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家用电器报废的高峰期，根据电器使用年限判断，我国每年理论报废的家电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台，并且还在以平均每年20%的数量持续增长。那么这些电子垃圾都去了哪里？又是被如何处置的呢？
简易的板房、四处囤积的废旧家电、骑着板车开着高音喇叭的商贩，空气中偶尔飘过的塑料烧焦的味道......这里是东小口镇兰各庄村，现在是北京电子垃圾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兰各庄这支回收大军多年从事电子垃圾回收，小到电子产品、大到家用电器，他们的回收下线几乎遍布北京各大主城区。回收来的电子废品被拆解成各个部件，然后卖出去。
记者：现在最赚钱的是拆什么呀？
北京废旧电器回收从业人员：都是钱，都能卖钱。
记者：卖给谁呢？
北京废旧电器回收从业人员：门口骑摩托车的，他们大车在村子里，专门来拉的。
除了留下一部分冰箱、洗衣机等体积较大的电器自己拆解，卖铜、卖铁、买塑料之外，这里回收的电路板大多又流向了广东贵屿。
广东贵屿，被外界称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场”。在鼎盛的时期，这里曾有七、八千家大小作坊和十几万从业人员参与其中。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党委书记徐献明：整个镇里才16万户籍人口，外来务工人员20多万，有3141户在正规的生产，才52点多平方公里，这个小的地方，挤的这么多的人大部分都从事这个行业。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党委书记徐献明：河边搞一个池搭一个简易的工棚，就把这个盐酸啊硝酸啊按照比例调好，把线路板扔进去，然后通过电子分离出来把铜拿走，剩下的没用了，就倒河里了，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高炉、酸洗，这些被称为火法和湿法的冶炼方式，目的就是要将电子垃圾中的金、银、铜以及一些稀有金属提取出来。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贵屿镇数千个以家庭作坊为核心的拆解企业每年拆解的电子垃圾高达上百万吨。贵屿镇的拆解户们把焚烧和溶解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废渣和废液毫无保留地丢给了土地和河流。
穿城而过的北港河泛着油光，乌黑粘稠的水面散发出阵阵恶臭，一个个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口，让环绕贵屿镇的所有沟渠、水塘无一幸免。
汕头大学医学院免疫病理学实验室教授霍霞：练江从1997年开始，一直都是劣5类的水质。微信里面老百姓就这么说的，拿来冲厕所都嫌臭。
从2004年开始，作为汕头大学医学院免疫病理学和分析细胞学实验室的教授，霍霞带领团队就"贵屿电子垃圾污染物对儿童和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影响”展开研究，并持续着长达11年的监测。他们通过实验室长期监测发现，贵屿当地婴幼儿对于像乙肝、百白破、乙脑等疫苗产生的抗体都要明显低于对照组。霍霞告诉记者，这个最新的研究结果意味着电子垃圾中的重金属不仅会造成儿童脑细胞发育的迟缓，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免疫系统。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电子垃圾拆解区附近的水体中采集的生物体样本，呈现出了发育畸形、生殖系统变异等现象；在电子垃圾污染区域里，一种叫做“多溴联苯醚”的有毒污染物在水生、陆生和两栖动物体内大量富集，而在人体血液、母乳和胎盘中检测到的这种有毒污染物，也明显高于远离电子垃圾拆解区的人群。
中科院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秦占芬：这是正常的蝌蚪，它的头部轮廓非常清楚。这两个都是心脏的畸形，出现一个双尾，这一个头部是没有明显的眼睛和前部的,这个脑是缺失的，而这个呢就没有明显的身体的一个分化。
2010年，广东省政府在贵屿正式设立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将小、散、乱的拆解户集中到一起，规范拆解、集中治污。作为广东省政府挂牌督办的项目，徐献明和他的工作组被要求，截止到2015年年底，经过政府清理、打击和取缔之后保留下来的3141家拆解户要全部搬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党委书记徐献明：做不好是政府无能，省里领导就提到这么高的高度啊。我听到这个心里真的是一抖啊，就是背水一战也要把它拿下来。
园区规划的集中拆解楼一共分为四期，主要提供给“烤板”拆解企业，现在已经有一多半的拆解户在园区内开工了。记者刚刚接近这些集中拆解区，一股浓烈刺鼻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立刻让人感觉呼吸困难。
在这些“烤板”车间里，工人们正熟练地通过高温加热将线路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等元器件剥离出来。在如此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中，一条围裙、一个口罩就是他们所有的安全防护措施了。
徐献明坦言，园区里的环保设施在设计之初更多的是去考虑废气的处理，并没有关照到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现在镇政府已经联合多家研究机构和有资质的企业正在加紧建设新的生产线。
