字讹误乃当时书碑人之误，并未经后人翻刻。而《金石图》则进一步解释，即“点画之借，摹刻之诜”，从《金石经眼录》到《金石图》的变化，可以说明作者在碑文释读上更加深入。[12]
东北师大图书馆还藏有《金石图说》刘世珩朱笔批本，成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卷首有刘世珩《<重刻金石图说>序》一篇，论述《金石图》的价值及与《金石图说》之关系。前有朱文方印：“镕古铸今斋破铜烂铁”“雷门布鼓”“冶古楼”“冶古楼珍藏书画”“隽僧冶古”“隽僧鉴藏”。本书分甲乙二卷，其中甲之上收碑十四种，甲之下收碑三十种，乙之上收碑三十一种，乙之下收碑二十九种，凡一百零四种。甲卷即《金石经眼录》，仅增入《裴岑纪功碑》一种；乙卷收魏《公卿上尊号奏》等六十种。每碑画出其形制，为之解说。但碑文仅勾摹出数十字，聊存其笔法，不如汉以前碑全摹文字为佳，盖为节省刻印资费而自变其体例。本书下卷既不及上卷体侧完备，而所收又多为常见之碑，故二卷本之《金石图》不及一卷本之《金石经眼录》通行。[13]
据何堂《<金石图>序》可知此书编纂受顾炎武影响，“其所收，则近循顾宁人先生《金石文字记》例，非亲见而手摹者，不著于录。详其在所，断自周秦，以迄季汉，为其尤易残灭也。而审定为重勒者，则逸焉。”[14]显而易见，《金石图》所收全为作者访碑而来，且“经过书法风格的辨别，大尺寸的图文缩小比例也非常精确。”[15]何堂所见《金石图》还只是初刻本，仅有著录47种，以山东汉碑为主，这也反映初清初金石学的访碑取向。[16]
比褚峻稍早的朱彝尊（1629—1709)[17]、林侗(1637—1724)以及杨宾（1650—1720）[18]都对山东碑刻有过研究。如朱彝尊康熙八年（1669)到康熙九年（1670)就曾访碑于曲阜和济宁两地，还与当时的金石学者，如顾炎武、陆元辅、孙承泽等人切磋金石。[19]他在《<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中论及金石文字之意义：“惟金石文字，久而未泐，往往出风霜兵火之余，可以补旧史之阙。此好古之士，穷搜于荒厓破冢之间，而不惮也。”[20]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收录汉碑31种,其中山东汉碑17种；《金石图》收录汉碑34种，山东的就有21种，比《金石图》稍后的几种著作也对山东汉碑非常重视，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收汉碑40种，山东汉碑22种；武亿《授堂金石文字跋》收汉碑46种，山东汉碑22种等。当然，这仅是褚峻《金石图》的收录上的倾向。在乾嘉时期47位金石学家的60种金石著作中，《金石图》是较早的摹录金石专著，对后世的金石摹录起着引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金石图》中有不少碑并未著录，由褚峻首次访碑发现，如《裴岑记功碑》:“碑在绝域，拓摹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觏焉。故自《集古录》以来，诸金石文字皆不载。予窃叹是碑以先汉法刻，超然独立于万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幸也。”[21]此碑的发现，意义非凡，当然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也说：“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前人著录所未见。”[22]那是黄易并为留心褚峻著作，黄易所见也只是乾隆时拓本而已。[23]
又如《陈德碑》：“晚汉古文之卓卓者，《集古录》《金石志》所不载，欧阳公、赵、郑诸君子皆未见之也。此碑在沂州东南数十里田间，郃阳褚峻迹得之，拓数本。再往，则土如埋之矣。”[24]《陈德碑》仅见于《金石图》，《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1866):“8月4日，见《陈德碑》，刘燕庭物，此碑仅见于褚千峰《访碑录》,云伊访得拓数本即为土人所毁。”[25]其他如《杨公阙》《竹叶碑》等亦是褚峻首次著录。当然，这一时期金石学的主体地位尚未确定，褚峻与朱彝尊、顾炎武等人的访碑经历，为乾嘉时期金石学的繁荣导夫先路。[26]
二、石本到纸本：《金石图》摹录及书写
