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敏
西周楚公钟
至平王东迁，史称东周，或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犬戎势力的侵蚀，周所辖的地盘大幅减少，此时的周王室也无能为力把失去的故土重新夺回，于是干脆把西岐故土及西戎在内大片的地盘一并封赐予了“护驾东迁”有功的秦襄公。由此东周的国力大幅下降，天子权威不再，对各诸侯国的管治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局面，只是象征性地保留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国间交相攻伐，争霸天下。楚王问鼎的故事，就充分体现出周王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在青铜器方面，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就这样讲到：“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无征，此起彼伏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变矣”。
首先，各国的争霸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同时也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地域间文化技术的进步。文字的发展，更明显地受到当时各诸侯国地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从书法角度上讲，它直接地反映了由于这个变异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点，那就是地域书风的形成。
再就是私学的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统治高层所垄断的局面，大批平民走进了知识阶层，成为“士”阶层的一员。自然，文字的书写和应用也在贵族高层中不断下放，成为了广大“士”阶层的应用工具。文字的书写到了此时，特别是战国时期，已经成了一种在“士”阶层普泛化的工作。这与西周时期是大不相同，而在此时的列国之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学术思想的兴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国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文明发展，都直接地反射到文化产品——金文书法上来。
金文书法从视觉上，直截了当反映出了这个历史时代的人文心理。以宗周文化为正统的时代一去不能复返了，代表西周时期宗周王家正统风范的中原书风，虽然仍在艰难地在与周室关系较为密切的诸侯国如鲁国等延缓着微弱的生命，并不断地夸张着宗周书风中用笔圆曲的特色，但涣散的气息已无复典型宗周风范中蕴含内敛而又皇皇大气的一面，在春秋时期已是日暮西山了。比之此时列国的青铜器铭文繁荣的气象就更是相形见拙！
西周楚公钟
这一时期，新兴的西楚文化、齐文化和先秦文化等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金文书法作品不断出现。从风格上讲，承接西周晚后期，春秋早期的作品大体上还以集成宗周书风一类以正体的面目出现，但地域书风的特点已在朦胧地反映出来，这一点在《楚公逆钟铭》、《圅皇父簋铭》等西周晚期作品中已经显现。春秋中期至战国的初期，地域书风表现出了其异常璀璨的一面。楚、齐等地的作品出现了字体修长，形态优美，带有强烈的装饰审美趋向，如《王孙遗者钟铭》、《沇儿钟铭》、《齐侯盂铭》、《叔夷钟铭》等，而出现于这一时期的鸟虫篆书体，更是把巧饰的特点带到了极致，如《越王勾践剑铭》等。至战国晚期，手书体草写性书风则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和随意性，字形多偏扁，已初步流露出向隶书发展的影迹，如《楚王酓鼎铭》、《公孙窖壶器铭》、《商鞅方升铭》等。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形式丰富，艺术水平参差，优秀的作品与劣质的作品之间的差距甚远。其中优秀作品大多充满个性，如《中山国守丘石刻铭》、《中山王厝鼎器铭》等。但同时也有些作品个性局促拘紧，了无生气，如部分还承袭着宗周形态的作品，到此时更显得涣散而缺乏生气。另一类是制作草率的作品，又从另一个侧面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带给人们另一种灵光的奇异感受。
春秋战国王孙遗者钟铭
春秋战国中山国守丘石刻铭