在手机拆解车间，好几吨被扔掉的手机汇集到一起。从外壳到机身，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它们各自的去处，工人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熟练地拆解着手机电路板上的各种零部件，逐一归类。
贵屿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作人员：积累到现在的人脉，别人回收废弃手机买不到，只有华美村能买到。
一吨废旧电脑的线路板可以提炼150到200克黄金、400克左右的其它贵金属；而一吨手机电路板可以提炼的黄金更多，能达到300到500克。除此之外，拆解下来芯片、电容等元器件可以卖给手机翻新和电器加工企业；剩下的金属残余再卖给冶炼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从收购废家电、整机拆卸再到电子线路板的拆解，贵屿镇的26个行政村逐渐形成了以各村为中心的清晰分工和拆解格局。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贵屿的废弃手机都会被卖到华美村处理，全村18000多人口，有1/3以上的村民专门从事手机拆解业务。搬进园区后，村里几家规模大一些的拆解户以入股的方式合并成一个公司，现在平均每天都能保持两吨左右的收购量。
记者：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从全国各地运过来的？
贵屿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作人员：对，全国各地，我们全国现在初步统计呢，原来我们调查大概是19个省市。但现在我们统计起来，还达不到19个。
记者：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贵屿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作人员：江西、内蒙、福建。
记者：也有北京来的吧
贵屿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作人员：那边那个车应该就是从北京来的。
记者：那现在每天这个交易平台的处理量大概有多大？
贵屿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作人员：整机拆解就大概在600到800吨，因为它有时候多，有时候少，3、400吨。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污染，国家从2009年开始就在陆续地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就明确规定了电子垃圾必须要流向具有环保资质的企业。但与“货源充足”的贵屿相比，正规拆解企业却面临着无“米”下锅的窘境。
四处寻找废旧电器，和回收电子垃圾的小商贩讨价还价，任露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任露就职的华新绿源环保公司，是北京第一家获得环保部批准的家电回收拆解企业，从2006年成立至今，公司投入了近5000万的生产线就一直没有“吃饱过”，这组技术先进的空调生产线，一年的实际处理量只能达到年处理能力的30%。
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渠道部经理任露：吃饭的人多了，但饭就那么多，所以说大家都要抢着吃。
正规拆解企业的生产首先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这是一条红线。目前，全国共有106家企业获得了拆解电子垃圾的资质，但这些企业的“绿色道路”走得并不顺畅。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因为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物流的体系和消费者环保的意识对成本是有影响的。坦率讲，我们做废旧电子产品的拆解回收，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行的、有商业模式的业务来做的。因为全球大的家电拆解企业，他们最终在一个正规的运作当中，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的。
从2012年开始，随着国家实施了3年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正式结束，很多拆解企业开始出现了货源大幅度滑坡的现象，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国家下发的拆解配额，很多企业只能更多地依赖于那些流动性强、专门从事废品收购的小商贩。从小商贩手里高价回收废旧电器，来满足生产线需要，是目前全国电子拆解企业普遍采用的回收方式。
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林：行业回收的货源还是掌握在这些小商小贩手里。现在每个月的回收量基本上90%都要依赖过去传统废旧家电的回收商靠他们来给我们供货。
香蕉皮电子废弃物在线回收网站副总经理肖贤飞：我们竞争不过他们。北京市收废品从业人员有几十万，那么他们每天守在小区，守在老百姓家里的门口，他们随时都可以上门，但是我们做不到。
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就循环经济而论，国家已经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是作为政府落实这部法律还存在着很多欠缺。国际上产业链条的初期是收集系统，国外往往是通过家电的销售商来负责回收。比如说你买冰箱了，你家里的旧冰箱他给你拉走，新冰箱给你送过去，把这些废的家电集中起来，然后运到处理厂去。在国内呢，产业链还没有建立。
