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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词与叶嘉莹的方法 (评论: 毛泽东诗词选)
大二写的,背宋元文学史的间隙翻出来重新看了看,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居然废话了这么长,不过用叶奶奶的细读法没有些字数铺展不开去。
  
  
   毛泽东词作的艺术特点分析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极盛于宋代之后,逐渐落入陈陈相因的窠臼之中而日渐了丧失自身的活力。直到进入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对传统诗词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几近穷途的诗词创作创造了突破发展的新契机。
   近现代人物所创作的诗词,流传至今的几乎都具有鲜明个人特质和时代印记的作品,其中毛泽东的作品在近代诗词之中尤是如此,其个人特色之强烈、传唱影响之深广,都是其余诸家所无法比肩的。然而毛泽东诗词虽然早已广受关注,批评鉴赏之人甚众,然而多数却为意识形态所影响桎梏而难以作出客观的分析品评,令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往往成为他个人丰功伟业的附庸,其自身的艺术成就却在无形中被批评者所忽略,对其某些作品的分析也缺乏科学。
   本文试图选取毛泽东的词作进行分析,主要着眼于词作文本,关注毛泽东词作的个人特色如何在“词”这一文学体裁中发挥演绎、自成一家。
  
  
  “词”的特美之处与毛泽东词作概貌
  
    “词”在产生之初是配合乐曲演唱而填写的歌辞,在流传发展中逐渐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词本身的艺术特色,李清照曾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词有别于诗歌的特殊美感,一在于句式的错落参差,造成曲折委婉、富于节奏美感的效果;二则在于它的内容没有诗“言志”、“载道”、宣扬伦理政教的传统限制,而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因此往往在曲折隐幽之中传达出作者绵密细腻的真情实感,更容易触动读者的情感共鸣、引发具有托喻意味的言外之思。这种艺术效果是为“词”这一文学体裁本身特点所特有的。
    而就词作者毛泽东而言,他生长在时代的新旧交替时期,有在私塾中打下的旧学基础,更有深受时代精神影响的开拓性格,这都是他词作别树一帜、独领风骚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词作的评判准则,第一应当是符合词的格律与艺术品格,否则便难以按词的标准予以品评,第二是要在格律的限制中游走自如,并突破古人章句典故的俗套,以自身鲜明的精神品质和艺术特色铸就词句的骨格。
    毛泽东的词作当中,多有雄奇豪迈之声,而无淫靡柔媚之态,那么,他的作品如何与词“曲折隐幽”的特质相符呢?
    以下将就毛泽东词作中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等篇目作具体分析。
  