在各地域书法体系中，先秦文化体系中的金文书法与别不同的是它对西周书风的继承与发展，在整个秦系文化的金文书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对由周宣王朝时期金文书风作品如《颂簋铭》、《虢季子白盘铭》到《秦公钟铭》、《秦公镈铭》、《秦公簋铭》、《商鞅方升铭》一直到战国时期小篆的形成，乃至到秦兼并六国，统一文字为小篆的继承和发展的轨迹。
秦公镈铭
春秋战国商鞅方升铭
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一个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的时代。与西周高古典雅的殿堂级作品比比皆是的局面，但又显得相对单调的时代有着鲜明的对比。与殷商作品个性丰富的特点，尽管大型的遗存不多，但所见皆精，自然而古拙的面目相比，此时作品也自由，但更多乖巧的雕饰，显示出此时的文字书写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并开始识图把这些表现力运用到书写过程中来。其中尤其是充满奇诡和浪漫情调的楚文化系列的金文书法作品，以它独具的魅力，令人向往。特别应指出的是，此时刻制的铭文数量大幅增加。这类的铭文特点是刻划的线条优美细长，刀锋犀利，如《中山王厝鼎器铭》洋洋洒洒全部共千余字，结构夸张，笔法舒展变化自如，竟然无一处复刀或误刻的痕迹，刻工之精到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春秋战国中山王厝鼎器铭
一、宗周书风的式微与地域书风的兴起
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由周公制定的，西周一直奉行的，以宗法制关系支撑起来的礼乐制度经历三百余年洗礼，已经枝蔓丛生，“礼崩乐坏”局面在所难免。此时周统辖的大片地盘又为犬戎所侵占，使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实际管治能力已经无法与西周时期同日而语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只是受到象征性的认同。诸侯国各自为政，交相攻伐，争霸天下。楚王问鼎的故事，已可见周天子的王朝威仪已是形同虚设。也正是这个时期，原本在典籍上只有片言只语的诸侯国，也由于一本叫做《春秋》的史籍出现而较详尽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更奇怪的是此时带铭文的列国青铜器也多了起来。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中就讲到：“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器无征，此起彼伏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发展，受到当时各诸侯国地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更是在所难免的。春秋中期私学的兴起，打破了原先“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文化成为平民阶层有机会接触使用的工具，使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书写开始进入到了平民阶层当中。宗周文化的正统地位以及代表宗周王家正统风范的中原书风日渐式微，作品不断减少。而饱受新兴的齐鲁文化、西楚文化和先秦文化等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时代风气的熏陶，富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金文书法作品则不断出现。它们之间风格差异大，其中楚地一系的书风奇诡而婀娜，如图：《王孙遗者钟铭》、《鄂君启节铭》、《楚王酓鼎铭》、《陵公戈铭》；
陵公戈铭
齐鲁文化影响下的金文书风则显得宽博强悍，如图：《国差甔器铭》、《公孙窖壶器铭》；
国差甔器铭
三晋的书风多变而善于融合邻近文化的影响，如图：《郑大内史叔上匜器铭》、《嗣子壶铭》、《栾书缶铭》、《驫羌钟铭》、《中山国守丘石刻铭》、《中山王厝鼎器铭》；
栾书缶铭
秦地的书风规范和端严，讲求法度，在宗周书风的基础上更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延伸，《秦公钟铭》、《秦公镈铭》、《秦公簋铭》、《商鞅方升铭》和刻石作品《石鼓文》。而齐鲁虽为近邻，但由于文化发展的走势，史传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而礼乐在鲁不废。鲁地的书风更多地接近于宗周一系，与齐地书风的宽博、瘦削、空灵又有所区别。从风格形态上讲，齐、楚等地出现了字体修长，形态优美，带有强烈的装饰美。以楚文化为主体的风气下，吴、越、蔡等又发展出一种更具装饰性龙凤书、鸟虫篆等的字体。到战国晚期，各国书写性的草意书风则表现出了更大的随意性，已初步流露出向隶书发展的影迹。应该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虽多，形式虽丰富，但作品的水平也异常参差，优秀的作品与劣质的作品之间的差距甚远。
