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港版书的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界、读书界呈现出燎原之势，董桥、李欧梵等老牌作家稳步推定，梁文道、马家辉、汤祯兆、潘国灵、欧阳应霁等新锐作家也不断北上，在大陆掀起了香港作家文化热。甚至，出现了如天窗文化这类专门策划港版书内陆版的图书公司，或者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样，借助出版口碑引进港台书籍，打造新型偶像作家的出版狂潮。从2009年起，梁文道借助《常识》等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出版大热内陆，进而爆发了香港作家图书出版的热潮。不仅如此，甚至如梁文道这样的偶像级别香港作家，光一年，便可在大陆出版四本书。除去网友调侃梁文道、马家辉、林夕三人为“卖纸三人团”之外，梁文道和马家辉在上海做宣传活动的时候，也自嘲自己和马家辉是“二人卖纸团”。这些出版神话，大陆作家完全不敢想象。
继香港“卖纸团”之后，台版书的大陆版也不断呈现出“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出版热潮。老牌作家里，有朱天心、琼瑶、余光中、三毛、古龙、席慕容、李敖等早就占领了大陆读书人的书架；痞子蔡、王文华、几米、张大春、舒国治、骆以军、蒋勋等新一代作家也在大陆燃烧起了阅读狂潮。甚至，有内陆出版商曾经如此断言：“内陆人几乎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台湾情结，所以只要是台湾作家的书总是无形中就占着几分易于推广的优势。”
不过，港版书与台版书在大陆热销的同时，台版书却在最近遭遇了港版书不曾遭遇的尴尬。那就是，江弱水连续几篇《撕扇记》的批评文章，以庖丁解牛般的知识点评对蒋勋的几本图书进行了大肆杀伐，让大陆人从追捧台版书的头脑发热中缓慢清醒过来了。蒋勋被文化批评家注意，或许最主要的是最近几年，蒋勋书籍的大陆版出得太过于频繁，甚至赶超梁文道当年的出版势头。
无论是香港“卖纸团”的风行，还是台湾“卖纸团”的狂热，港台“蒋勋们”如过江之鲫般的出版神话，以及大陆读者追捧的偶像神话，在大陆已经抵达了一种病态的膜拜之态。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上，港台的身份能够给出版社以及图书的销售笼罩一层神秘而又高贵的光环，让部分购书者不加思考便收入囊中。
港台“蒋勋们”的简体字版，当然得益于环境背景。这些年，港台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交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便利和频繁。大陆经历过“文革”那段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文化断裂时代，大陆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创伤，很多地带都成为时代的禁忌。因历史原因，港台地区尤其台湾地区的文化对内陆读者来说，基本处于盲区状态。琼瑶的言情小说和财经小说梁凤仪等港台书籍出版之前，大陆读者对“富豪”、“金融”等概念几乎处于空白空间。改革开放之后，某些禁忌慢慢放开，文化交流也不断加深。大陆作家的作品，或许有一定的深度在文字上得到展现，却因为国门被紧闭而导致他们的书写对时代的观察缺乏广度的延伸。这些因素，都给港台作家“入侵”大陆提供了先天性的良机。尤其在历史书籍或者回忆录方面，大陆读者都希望从开明开放的港台书籍中得到不同的解读视角或者提供不曾接触到的新史料。
而 “毛式”的“行伍腔”和“郭式”的“歌颂体”等文化毒素在大陆严重遗留之后，汉语写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污染，铿锵有力地口号式书写中，已经很难有着如舒国治那般优美柔软的文字出现。再加上近几年，“文艺范儿”这个概念重新被挖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自身培养出一股文艺味道，尤其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拥有购买力的中产小资。大陆也在经济建设狂潮之下，开始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给出版社提供了极佳的出版背景。夏烈对此，曾做过分心：“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将近十年，但大陆一直缺乏真正的城市文学，台湾这批中生代作家的创作高峰期，正好赶上了台湾经济起飞、城市化进程进行的时间段，他们的作品很容易被大陆的城市白领读者所接受。”而在这个时候，港台作家特别是在设计、广告、创意、旅行等多个领域跨界的作家，附和了城市白领的轻阅读需要，填补了大陆阅读的市场空白。在“理想国”、“世纪文景”、“天窗文化”等出版机构包装文艺、排版清新的市场推动之下，再加上邀请港台作家的各种宣传活动，毫无疑问地充当了港台作家“入侵”大陆的幕后推手。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港台方面的原因。香港地区持续冷淡的文化氛围和台湾地区不断饱和的文化氛围之下，港台文人也需要另觅市场以打来自己的前进道路。这就刚好配合了大陆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市文学真空所需要的填补品，正好赶上了大陆读者对港台文化、历史和港台文学写作的方式的饥渴需求。而且，港台作为大陆的一部分，有着同根同宗这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和中华文化的继承情怀，相对于遭遇文化断裂的大陆文化来说，读者当然对港台文学所携带的写作、文字甚至历史有着极其容易接受的态度。说到底，这显示了大陆文化的浅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充斥着大陆读者的妄自菲薄。无论如何，大陆文化的自信力显然无法与港台文化通行并排。这些都给港台文化“入侵”大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生态。
再者，据我跟出版社与某些签约作家的联系得知，有些出版社借助自身的出版优势，几乎可以吹捧偶像作家的潜力；还有一些出版社急着上市，借助港台作家的图书热潮，不断引进港台作者的书籍，在大陆媒体文化版的吹捧之下，让大陆读者、港台作家与出版机构之间形成了极具号召力的造神链条。众所周知，大陆的书评时评写作一样，一直充斥着口水泛滥的书写状况。书评人与出版社之间构成了赠书与好评这种变态的书评写作方式，媒体与出版社也形成了合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媒体的书评写作即使遭遇烂书也是大肆吹捧，媒体则扮演了造神喉舌的角色，给港台作家的图书畅销提供了市场舆论。当然，正如“理想国”的当家人刘瑞林所言，“上一波港台文化风潮，来自评论家与出版者的遴选引介与推波助澜；这一波，由于网络发达，信息便捷，实际上是读者在自动自发地选择，出版者只是顺势而上。”而其实，这一波港台文化风潮并未放弃上一波的造势行为，反而借助微博等新型互动工作，给港台图书的出版添加了新型的造势手段。
在大陆书评人的“歌颂体”之下，除去出版社的造势和港台作家来大陆坐台宣传之外，大陆读者自身所缺乏的独立思考也给图书市场销售带来了甄别的盲区，当大陆读者的中产小资情怀遭遇装帧精美、文字优美的图书时，已经构成了港台文化占领大陆读者书架的“良性”互动。比如蒋勋以优美的文字、龚鹏程以无所不通的写作占领大陆图书市场的时候，大陆读者却没有上海作家任晓雯那般的鉴赏力：“对上天入地古往今来中西文化无所不能谈的，一定保持警惕啊。真正干货充足的书，论述必然是集中的，语言必然是严谨的，专业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风。”
写到这里，想起了香港董桥的一段话语：“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而自称“书评病人”的李伟长兄也在微博上说：“台湾有个蒋勋，香港有个梁文道，大陆有余秋雨和于丹，据说都乃博学之士，有出口成章之才，堪称四大天汪。”在此，引用这两段话，作为结语，希望大陆读者在挑选港台作家图书的时候，能够在独立思考之后进行甄别，别被出版社、媒体和书评人“牵着鼻子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