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窃案尘埃刚一落定，跟着就又有人生出一新的幺蛾子。结果直到今天，还有人跟那儿不断追问，《蒙娜丽莎》失踪期间，是否曾被复制。也就是说，如今挂在卢浮宫的那张画，到底是不是真迹？如果不是，卢浮宫又是怎么样欺瞒公众的？阴谋论根植于人性的某一扇区，任何政治文化气候下都不乏市场，这里不再多扯。下面要说的是，这幅画确有不止一件摹本传世，马德里的普拉多、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这些大博物馆，也都有收藏。
另外还有一张“艾尔沃斯蒙娜丽莎”，近年也被炒得沸反盈天，就是今年春天，上海新天地展出过的那幅。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当时有个家住伦敦艾尔沃斯的收藏家，意外发现一幅人物。那是在一个老贵族的宅子里，他家先辈年轻时，像很多权贵子弟一样南下壮游，行程自然包括意大利。画中模特摆出一个类似蒙娜丽莎的姿势。据说此画后来曾由纽约新闻大亨普利策所有。他写了一本书，论述这幅画何以出自达芬奇之手，然后在自己旗下的书局出版，辩称那是画家更早的一幅作品，画的是同一个人。反复表现同一个题材，这在艺术家当中并不罕见。单就雷奥纳多来说，《岩间圣母》便有两幅传世；一幅在卢浮宫，另一幅在伦敦的国立美术馆。前者据信全部由画家本人完成，后者则有助手的贡献。
这幅所谓“更年轻的蒙娜丽莎”，后来在瑞士一家银行冷藏多年，前年重新浮出水面，旧话于是重提。先在新加坡，然后是澳大利亚、韩国、中国，一路巡展。做为门外汉，本猴奇怪的是，一个艺术史上的重要发现，为什么伦敦、纽约、巴黎的博物馆一律渗着？这也太过谦辞礼让了吧。审美趣味这事咱不敢瞎说——小心文化盖世太保们的耽耽鼠视，把你的头发眉毛全给燎着了——可就凭一点儿基本的直觉，一看画中那张普通漂亮的网红脸，也该知道这件东西实在不怎么Cinquecento（意为500，指意大利的十六世纪）。万一此画鉴定为真迹，至少可以推翻近年的另外一个新理论：雷奥纳多·达·芬奇的母亲是中国人，一个被贩运到意大利的女奴。一个五十好几岁的画家，不可能去画看上去二十来岁的母亲，否则这就不光是艺术史问题，还有量子物理。
专家判断一件艺术品的真伪，特别是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老物件，总要根据一些线索，比如使用的材料、工具是否全都正确，有无人工做旧的痕迹，等等。还要检索历代的收藏和转让记录，也就是要流传有序。此外还有画面的修复，以及旧损画框的更换，都要符合档案记录。大家参观博物馆时，一定有注意到很多绘画作品的表面，密布着瓷釉开片似的裂纹。不管蛋彩还是油彩，颜料都会经过干燥和老化的过程，造成画面上的细密的开裂，形成一件作品的“指纹”，加上裂隙中积塞的历史尘垢，很难复制作假。《蒙娜丽莎》画面上纹理，属于典型的“意大利式”，几乎每一条纵线，都像手相中的太阳线那样，一路通天达地，鉴定时可以参照摄影档案，比照辨认。
我们常说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复古；中世纪被压抑的古典文化，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欧洲死灰复燃。原本属于异教偶像的希腊罗马艺术，突然在上流社会升温。流风所及，假货自然大量出现，填补供应缺口。一些绝代巨匠也参与其间。米开朗基罗就干这个起家。二十出头的时候，他用云石雕出一件小爱神睡像，然后埋入地下做旧。被他忽悠的买家权势熏天，不但自己是红衣主教，还有个做教皇的叔叔西斯图斯四世，教廷的西斯廷礼拜堂就因他得名。这个赝品没能保留至今，类似题材的雕像倒不罕见，可以在罗马的卡比托里尼博物馆，或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苦主发现上当时，正好赶上米老师完成《圣母哀子》，一夜成名。那是一件旷世杰作，至今供放在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进门后往右看）。
甲乙双方终于皆大欢喜。那毕竟是一个厚古薄今的时代，效拟希腊罗马大师法意，而能做到神形皆似，这本身就是才能的有效证明。然而这个故事中，那个鬼斧神工的造假圣手米开朗基罗，实在过目难忘，甚至演化为某种成见。近年又出现过一个新的说法，认定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古典雕像《拉奥孔》——那座被两条海蛇绞杀的古代祭司雕像——并非泛希腊化时代的作品，而是米氏的另一件伪作。此说太过耸人听闻，目前并未流行开来。
最常见的伪作，不是某件具体名作的拟真复制，比如《蒙娜丽莎》，而是追摹某种既有的风格。一件不为人知的卡拉瓦乔，或是维米尔突然现世，肯定会是一个大新闻。假如你的手腕高超，最终骗过了鉴定专家，心中那份嘚瑟，足够你回味终生。尤其是你自负才艺，却发现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小人”，比取经路上的妖怪还多。你渴望报复，而画笔是你唯一的武器；你可以涮死那帮精英，而且还有金钱回报。