石鼓文
二、技术的发展影响下的金文书法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处在各种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的时期，为适应这些发展，社会变革也最为激烈。对于金文书法艺术来讲，技术的进步为之带来了很多的改变。首先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在这一时期已经较多地采用了失蜡铸造法。失蜡铸造法相比于范铸法的精度要高得多，使青铜器的铸造精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河南省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套九件出土的曽乙侯青铜鼎，就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品，其繁缛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失蜡铸造法铭文的文字可以直接刻制在蜡具上，然后浇铸就可以。蜡质精细且质软，比在泥范上做凸模的效果当然要精细得多，也自然地为金文书法更准确反映书写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可能。我们现时见到的春秋中期后和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大多字口光洁清晰，笔法精致，用笔线条瘦硬，转折劲挺自如。在细部的处理上，明显优于较早时用泥范凸模铸造的作品。铸造技术的进步应当有相应的关系，如：《王孙遗者钟铭》、《沇儿钟铭》、《栾书缶铭》、《秦公镈铭》、《秦公钟铭》等，从这个角度上看，晚商和西周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的制作从工艺水平上讲是无法比拟的。其次是钢铁的使用，在春秋中后期已经出现。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的金文作品中出现众多的刻铭作品正是这一技术出现的结果。如：《楚王酓鼎铭》、《公孙窖壶器铭》、《中山王厝鼎器铭》等等，这些作品风格独特，笔法纤细，刀法清晰可辨，其中《楚王酓鼎铭》是带有草写意味的刻铭，用笔活泼钉头鼠，和出土的同时期楚简书法笔意结体相一致，瘦劲活泼，结构豪放奇诡；《公孙窖壶器铭》刻画刀法直率，转折瘦硬劲挺，结体萧散；《中山王厝鼎器铭》刀法精严，多个器铭加起来有千余字，竟毫发不差、无一败笔，游刃有余。用笔结体更富于装饰笔意，篇章布局整严，充分考虑到对青铜器装饰效果。这些都是现时所见到典型的刻制作品。再就是错扣金、银或铜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先将铭文铸或刻好在青铜器皿上，然后在字口上错扣上黄金、银、紫铜或宝石等，再磨平抛光。如：《鄂君启节铭》等。有些铸刻铭作品也可能是由于年久泥土侵融，造成错扣上去的东西脱掉，而出现现时的情况。这些制作工艺对金文书法的表现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鄂君启节铭
这一时期的刻铭与殷商时甲骨文的刻制不同。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刻制基本上是以保留文字为目的，大体上以书写文字为依据。在个别保留有书丹的甲骨中，可以见到书丹的文字与刻好后的甲骨文大致上一致，只多了一重刀刻的痕迹。但此期刻制的金文如《中山王厝鼎器铭》等在刀刻的同时已经考虑到装饰的效果，刀法的运用同时除表达文字的书写和设计要求外，已经照顾到自身装饰效果了。
三、装饰性书体的出现与书法的艺术觉醒
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另一特色是装饰性书体的出现，上文提到的如《中山王厝鼎器铭》等，在刻制过程中，文字本身的装饰性无疑是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作品在创作时用笔和结体的表现手法，如用笔的屈与伸，竖笔悬针的写法，结构上被强化了的疏密对比，偏旁间的挪移揖让和对称的应用等，更多考虑的是对其器物本身的装饰意义。而从楚国的《楚王酓章镈》中刻意弯曲的竖笔、拖长了的结体；在《王子午鼎铭》的用笔和结体特征，无不表现出对文字书写装饰效果的索求。除了笔法结构上很多的处理方式接近或类同于《中山王厝鼎器铭》外，有的作品部分用笔和结构的形状，笔画的弯曲、拖长，笔画中段的刻意加粗等，其美化装饰部分的用笔甚至已超出了表达文字本身的意义，明显是为增强文字本身的装饰性而附加进去的，如：《王子午鼎铭》加粗的笔画中段等。这都显示出了作品创作时对装饰性强烈的索求。而出现在春秋中期以后的鸟虫篆，主要作用更在于增强对器物的装饰上，其中表现得最为夸张的作品，更是多见于楚文化系中吴、越等国的戈、剑上。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楚文化系列金文书法浪漫的特色。如春秋时的《玄缪戈铭》和《越王勾践剑铭》等。