  
  一、忆秦娥·娄山关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词句悲壮沉郁,凝练完美,是作者颇为得意的名作,若以之作为毛泽东艺术成就最高词作之一,亦不为过誉。
    这首词写于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带领指挥中央红军转战川黔,经娄山关欲与红四方面军回合。然而红军渡江转移失败,于是折返击败驻守娄山关的王家烈重兵,重返遵义。词所写的内容正是红军转战娄山关始末。作者对创作这首词有过这样的自述:“万里长征,千回百转,胜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正是这样一种克敌制胜的豪情与前路迷茫艰险的沉重相交织,方才奠定了词句的深阔丰沛的气象与格调。
    以声律来看,《忆秦娥》属双调,四十六字,前后段各五句,三仄韵,一叠韵。而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的韵脚是“烈”“月”“月”“咽”“铁”“越”“越”“血”,当中多用短促的入声韵,与岳飞《满江红》的韵脚相仿,在声韵上造成急促、破碎、激荡、冲击的效果。而两处叠韵的部分,不但有类似“和声”的连锁作用,使声韵和谐动听,更有在紧要关节处起强调着重的效果。因此,此词在声律上予人的感受不仅壮怀激烈,而且联吟递唱、顿挫曲折,造成一种慷慨奋发、余响回环的艺术美感。
    此词上阙描写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情形。首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仅用十字便紧缩凝练地描述娄山关早春二月的环境:“西风”凄紧,“长空”澹澹,云外雁声嘹唳,霜华满地,残月悬天。这句词不但在信息的安排上十分紧凑,令战地景象迅速铺展于读者眼前、造成迅疾、紧张的效果,在意象的选择上更加典型精炼,如“西风”“雁叫”,令人联想到蒋捷《虞美人·听雨》中“断雁叫西风”的句子,苍凉凛冽之感仿佛呼啸而至,更兼以“霜晨”“月”的画面,色调暗淡,隐而不明,二者叠加,再现了一片声色俱厉、春寒料峭的景象,这景象既是早春娄山关的真实画面,也是当时战场氛围的投射与具象化。
    次句“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作者承接首句,在第二句句首的“霜晨月”除去有词牌上的成规、声律上的重叠作用之外,又再有强调、点染的效果。与句中“马蹄”“喇叭”的行军声相照应,此处的“霜晨月”不单纯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是为行军之事烘托设色——镜头的焦点从高远苍茫的天空转移到近处紧张的行军与战斗,写行军,却不见“兵”“军”“行伍”“刀枪”之字样,过渡自然,不露痕迹,读者仿佛从这三字中看到红军士兵戴月履霜行军战斗的场面,战场上肃杀凄厉的气氛就被烘托出来。而“马蹄声碎”以形写声,显出马蹄声的急促杂乱,接连可数;“喇叭声咽”似人悲泣,显得深沉梗塞,若断若续。而在行军之中,马蹄与喇叭的声响竟清晰可闻,一则产生“月出惊山鸟”的以动写静、突显出寂静压抑的效果,二则反映行军之人的警惕、沉着。这两句描写声音的句子,恰与词的入声韵脚暗合,都予人以破碎凌乱、急促悲壮的感觉,又与战场上紧张激烈的气氛与战士坚毅沉着的意志吻合一致。
    可以看出,《忆秦娥·娄山关》的上阙用字非常紧缩凝练,虽未对战争场面进行直接描写,却包含了无穷的可能,给读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填空、想象余地。而句式上,“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的错落有致与“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整齐对称相并列,又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变化美感,这一结构特点亦在下阙有所体现。
    在词的下阙,作者跳过抢关夺隘的恶战,直接书写克敌后军队跨越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写得慷慨豪迈,雄壮昂扬。首句以“漫道”为传神之笔。该句的语序本应为“漫道雄关真如铁”,为适应格律平仄而调整为“雄关漫道”,这种语序颠倒变化却造成了意外的曲折效果——以“雄关”起,点出娄山关的险要雄奇、易守难攻,然而转接一个“漫道”,有徒然、枉自之意。关隘之险,与战士之乐观自信形成一种似乎矛盾的对比,作者借此出人意料地指出“雄关”的险要并不能扼制红军的行进,而且“真如铁”的,不论是险峻的娄山关抑或是恃险阻挡的敌军,在英勇的战士们面前都不过徒劳无功。这一句词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多重的含义:一是娄山关险固如铁,二是“如铁”之誉并非虚言,三是即便有险关强敌,亦不能阻挡红军队伍的奋勇前进。如此对比衬托之下,则战士们英勇顽强、攻无不克的形象愈发突显闪耀。紧接着,作者以一个“而今”承接,不但写出战士们跨越空间上的崇山峻岭,更隐含了在时间上抚今追昔的意味——如此悬崖绝壁、重兵盘踞的险境,战士们已是再次亲历、并再次胜利克敌了。于是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坚毅顽强、乐观豪迈的形象又被推进一层。有了这层层渲染推进,紧接“迈步从头越”五字,便轻松营造出战士在胜利后的兴奋昂扬,以及对难关、对敌人的藐视。其中“从头”二字语带双关,大有岳飞《满江红》词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意味,作者借用古人词中的意境,抒发当代革命同志整顿江山的宏愿,兴会淋漓,感人发奋。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句,当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可谓令全词生辉的点睛之笔,以作者的话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成功的这两句话。”一首成功的词,尤其是堪当千古横绝的佳作,必然能透过精妙的字面引起读者丰富的言外之联想,对读者产生普遍而永恒的感发作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最末这一句尤有这样的特效。此句中“从头越”三字,比之前句的写实更具有抽象的意味。在跨越雄关险隘之后,再次“从头越”,置于作者面前的就绝不仅是某一次具体的恶战,而是整个辽远广阔的革命前景,以及无限险恶而又必须执著始终的命运。词句至此似乎已经难以收束,而作者却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将词的境界大大开拓——群山苍翠淼茫,残阳殷红似血,此处的意象阔大劲健,“苍山”将娄山关及周边群山融作远去的背景,“如海”者苍茫浩渺,辽阔壮大;“残阳”回应词首句中的“霜晨”,一日未竟而战事已毕,显示出将士们旋战旋克的奇伟气概,造成全词结构的完整回环;而“如血”一词与战事双关,流露出战胜的喜悦背后残酷牺牲的隐痛,使得词作的感情在慷慨之外更多了一种沉郁悲壮。整体来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所抒写的情感较之其他句子,似乎较为含混曲折,由之前战胜的喜悦豪情转化为一种苍茫的、寥廓的模糊感受,然而这种感受又是强烈鲜明的,令人仿佛置身直面生死的重大关头,在与命运的角力较量中生出凝重又豪迈的底气,其力度几可媲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成为王国维所说的“千古壮观”。盖因这二句词所写虽是实事,其意境与气度却已经突破出娄山关之战的英勇激烈,而上升到更为普遍的、人类直面命运时表现出的精神气概,显示出极为壮阔伟大的胸襟与意志。
    《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句式顿挫变化,融眼前实景、传统意象、内心悲慨为一体,写实而不为实所拘束,写慷慨豪迈而又见冷峻苍凉,词义多重闪烁,隐幽蕴藉之间使意境愈显高远绵长,而作者本人的卓越胆识和对生命本质的敏锐直觉,更令词作增添了普遍而永恒的艺术感发效果,在豪放词当中亦不让古人,堪称独步。
  