显而易见，由“石本”到“纸本”的转化(conversions)是一种物质形态（material schema )的变化。[27]石刻文献由最初的以石为载体的文章转变为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章，在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金石图》所收石刻拓本最初由褚峻访碑而来，由石到纸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石本与纸本在署名、内容以及风格上的不同特点，另一方面也可看到不同文献载体在摹录与书写上的差异。
由《金石图》所收碑刻可知，褚峻的主要访碑地点在山东济宁（5通）、曲阜（12通）等地，这一地带也是清初访碑的重要地点。褚峻之前的清初学者在题跋、文字、摹写拓片等方面都有尝试，金石学家朱彝尊曾访《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郑固碑》，留有题跋若干；文字学家张弨（1625-？）到访此地，成《济宁州学碑释文》一书；书法家郑簠（1622-1693)曾磨洗椎拓州学汉碑。
褚峻总结前人经验，在《金石图》中撰写题跋、摹录文字、缩印拓片，成《金石经眼录》，“憾余生晚，捃摭垂三十年，凡得碑碣千余种矣。计前诸君子所未见与见之而未悉者，余皆一一默识详考，能名其地而道其所自出。”[28]牛运震《金石图序》亦云：“垂三十年，盖尝缘高岭、剔深谷、刷峭崖、磨峻阙，索奇探异，无幽不极，综其所为，拂拭而丹墨之者凡千余种矣。”[29]叶昌炽《语石》卷十：“前人彝器著录，必图其形制，如《宣和博古图》是也。以此例求之，石刻惟牛空山《金石图》，每一碑节临数十字，摹其款式，详其尺寸，皆褚千峰为之奏刀。”[30]褚峻精选前人未见或较少提及的47种，手绘各碑形状，摹写字形，并勾勒石刻剥蚀残缺，缩印于纸上。[31]
序号
名称
时代
书体
尺寸
地点
1
王稚子墓阙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一丈五尺，阔三尺五寸，字径三寸五分
四川新都
2
太室石阙
西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八尺，阔六尺，厚一尺，有六寸
河南嵩山
3
少室石阙
东汉（时间不详）
篆书
高八尺五寸，阔五尺五尺，厚一尺八寸
河南嵩山
4
开母石阙
西汉（时间不详）
篆书
高七寸五分，阔二尺三寸，字径一寸五分
河南嵩山
5
鲁孝王泮石石阙
西汉五凤二年（56）
篆隶
高一尺又一寸，阔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径一寸五分
曲阜孔庙
6
鲁王墓石人题刻
西汉（时间不详）
篆书
高五尺，腰围七尺，字径四寸一；高五尺五，腰围七尺五寸，字径三寸
曲阜张屈庄西鲁王墓前
7
祝其卿、上谷府卿坟坛石刻
西汉居摄二年（7）
篆书
高一尺，广二尺，厚一寸五分，字径一寸一分
曲阜孔庙
8
裴岑记功碑
东汉永和二年（137）
篆书
高五尺，字径二寸又二分
新疆巴尔库尔城
9
北海相景碑君铭
东汉汉安二年（134）
隶书
高六尺，阔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字径九分，额字径一寸六分，阴字径七寸
济宁孔庙
10
孔宏碑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二尺七寸，阔二尺三寸，厚六寸，字径一寸一分
曲阜孔庙
11
礼器碑
东汉永寿二年（156）
隶书
高四尺五寸，阔二尺二寸，厚五寸，字长七分至一寸七分，阔二分至一寸二分
曲阜孔庙
12
郎中郑固碑
东汉延熹元年（158）
隶书
高四尺二寸，阔二尺，厚六寸，字径一寸一分，额字径一寸五分
济宁孔庙
13
孔庙碑
东汉延熹七年（164）
隶书
高八尺五寸，阔三尺二寸，厚八寸，字径一寸五分，额字径二寸五分
曲阜孔庙
14
衡方碑
东汉建宁元年（168）
隶书
高八尺，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额字径二寸八分
泰安汶上
15
史晨二碑
东汉建宁二年（169）
隶书
高五尺五寸，阔二尺四寸，厚七寸，字径八分
曲阜孔庙
16
孔谦碑
东汉永兴二年（154）
隶书
高二尺四寸，阔一尺四寸，厚五寸，字径一寸
曲阜孔庙
17
孔褒碑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七尺五寸，阔二尺八寸，厚六寸有半，寸字径寸一分，额字径寸六分
曲阜孔庙
18
卒史碑（又称乙瑛碑）
东汉永兴元年（153）
隶书
高五尺五寸，阔二尺五寸，厚七寸，字径一寸一分
曲阜孔庙
19
陈德碑
东汉建宁四年（171）
隶书
高一尺八寸，阔二尺，厚五寸，字径一寸五分，额字径二寸，阴字径二寸，阴额字径二寸四分
山西忻州
20
韩仁铭
东汉熹平四年（175）
隶书
高六尺，阔三尺，厚六寸五分，字径一寸五分，额字径二寸五分
河南荥阳
21
孔彪碑
东汉建宁四年（171）