楚王酓镈章
这些装饰的用笔都有着文字以外附加文字书写中去的特征，严格地讲，它与文字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关系，从现代书法意义上讲，这些附加到文字中去的东西更与书法艺术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一时期的这些特点与商代族徽的加工变形和到周初时文字中个别笔画加粗的特点从性质上讲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目的不同，商代的族徽式文字的加工变形和到周初时文字中个别笔画加粗是处于文字自身表达上的需要，是文字从象形文字金华过来的残留物质。而这一时期的文字经过长时期的演进，从表达意义的角度上讲已经长期没有使用和无需这种处理方式了。其次是前者我们无法从这一做法中肯定它带有审美意义上的追求，而后者则明显是作为美化文字本身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前者更是像画，后者是对文字的装饰。再就是前者是文字所固有的，或者是文字在书写过程中习惯使用的；而后者则是有规律的，人为附加进文字中去的。但值得留意的是，这表现出文字的装饰意义已经被人们所发现了，文字在书写过程中除了表述意义外，自身所放射出来的审美要素已经被人们发现并运用。在某些作品中，其文字内容本身就已经超脱出记事的功能，而是包括了赞美器物本身的辞句，甚至就可以当做诗歌进行阅读的了，如《王孙遗者钟铭》、《中山王厝鼎器铭》等等。尽管这些与后来我们所理解书法艺术从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文字书写的美，已经为人们所留意并加以运用。而且，这些铭文是被安排在器皿的外部位置上，明显地具有装饰的功能，它与西周以前的铭文被安排在器物不显眼处的做法本身就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无疑可视作书法艺术的意义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朦胧地出现，由此而逐渐走向觉醒。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觉醒时期，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实际应用后开始的。
中山王厝方壶器铭
四、装饰体、正体、草写性书体的互见现象
正体、草写性书体的互见现象在东周时期的金文书法中是非常之常见的，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一器中作品的草写。这一时期由于春秋时期私学的发展，逐渐取代了西周时期由于学在官府而少数贵族高层所垄断的局面，文字的使用显然已为更多的平民所掌握和流通。在现时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字遗存中，正、草写法与装饰性的书体同时使用已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现时我们能见到当时的墨迹文字，就多半为草写性的文字，如《包山楚简》、《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简帛书作品及《侯马盟书》等，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日常应用书写的文字，与制作后的正体文字有着明显的区别。部分的金文作品在刻制时由于种种不明的原因显得相对地草率了，如齐国的《公孙窖壶器铭》、楚国的《楚王酓忏鼎盖铭》、秦国的《商鞅方升铭》等等。二是同一器物中，正、草和装饰体同时存在的。如《中山王厝圆壶铭》、《楚王酓忏鼎铭》就是显著的例子。《中山王厝圆壶铭》正铭铭文为装饰体刻制的文字，壶的圈足上则有出于泥范铸造的正体的铭文，左旁更有草刻而成的刻铭。三是部分的作品保留了明显的书写痕迹，但在制作时又力求工整精致，使作品同时表现出了正与草写法所表现的特点，如《栾书缶铭》、《鄂君启节铭》等。作品中，文字的用笔在刻制时被修正过，但从结体上看，很多在正体用字中多取对称结构的，由于书写的草率，令结构显得相对随意而出现并不对称的情况，但在刻制过程中又未能完全校正，使作品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四是正体、装饰性书体金文作品仍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品。如：《国差甔器铭》、《中山王厝鼎器铭》、《王孙遗者钟铭》、《秦公镈铭》等。尤其是这一书体实际占据了整个东周的大半部分，完全草刻的作品主要出现在东周的最后时期的战国末期上。