上世纪荷兰有个画家名叫翰·凡·米格伦。此人曾经伪托约翰内斯·维米尔之名，画过一幅宗教画《以马许斯晚餐》。根据《福音书》的记述，耶稣受难之后，以不为人知的面目，和两个门徒陌路相逢，直到在以马许斯的晚餐上分面包时，才被认出。他们于是赶回耶路撒冷，见证基督复活。这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的常见题材，委罗内塞、卡拉瓦乔等人，都有这方面的名作。凡·米格伦潜心研究过“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技法和颜料配制。他不是在临摹，而是借用昔日大师的风格，完成了一次创作。维米尔传世作品不多，没有争议的仅35幅而已。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了新发现，肯定轰动全欧洲。
凡·米格伦很清楚，维米尔的绝技无法模仿。所以他选择了大师极少涉猎的宗教题材，假装这是一件成熟期前的早期作品。《珍珠耳环女》那样技术水准的东西，他不敢碰。他的绘画训练，来自著名的代尔夫特理工学院，但他学的是建筑（他为当地设计的划艇俱乐部至今还在）。学院所在古城，正是当年维米尔生活的地方，也算实地踩过盘子。后来他移居海牙，在那里举办过一次画展，大部分是17世纪风格的人物画，其中一幅的主题，正是基督在以马许斯，算是他此后作为的一次预演。当时艺术圈的中心正被毕加索式的立体派占领。评论家认为说凡·米格伦只是一个匠人，毫无原创力；反之他也憎恨现代艺术的肤浅、丑陋和趋时。
在海牙，他加入过一个专事艺术品造假，蒙骗美国土豪的地下团伙。正是那些人的销货渠道，让他得以施展手艺，赚得第一桶金。现在，他已攒够了实施报复的资本，并锁定了第一个目标。那个人叫布雷迪乌斯，一个鉴定维米尔的艺术界权威。依照凡·米格伦原来的打算，一旦伪作受到承认，便立刻公布真相，以此来羞辱那个曾经羞辱过他的圈子。布雷迪乌斯果然中招，认定《以马许斯》是真迹，而且赞叹该画良好的保存状态“就像刚从工作室拿出来一样”。这句话显示出鉴赏家的眼力，就像北京的行家评论假古瓷爱说的话：摸着烫手。假画很快以天价卖出，迎来无数的欢呼。围绕这幅假维米尔，鹿特丹的博伊曼斯·凡·布依宁根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展开竞拍，最后前者胜出。
米格伦知道自己会成功，可没想到竟会成功到这种地步。他学会了挥霍，酗酒，泡明星。为了高额收入，他只好继续造假捞钱，失去了坦白的勇气。而更糟的是，长期揣摩仿效前人的后果，是他真的丧失了原创的能力。接下来是二战爆发，荷兰被德国人占领。沦陷期间，凡·米格伦制作的另一幅假维米尔，同样表现《圣经》题材的《耶稣与犯奸淫罪的女人》，辗转落入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之手。为此他战后被控通敌。面临死刑，他交代了以往制售赝品的经历。毕竟，伪造不是叛国。然而，他必须当众再画一幅维米尔，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犯下一项较轻的罪行。一夜之间，他成了骗倒纳粹帝国元帅的英雄，法庭仅以伪造罪，判他入狱一年。刑满后的画家晚景凄凉，很快就挂了。
文艺史上不知多少荣耀，来自匿名造假者谦卑的让度。面对无名英雄，每一个据他人成果为己有的剽窃犯，都该感到惭愧。至于凡·米格伦，因为案情走光，引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制作的赝品，从构图到笔触，从使用的颜料到画面的裂纹，全都成了专家们细审的对象；有些研究还上升到如何定义真实的哲学高度。因为名气太大，大到成为被博物馆的藏品，那些假货本身又成了后人仿造的对象。那些造假者当中，就有他的儿子雅克。
对博物馆来说，对赝品绝对免疫，怕是很难。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本就是凡·米格伦“作品”的最大藏家，近年干脆再添一件他死时留下的石膏面模。大约十年前，维也纳新建成一家私营的赝品博物馆（Faalschermuseum），收藏当中也有他的大作。而维也纳的另一家美术馆，也就是著名的阿尔贝蒂娜，为延缓一些名作的自然老化，经常把复制品挂出来展出，其中就有丢勒的偶像级名作《野兔（Feldhaze）》。这幅水彩五百年前完成于巴伐利亚的纽伦堡，却被很多人当成维也纳的非官方吉祥物，重要性直逼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在佛罗伦萨。
人们对于真迹的膜拜，究竟出于迷信，还是尤其审美或是伦理的依据？假如作品遭到无限次复制，文化资本增值的同时，也取缔了“艺术金本位”。我们视野被各色热门货色的衍生品挤占，也就是一些次级再次级的虚像。酷人们举着镜子，让我们看里面一块金子的影子，然后又有了金子的影子的影子，然后他们又说金子的影子比金子更值钱。好在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么神乎其神。下面我们还是继续聊赝品。不同博物馆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做法，也能抖出不少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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