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居住在老房子的阁楼上，深夜，常常打开唯一的小窗，俯视月光下的屋顶，好像置身于积霜大地。凑巧顺风，就能听到远处火车奔驰。……
如此寂静，又遇明月，即使身处炎热的夏天，也会禁不住想到梅花。梅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去赏梅。但我只记住独自去的那一次，沿着太湖，骑着自行车，仿佛一枚唱针，总落不到唱片上去。女孩脸上的笑，是涟漪，而湖面上的涟漪，如一碗冷了的面条。梅花几乎没看到，人比梅花闹。梅花深处有座著名的寺院，也是苏州名胜之一。寺院里也不寂静，因为著名。但不管香火多么旺盛的寺院，既然是寺院，总有其寂静韵律。更接近落寞的色相。眼光循着那种韵律弥散开去，就遭遇杏黄宫墙，这个“宫”——“迷宫”之“宫”。杏黄的墙面让我沉入无望潭水，感到冷是因为至深。
傍晚，我去太湖游泳，游到新月上来，趴在浅水里，抬高头，让潮水一点一点往岸上送。
渐行渐融，说的是我们沿着山路而行，春雪山上融。山的颜色多了。
碧螺春，产在苏州，苏州话读来柔波荡漾。这是很例外的。苏州话局促，说来会像羊肠小道渐行渐狭，支离破碎，不成片段。苏州话的美妙之处或许就在不成片段。
阴差阳错，“东方露出鱼肚白”时候，我已在紫金庵门口。紫金庵早不见和尚（太湖边的庵堂，常住和尚，尼姑几乎绝迹，因为昔日太湖强盗极为猖狂，尼姑无奈之下弃庵而走，于是和尚就住进去了），那几年我去庵里玩，它大概由生产队托管——苏州最有生意头脑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大都产自湖边，也就是乡下，然后往城里扩散。苏州话原先分为两大类：城里话和乡下话。但近年说城里话，要话中有话，即若有若无地带些乡下口音，像前几年普通话要若有若无地带些广东口音。财富决定一切，但财富也累人，起码在苏州如此，苏州文化财富太多，以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拓宽干将路，一路小桥流水名人故居，留谁去谁颇有争议，决策者只得眼睛一闭，拿支毛笔，饱蘸浓墨，规划图上画条黑杠，凡被画上的，统统拆掉，算它倒霉，不必多说——还是说说那几年我去庵里玩，生产队在罗汉眼皮底下开家茶馆，每年碧螺春上市，生意尤其兴隆。那时经济还正计划，即使手头有钱，市面上也很难买到碧螺春，于是好这一口鲜者，都来这里喝新茶（它是碧螺春传统产地之一）。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包产到户，生产队穷得很，队长决定以集体名义开办茶馆，富村富民，村里流动资金只有七八元钱。他们带了七八元钱去苏州，跑了十几家商店——货比货，看谁便宜，终于大浪淘沙，淘到处理货，一元零六分的竹壳热水瓶，他们买了四只，花去四元两毛四分钱。玻璃杯不便宜，瓷盖杯更贵，会计灵机一动，说我们在家喝水，不都用饭碗喝的么！买四十只饭碗转去开茶馆，城里人来一吃，觉得有特色。真被会计说中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初因为没钱买不起玻璃杯和瓷盖杯，用饭碗将就，竟然在后来引发泡碧螺春到底是用饭碗来泡还是用茶杯来泡的争论，以至分出两大流派——“饭碗派”和“茶杯派”，而“茶杯派”里又分出“玻璃杯派”和“瓷盖杯派”这两个支派，近来又有“茶壶派”，三足鼎立，追鱼太湖——太湖里没鹿，只有鱼或者螃蟹，所以逐鹿的事只能继续让给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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