  二、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附:《菩萨蛮·惊梦》 李淑一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写于1957年5月11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非常独特的一首词——它既带有毛泽东鲜明的个人特色,又在毛泽东所有词作中显得出挑俊逸、别具品格。检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其题材以个人壮志、革命战争与国家建设占了绝大多数,所表达的情感也多为纯粹极致的乐观昂扬,激荡着雄健豪迈的气度。独推《蝶恋花·答李淑一》一首,虽绝不乏积极热烈之姿态,而终于透露出作者内心深藏的哀痛之思,配合“词”这一便于传情达意的文学体裁,其情深婉沉挚,令人动容,而作品本身也婉丽多姿,不失为毛泽东诸词里的上乘佳作。
    额外提一点词作以外的背景:这首词广为流传的经过始末,乃是因为毛泽东受李淑一来信附词的感发答赠,而该词为在李淑一执教的长沙市第十中学实习的湖南师院中文系学生所读,于是写信请求毛主席同意将该词发表于湖南师院的院刊上。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后,《湖南师院》院刊首先发表了这首词,而后再由《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相继刊出。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首先在地方刊物上发表的。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蝶恋花》与首发于《诗刊》《人民日报》等刊物的诗词不同,它首先属于私人赠答的性质,于是个人情感的流露就更为鲜明突出,而作为意识形态宣扬的成分则较少,这也与词本身的气质特点更为贴近。
    首先看李淑一的《菩萨蛮·惊梦》,原词用以悼念丈夫柳直荀,用笔哀婉悲戚,毛泽东这首《蝶恋花》是与李淑一的赠答唱和之作,既要与李词相关联,又必须翻出新意,殊为不易。而作者起首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点明词作的酬答性质。两“失”字迭用,写杨开慧、柳直荀二人中道夭亡,与“君”与“我”顿成殊途,令人惊痛,而将“君”和“我”并称,更有一层潜在的含义:杨开慧是李淑一的好友,柳直荀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开慧之死,于“我”是痛“失”爱人,于“君”也是痛“失”旧友;直荀之夭,于“君”是痛“失”爱侣,于“我”也是痛“失”袍泽。两者互文,一气贯之,是对李词中哀痛之情的戚戚感同,又包含多少难为外人道的辛酸悲苦之泪,感人至深。而以“骄”冠“杨”(实际也是写“柳”),是为“骄子”“骄傲”之义,则二位先烈的形象顿显崇高伟岸、意气遄飞。当时章士钊曾问作者“骄杨”二字何解,作者回复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一问答,尤其突显杨开慧坚贞慷慨、潇洒纯洁的品质,参照词句,见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之语情意深至,断非虚言。
    第二句“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回应李淑一词中“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以洁白轻盈的杨花柳絮双关两位烈士之高洁魂魄。此句由写实转入想象,“直上重霄九”, 轻飏飞逸的杨花随风入云,是对杨、柳二烈士忠魂飞升九天的大胆想象。烈士有“灵魂”永存,亦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以此回应李词中的悲恸和惘然,可算贴切得体。