包山楚简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五、文字书写的普泛化对金文书法风格个性的影响
春秋中后期，伴随着私学的兴起，一大批原本平民阶层的人进身到了贵族”士“阶层，”士“阶层的兴起，使文化由原本只在贵族传承的”学在官府“，逐渐成为平民所可掌握的东西，文字也成为众多”士“阶层日常应用工具。金文书法尽管由青铜器所承载，属于贵族的用具，但此时文字的书写刻制甚至文字的内容，都出现了普泛化的倾向。其反映一是上文所述的正、草和装饰体文字同时出现的现象，铸刻铭文的事已经不像西周时那么神圣和隆重。像《楚王酓忏鼎铭》、《公孙窖壶器铭》的主体刻铭为草写草刻的情况，似乎本身就带有急就的成分。二是带铭的器物增多，这首先是与过去多为纪功和受天子赐予而铸铭不同，此时铸刻铭文的青铜器作品已经下放了，其中不少是诸侯国大夫甚至更下层人的制铭。再就是带铭的青铜器形式的增多，此一时期出现大量的青铜钱币的铭文与玺印印文等，都带上了各自因器物本身的特点所形成的金文书法上的艺术特点。其中刀币铭文书法所反映的地域特色最为明显。而玺印文由于自身的空间狭小和玺印的特殊要求所形成玺印文的艺术特点，更发展成为秦汉后不同于小篆和隶书而富有独特风格的谬篆。三是铭文内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上述纪功和封赐的内容外，更增加了不少为记事的内容，有的内容本身的文体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记事体发展到文辞优美的诗歌或散文的体式，如《王孙遗者钟铭》、《中山王厝鼎器铭》等，而更美妙的是这两件作品都大致上做到了文辞内容美与书法艺术美的统一，实属难得。而《鄂君启节铭》是一份带有通关权限的文书。史传中就有把当时新订的法律铸到青铜鼎上以求不灭的记述，而《商鞅方升铭》的内容本身就是一条秦国的法律条文。联系到我们现时见到的战国时期众多的竹简、帛书及盟书文字，并以之与此时的金文书法相比照，金文书法的普泛化现象就成为更加清晰的事情了。可以讲，文字使用的普泛化正是金文书法普泛化的主要成因，文字的使用、书写已经成为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这也正是促成这一时期地域书风兴盛，金文书法风格异彩纷呈局面的主要原因。
楚王酓忏鼎盖铭
六、渐趋方折用笔的倾向与隶变的关系
方折的用笔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主要反映在齐、楚、秦文化系列之中，春秋时期齐、晋等国的作品《国差甔器铭》、《陈纯釜》、《陈曼簠》、《驫羌钟铭》、《中山国中期守丘石铭》中部分字形的用笔已经出现方折的倾向，尽管转折处的用笔仍然是圆转的，但在笔画转折的前后线条多较长且直，使得圆转的转折显得相对地很细小，做成了字体上方折的大倾向。而楚的《楚王酓忏鼎盖铭》等铭文以手书体刻铭，其特点更是大量地使用了折笔法。显然，方块形文字和方折的用笔实际上已经成为战国时期文字书写的发展走向。而这一点表现在秦系的文字的发展上就更为突出了，如《商鞅方升铭》等作品，带草写倾向的铭文中，如果讲方折的用笔还未够突出的话，将时间稍作推延到《秦召版铭》，此种方折用笔更已经成为了草写篆书体的特色。如联系到《秦封宗邑瓦》及秦简文字中字体普遍见到的折笔现象，对此时文字由圆转向方折发展的走势就更为直观了。这一现象出现，应当讲为西汉后的古隶形成立下了注脚。用笔的方折倾向，尤其是秦系书风的方折倾向，注定了到秦汉间古隶书体的方折化走向，但这一书体到了身为楚人的汉人统治者手中，又慢慢地吸收了东周时楚系手书性扁形字体的特点，进一步演变成为我们现时见到的东汉隶书扁形字体的特点。
陈曼簠
秦召版铭
七、各地域文化间交流对金文书法风格的影响
频繁的战争给民众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为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以晋国为例，晋国与宗周毗邻，长期受宗周文化的掌控，地域文化发展的自我独立意识相比其它诸侯国要缺乏些。作为春秋首霸，长期以来处于争霸战争发起的中心。由于战争关系，不时地受到周边强势的地域文化影响。从现时所见的属于晋国的青铜器铭文书法上看，不同时期、不同器具的金文书法风格反映出明显地受到齐、秦、楚乃至吴越等地域书风的影响。如《嗣子壶铭》铭文中的”命瓜“，郭沫若先生认为当是释作”令狐“，《左传》载的文公七年（前663年）”晋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见《两周金文辞大系》）。从铭文反映的时间上看，该器就铸制于此役后不久。很明显，战争为文化的交流产生机会，铭文书法风格明显地受到了秦国地域书法风气的影响。《栾书缶》成于晋景公或厉公时期。晋与楚在这几十年中曾发生过三场大战，即”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其中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晋大获全胜，器主栾书就是指挥这场战争的晋国将军，而该铭文书法风格上明显地受到了楚国书风的影响，其书写特点大可与楚之《鄂君启节铭》、《楚王酓忏鼎盖铭》等相互对照。