隶书
高八尺，阔二尺六寸，厚八寸，字径八分，额字径二寸，阴字径一寸
曲阜孔庙
22
鲁峻碑
东汉熹平三年（171）
隶书
高八尺五寸，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额字径二寸二分，阴字径八分
济宁孔庙
23
尹宙碑
东汉熹平六年（177）
隶书
高六尺，阔二尺八寸，厚六寸，字径一寸二分，额字径二寸二分
河南鄢陵
24
校官碑
东汉光和四年（181）
隶书
高四尺，阔二尺五寸，厚四寸五分，字径一寸，额字径二寸五分
南京溧水
25
曹全碑
东汉中平二年（185）
隶书
高五尺二寸，阔二尺六寸，厚□□寸，字径九分，阴字径七分
陕西合阳
26
张迁碑
东汉中平三年（188）
隶书
高六尺三寸，阔二尺六寸，厚五寸，字径九分，额字径二寸八分，阴字径一寸一分
山东泰安
27
白石神君碑
东汉光和六年（183）
隶书
高五尺五寸，阔二尺，厚四寸五分，字径八分，阴字径等，额字径一寸八分
河南元氏
28
张寿碑
东汉建宁元年（183）
隶书
阔三尺，高二尺，字径七分
山东成武
29
仓颉庙碑
东汉延熹五年（162）
隶书
高五尺，阔二尺，厚五寸，字径七分，阴字径八分，两侧字径五分
西安白水
30
武荣碑
东汉永康元年（167）
隶书
高六尺三寸，阔二尺二寸，厚六寸，字径九分，额字径二寸二分
济宁孔庙
31
郑季宣碑
东汉中平二年（185）
隶书
高四尺，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阴字径亦如之，阴有横额，额字径一寸五分
济宁孔庙
32
尹公尹君阙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长七尺五寸，阔二尺，厚一尺五寸，字径五寸五分
四川广源
33
杨公之阙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一丈六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尺，字径三寸五分
四川梓潼
34
竹叶汉碑
东汉（时间不详）
隶书
高四尺，阔二尺，厚三寸，字径八分
山东曲阜
表《金石图》所收汉碑
褚峻不但摹写碑刻、缩印拓片，亦一一指出碑刻行款尺寸及所在位置。如《鲁峻碑》：高八尺五寸，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额字径二寸二分，阴字径八分。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景君碑》:高六尺，阔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字径九分，额字径一寸六分，阴字径七寸。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郑季宣碑》:高四尺，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阴字径亦如之，阴有横额，额字径一寸五分。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碑附墙，阳面东向，阴面西向。当然，《金石图》的著录也不尽准确，所拓亦有缺漏，如《鲁峻碑》翁方纲嘱黄易到济宁宫学《鲁峻碑》下，发现此碑高度是五尺八寸，非八尺五寸。[32]而《郑季宣碑》则立于济宁学宫之东侧，因碑阳向壁，碑阴朝外，拓此碑殊为不易，《金石图》也留有一行无法拓及。[33]
将碑刻全文影写在纸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类似褚峻《金石图》、冯云鹏《金石索》等将碑刻全图影写，亦称翻刻法（reprint method),即按照原拓本重刻。这样的好处是保存了拓本原貌，正如褚峻《<金石经眼录>序》所言：“俾人一见了然，而且历历如睹原碑完缺之形状。”[34]章钜《<金石索>序》：“凭吊古迹，网罗浸广，遂相与图形写象，心摹手追，钩玄索隐，间以题咏。”[35]这种形式的摹图最大可能地还原碑刻原貌（prototype),回到“物”（material)的表现上。缺点是占用纸张空间，有些碑刻仅存数行，却要将整页全部附上，既占用空间，又不美观，而且不方便刻工排印，于是产生了另一种摹写法（facsimiles method)。[36]