而对于废品回收商贩来说，废品回收中的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记者：你挣40，你中间还有个提成，你给谁提成啊？
废品收购个体户：店里面。
记者：给店里面是啥意思？
废品收购个体户：店里面的促销员嘛，交管理费的。就是促销卖了新的，肯定要有旧的要淘汰吗，把促销员提供旧的客户信息。
记者：你还要给促销员提成？
废品收购个体户：对。
家电促销员提供信息，废品收购人员按每台支付约定的提成，少则四五十，多则上百元，除此之外，为了获得稳定的信息来源，这些废品收购人员每年还要向自己“管片儿”的门店缴纳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管理费，这样他们才能有资格从促销员那儿获得信息。
废品收购个体户：他信息量是最重要的，我有信息我才能收到货，没信息就没货。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废品收购者和促销员之间有交易，很多正规的拆解企业要想从家电经销商那里获取回收信息，也必须支付价钱更为高昂的所谓的“入场费”。
香蕉皮电子废弃物在线回收网站副总经理肖贤飞：如果我们不交钱他不会提供信息。
那么，拆解企业能从家电销售企业拿到信息吗？
按照约定，华新绿源公司是苏宁电器在北京60多家门店唯一合作企业，也就是说在双方合作期间，苏宁电器不可以把信息提供给其他的企业或个人。为了验证苏宁电器是否能把回收信息提供给正规的拆解企业，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分别前往了苏宁在北京的三家门店。
记者：你们负责回收吗？
家电销售员：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马上安排人去你那回收。价格等他们去了再定。
记者：还有电脑
家电销售员：电脑我另外给你找人。
当听说记者有旧家电要淘汰时，销售员马上表示会有专人上门服务。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和地址，最终等来的结果是三家门店的信息都没有反馈给华新绿源公司，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个体收购者。
正规企业从小商贩手里回收一台废家电，收购价至少要包含三个部分，消费者淘汰家电的折价，促销员的信息提成，废品收购者的利润。回收费用叠加，国家给到企业的补贴就全都让了出去。这个流行在家电卖场中的潜规则正在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参与到电子垃圾回收的利益链中，让原本鼓励和扶持拆解企业的财政补贴变相地落入到个人的口袋。
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循环经济促进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回收系统要流向负有特许经营权的这样的企业来再加工。可是现在，他把信息又给了拾荒者，从中获得了好处。所以严格地说，他是违返了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但是法律并没有严格制止这样的行为，就造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为了摆脱对废品收购者和中间商的依赖，不少企业试图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寻找新的生存之道，2014年6月15日正式运行的“香蕉皮”网站，通过消费者在线预约，企业亲自上门回收。
香蕉皮电子废弃物在线回收网站副总经理肖贤飞：看起来好像我们直接到家里了，那收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因为小商贩会层层加价嘛，但是我们的物理成本、宣传的成本，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加起来我们成本也很高。
虽然现在预约的订单较半年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相对于北京市2000多万的人口基数，网站每天在线预约平均10到20单的数量还是太少，目前能提供给企业的货源还不足总量的5%。
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首先是利益上的均衡，如果正规企业回收给我1块钱，小商小贩给我10元钱，拿在这种利益的面前，你的觉悟就显得苍白了，那我肯定卖给10元钱，不卖给你1块钱的；那么如果都是1块钱，那么这个觉悟就起到决定性作用了，实际上就是把正规的企业，他的收集系统的成本降到最低，那么就是从顶层设计上，政府对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链全系统的设计要符合市场规律，符合利益驱动。
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明：我们车辆买了有一年了，这一年下来没有办到一个相应的进五环的证，就是通行证。这个通行证不是随便给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企业到现在也没有拿到，我们现在是在六环外，那我要进北京的东城、西城或者海淀，相当于进到四环内，在实际回收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很具体的困难，例如被罚款、被记分等等。
王建明说，虽然都是垃圾处理，但是电子垃圾拆解企业却不能像环卫集团那样拥有相应的路权，在电子垃圾拆解的产业链中还有太多的环节需要打通。
原文题目：揭秘电子垃圾回收灰色利益链 家电门店收“返点”
文章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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