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句词实现了一次视角转换,由作者本人转移到想象中飞升入仙境的二位烈士,既自述哀思,又进一步以对亡者的设想寄托生者的情感,两相比照下,则双方情感之执着沉挚得到彰显。这两句词写得流利自然,承转通顺,颇有乐府民歌的风格,其中采用了《酉阳杂俎》中吴刚伐桂的典故,然而作者颠覆了吴刚遭受累年惩罚、辛苦磨难的形象,令他手捧月中的仙露琼浆,殷勤款待二位烈士。“桂花酒”的意象,令人联想到在楚辞中反复出现借香花美酒喻高洁品性的叙写,如屈原《九歌》“奠桂酒兮椒浆”的句子,这一层含义应为由词句引发的具有寄托、比喻意味的感发联想,恰与词意妙合。作者这一处设想,以杨、柳二先烈在神秘美丽的仙境欢愉快乐的情形,来告慰丧失亲人的自身与李淑一,融怀念哀悼之情于瑰丽热烈的神话境界之中,令生死永隔的感情痛苦不至过露,又多一分含而蓄之的意味。下阙沿用了以烈士的视角写作者情思的手法,写烈士忠魂在月宫备受款待,却不忘人间革命理想的实现,并为之感动落泪的情形。这种大胆奇丽的想象,亦为古今所罕见。
    下阙开首“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延拓了上句富于神话色彩的意境,写不但吴刚以酒待客,更有寂寞索居于月宫的仙子嫦娥,竟也受烈士的精魂所感动振奋,舒展起美丽的袖子,在万里长空中为忠魂翩翩舞蹈。“寂寞嫦娥”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诸如“姮娥孤栖谁与邻”“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等句,都为之定下了凄清冷落、孤独苦闷的感情基调,而此时作者笔下的嫦娥仙子却在“万里长空”翩跹起舞,“且”字带聊且、即兴的意味,增强了嫦娥受忠魂感发而振奋的意味。两相对比,顿时词句开阔广大,意境转高。
    反观李淑一词中深重的悲恸,毛泽东独辟蹊径,在词中大写极乐之情形,同是哀情,作者的写法为前人所未有,而解读者往往以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概括之,然则“乐观”虽不假,但如此解释未免令“伟人”有不近人情之嫌。读《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与其说作者的乐观情绪胜过了悲哀,不如说因为作者在其革命生涯中九死一生、备尝艰险而大功始成的际遇,令他形成了足可达观生死的容量和气概。当毛泽东在1957年国家建成、百废俱兴的时期,再度回忆27年前牺牲就义的妻子杨开慧,当中的感慨,自然有永失知己爱侣的痛苦 ;但这种感情经历数十年时光与际遇的磨砺,更在痛苦之外多出一份对生命兴衰的通达了悟;再与当时建国事业蓬勃兴盛的历史环境相照应,作者此时回忆杨开慧自然又有一种告慰亡妻、先烈在天灵魂的含义。因此,与写于1933年的《菩萨蛮·惊梦》 相比,毛泽东与李淑一词作中的悲悼之情显然是有区别的,比之李词,《蝶恋花》里的感情更加丰沛蕴藏,且流露得深隐委婉,耐人咀嚼。
    回到词句,作者在营造了瑰丽浪漫的神话意境之后,笔锋一转,写到“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以“忽”转折,写忠魂听闻革命胜利的消息,夙愿得偿,自应欢欣,然而“报”“人间”等字眼又带有生死殊途的隐意,令“伏虎”的喜悦背后傅着上一层无法沟通同庆的隐痛。于是紧接末句“泪飞顿作倾盆雨”,“泪飞”言天境上的先烈们(又可联想为兼有吴刚、嫦娥等仙人)感动堕泪,竟与人境交通感应,化作倾盆大雨从天而落,这种想象不仅奇特绚丽,而且和全词的形象和意境浑然一体,与首句书写的人间情境圆合,堪称神来之笔。作者设想先烈之感动落泪,又带有言说己之革命功成、以相告慰的含义,令先烈忠诚、欣慰之情与自己执着、悼念之心汇合交融,词句感情层次丰富、充沛饱满,由此至于极致。
    《蝶恋花·答李淑一》感情细腻丰沛,不落窠臼,融人间至痛之哀情于超旷崇高的热情之中,交织痛失、缅怀、欢欣、慰藉于一体,集浪漫夸张、沉挚直朴、宏伟壮阔、缠绵深婉于一身,无论是在毛泽东个人的词作之中,抑或置之于历代悼亡名作之列,都能显示出光彩卓然、独步不群的姿态。
  