第二种则是以双钩法（double hook method )将全文重新摹写，顾炎武《求古录》、陈奕禧《金石遗文录》、吴玉搢《金石存》、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是此类。以《金石萃编》为例，为了避免原拓失真，《金石萃编》采用原字体摹写模式，如《散氏铜盘铭》按金文字形摹写、《峄山刻石》按小篆字形摹写、《泰山都尉孔宙碑》按隶书字形摹写、《始兴忠武王碑》按楷书字形摹写，如遇不识之字或阙文以“□”代之，凡文散见多处者，采用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古文别体字，都摹其点画，加以训诂，题于额阴两侧。《金石萃编》以原字体摹写，很好地避免了原拓失真，并且节省空间、方便编排。虽然清初学者如王澍、吴玉搢、金农等人已使用双钩法摹写，但并未普及，仍以翻刻法为主。双钩摹碑法一般认为在清中叶开始流行，以翁方纲、黄易等人为中心，如《淳于长夏承碑》《李翕西狭颂》《博陵太守孔彪碑》等均是用此法勾摹，直到晚清石印术传入中国用此法勾摹碑刻方才绝迹。
褚峻对碑刻的复原活动，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石刻遗迹，另一方面也掀起了诸如李鲲（生卒年不详)、李东琪（生卒年不详）[37]、黄易（17444—1802)、翁方纲(1733—1818)等学者对山东汉碑的探访热潮。《金石图》的出现，带动了清代金石学中记录金石的新形式。
从石本到纸本，《金石图》经历了物质形态的转化。褚峻在前人的访碑痕迹下，“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遇峭崖深谷，荒林败冢。”[38]亲自搜访碑刻,一一摹录。这里的“碑”主要是石碑，其作用是为纪念（commemoration)逝者功绩和重大历史事件。如褚峻发现的《裴岑记功碑》就记录了裴岑率领本郡三千兵马出击北匈奴，斩杀呼衍王的事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石碑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而由石碑转化成的拓片则“转换为类似印刷文本的物质形态。”[39]拓片同样具有物质属性，对传统金石学者而言，拓片并不是靠材质和技术区分,“最为要紧的是拓文质量”。[40]《金石图》所收《曹全碑》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此碑出土于褚峻家乡陕西郃阳，有明拓本传世，褚峻云：“碑出于明万历中……汉人碑如《鲁峻》《孔彪》等，皆大槩缺灭。而是碑独以后出特完，不可谓不幸也。”[41]故宫博物院藏《曹全碑》明拓本，有翁方纲、梁启超跋，有钤有“鼻斋”“梁”“竹垵”“子孙后世家传之宝”“翁方纲”“汉筹之印”“文渊阁校理翁方纲藏”“苏斋金石文”“饮冰室藏”“叶志诜审定记”“朱彝尊印”“李彦章印”等印，可知此书亦经朱彝尊、翁方纲、叶志诜、李彦章等名家之手。[42]《曹全碑》明拓本经多位收藏家、金石学家题跋、钤印，大大提高了拓片的历史价值，依照这些印章，拓片的收藏和观赏史一目了然。
结 论
作为清初金石学的代表，《金石图》总结了前人的访碑经验，开创了摹图之法。褚峻手绘各碑形状，摹写字形，缩印于纸上，最大可能地还原了碑刻原貌。后世金石学者或效仿其摹图之法，或改良其法，推动了清代金石学（The Epi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在金石摹图方面的发展。《金石图》由石本摹录到纸本记录的过程，可见物质形态的一种转化。这种转化源于金石学者的古董主义（antiquarianism）[43]倾向。一方面，金石学家通过金石载体重构古代史实，尽可能追溯到人物或历史的原始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物质形态在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损坏，不同历史时期的拓片亦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多个版本或系统构筑成了石刻文本的发展史。
作者简介：赵成杰，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金石文献及传统文字学。本文系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初编）子课题“《金石图》整理”。原文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5期，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越南史地典籍解题
史金波 ▏“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江应樑 ▏谈民族调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