《驫羌钟铭》作器铭的时间为”廿又再祀“，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认为即是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年），是年三晋连兵往攻齐国（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这使得晋与齐的文化得到较大程度上的交流，而作于这场战争之后的《驫羌钟铭》在用笔上较为方折显得比其它作品更多些，结构更方整些，明显地受到齐国风格的影响。其风格非常接近齐器中的《陈纯釜》、《陈曼簠》等。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各文化系列的器铭中，经常出现一些风格上与其他文化系列共同的特点，与当时社会交往应当有着重要的关系。但这种由于文化的交往所形成的书法风格和当地书风出现的变异，在当时尚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这种风格的变异或者会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只是我们现时以所掌握的史料还未能更深入了解把？
驫羌钟铭
嗣子壶铭
东周，历时五百余年。这是一个漫长又富于变化的时代。在这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除了周王室的式微，地域文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外，对于金文书法最大的影响我认为是文化的普泛化。文化由高层贵族掌握的”学在官府“时代，到以孔子为首的为私学兴起，文化由平民所掌握的时代。书法的艺术意义开始觉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样使金文书法从艺术个性到风格都展现出繁荣的局面。这中间还有一个由春秋早期中原的宗周地域与鲁文化体系所保留的宗周书风逐渐式微；各地域书风不断兴起；进而到战国晚期金文书风的泛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最后又由于政治的因素，由秦系书风一统天下而以小篆正体的过程。
峄山碑
以书风最为丰富的战国时期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与殷商时期无意识的个性张扬不同，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刻意的表达甚至取巧的特点。与西周在浑穆厚重、圆曲简约和重复叠加中所获得的皇皇大气不同，这时期简约草率如《公孙窖壶器铭》与繁缛如《越王勾践剑铭》的鸟虫篆文都将同时展现在你的眼前。同样圆转弯曲的笔法，西周的作品显得简约而实在，不屑巧饰而洋洋洒洒中体现出皇霸的气概；而此时的作品中的婉转曲折，则体现出丰富多彩、婀娜多姿、富于个性和巧饰的特点。而要在这纷繁错综的个性风格中，简单地以地域进行书风的分类实际上也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等多方面原因所掀动的各地域文化间交流已经非常频繁，因此，以地域文化进行书风分类的时候还应当对作品的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进行剖析，否则很容易会出错。而且如何明确划分各文化区域，在学界尚有所争议。我想，我们只能从各文化中心点为依据去延伸进行大致上的划分，对于处在文化区域间的边缘区域如某些小国进行标识，就只能作大致上的判断了。
泰山刻石
总而言之，东周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大幅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急剧变迁的时代，金文书法尽管其载体所依附的仍然是上层贵族使用的礼器和日用品，但它无疑与当时的变迁变化一样带上异常丰富的色彩。就金文书法学习的角度上讲，以其丰富性来讲，取法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一方面会对初学者带来较大的困难，而对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来讲，它又是一个宝贵的矿藏。如果能够配合当时的文化体系及其特色对其书法进行理解和领悟，包括配合对当时的墨迹作品进行研究的话，它一定会把我们的学习和研究领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琅琊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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