  三、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沁园春·雪》曾被郭沫若指为“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自其问世以来,享誉众多,注家蜂起,然而评注者所关注称赏的多是作者“前无古人”的“革命豪情”,而少对词作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因而前人对此词文学成就的定论,或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首句以“北国风光”领起,写秦晋高原“冰封”“雪飘”之景,以“千里”“万里”极言北国隆冬的浩瀚雪景。用巨大夸张的数词,或者趋于极致的副词描写宏大景象与豪迈情绪,是毛泽东惯用的写法,在作者其余诗词作品当中屡见不鲜,例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万木霜天红烂漫”“携来百侣曾游”“雾满龙江千嶂暗”“敌军围困千万重”“寥廓江天万里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十万工农下吉安”等等不胜枚举,是毛泽东诗词用字的一大特色。然后,作者以“望”字总领“唯余”“顿失”的奇景,“山舞”“原驰”二句,化静为动,有奔腾驰逐之貌,“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非但写景,且暗藏锋锐——言“天”为“公”此种将天人格化的手法,是中国古来常用的。作者借此寄寓人事,似有传达共当时“正统”权威争雄之意,而此词发表后震动当时国府,引发无数唱和之文章,然而此类和词无论顺应其意抑或与之相悖,都明显带有鲜明浓烈的政治意味,下面摘录一二:
  
  《沁园春》 柳亚子(首刊于重庆《新民报晚刊》,后为《新华日报》《大公报》转载)
  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滞酒,余怀惘惘;黄河浊流,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土,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沁园春》崔敬伯(时国民党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刊于上海《时事新报》)
  一夕风横,八年浴血,万里萍飘。看旌旗到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贵,早与天公共比高。抬望眼,盼山河收复,忍见娇娆。
  名城依旧多娇,引无数雄儿尽折腰。惜万里鹑衣,无情点缀;泥犁沟壑,不解风骚。千载良时,稍纵即逝,岂是颓梁不可雕!天醉也,看今朝如此,还看明朝!
  
  《次毛润之〈沁园春〉词韵》(“东鲁词人”即《中央日报》主笔王新命,刊于国民党《中央日报》)
  抗战军兴,受命立功,拥蠹东飘,当徘徊歧道,中夜惘惘;悚心怵目,举世狂潮。寇患方深,阋墙难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却戈倒,看杀人掠地,自炫天骄。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亦折腰。想翼王投笔,本矜才藻;押司题壁,夙擅风骚。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崖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
  
    这些和词中,有对毛泽东词表示赞赏附和的(如柳亚子词),有受其感发,而生出对抗战之后山河虽依旧壮丽,但时局动荡、民生疲敝的忧虑,感情较为中立(如崔敬伯词),有在当局授意下,讽刺、诋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词作(如王新命词),无论境界高下,其政治讽喻意味都是十分明显的。与作者原词互相参看,更可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这首《沁园春》的主旨所在。
    然后,作者接以“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以美人喻江山,领起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由景物转入人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一句,历数古代名君,用以衬托今朝的“风流人物”。这段排比虽常被称赏为“气势如大江东流,滔滔而下,不可遏止”云云,然而窃以为其气势虽然豪壮无双,但毕竟失之单薄,对历朝君王的批评不过是三番五次指出其文藻风雅上的缺失,而“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更有修辞上的合掌之嫌。其实,若论辞章文采或是泛指的治世才略,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并非一无是处,更何况遣章造句绝不是君王的“正业”。作者此处的批评似乎难以圆说。
  末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曾多有非议。对其的称扬之语众多,无需赘述;而批评之言,则直指毛有“帝王思想” 。而作者本人,则自称“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结合全词,窃以为作者的解释十分勉强:论风骚文采,“无产阶级”是否就可以与“唐宗宋祖”等人“试比高”呢?似乎难以解释得通。
  “还看今朝”句,颇得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气概,读之令人鼓舞振奋,然而此种草莽豪情的流露,并非一位现代政治家所应有,因而《沁园春·雪》为《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所批评,王在其署名连载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补识”处写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懋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类似这种批评意见,不失为当时知识分子一种诚恳的声音。
    《沁园春·雪》的下阕部分,在修辞方面并无特长,仅以气势取胜。虽豪气干云,但失之太过,与上阕参照,也徒有壮阔之貌而无可回环曲折之余味,不免流于豪放词“叫嚣浅率”之弊。虽然作者个人之丰功伟绩为之增色不少,但字句毕竟缺乏“词”韵,只宜看做作者英雄气概与锋芒之体现。
  
  
  小结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之前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的词作如何与词的艺术特点相契合呢?其实观照苏、辛等人的豪放词,可知“词”深隐幽微的性质不必全在婉约妩媚之中。毛泽东词中情、境的底质,一是出于他革命经历中重重艰难险阻的压力与他必胜必成、奋发激进的冲力,两种力量的冲击消长形成毛泽东词曲折多变的姿态,也造成了感情表达上的丰富浑厚、磅礴大气;二是他表达上常以口语入词、善于翻新旧典、不死守格律限制而造成一种新鲜活泼、引人思索联想的效果。
  至此,我们或可对毛泽东词作的艺术特点作出一点归纳:
  毛泽东的词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他的作品,几乎都属于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其写景、叙事,都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这种特点,似乎与作者豪迈激进的性格特点和崇尚主观意志力量的思维模式有关,作者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历程叠加以显著的浪漫情怀,使得他的作品往往感情丰沛、盘旋激荡,往往形成既豪迈又沉郁、既恢弘又苍凉的蕴藉效果,与擅于抒情、曲折多姿的“词”十分相宜。然而,作者在创作中,又常有过于直白的感情流露,令词句虽豪情万丈而终乏回味,缺乏“词”的蕴藉特点,流于粗率叫嚣,缺少可咀嚼的回味。抑或事、情所指过“实”,只可成为某一具体事件的写照,缺少对本质核心的进一步探索,因而在时过境迁之后,难以获得永恒、普遍的情感共鸣。则这一类作品,难以照词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批评,仅适于作为作者个性流露的参看。
    在表达方面,作者填词不苛求雅丽,不避新词、口语,又喜将旧典翻出新意,找到时事与历史典故的相契之处。这种“出人意料”又中情合理的写法,使他的作品全无酸腐气息,常能脱离古人桎梏而自创新境,予读者一种新鲜活泼的艺术感受。然而在某些作品中,他破旧立新的强大惯性又不免矫枉过正,在某些作品的遣词造句上缺乏锤炼,甚至使得一些标语式、口号式的句子也常充斥词中,破坏了“词”这一文学体裁典雅优美的传统品格。
    作者填词时多能与格律相合,然而又不为其所拘束,少有“以辞害意”之弊(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柳”“九”“有”“酒”“袖”与“舞”“虎”“雨”不同韵,而词牌本要求一韵到底。作者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在句式上变化多端,骈散结合,符合“词”长短错落、参差曲折的结构特点。
    
  不过,毛泽东终究不是以吟诗填词为业的文人墨客,我们在评论他的作品时确乎无法摆脱他个人的影响而纯然关注文本,否则将大大损伤其作品的艺术效果,也会令我们在解读中产生很大的偏颇和失误。本文试图做到的,是以文本解读为主,辅以作者生平和创作背景来解释某些词句,将伟人、领袖的作品也纳入可供平心批评讨论的范畴中去。
  
  
  参考:《迦陵论词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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