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何兆武口述 文婧撰写 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葛兆光作序《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全书围绕“幸福”和“自由”来谈，在何先生所处的时代，幸福是什么呢？
他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
很多人提到修养，何先生认为的修养更说出了本质性的东西，心底很认同。“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是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何兆武先生的读书有时代的色彩，他深情回忆了自己当年读书的情况。他认为读书不一定要有目的，而且最好没有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对学习文言文有很大的困惑，上课的时候把文言文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尽管讲了很多，但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个很难的问题。何先生告诫说，“你们（年轻人）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非得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们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你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
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西南联大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存在时间虽短，却汇集了当时全中国的文化精英。何先生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渡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学术氛围很自由，尽管物质条件差，在精神上那却是最好的时代。
还有一些有启发的句子：
其实，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
真正的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们应当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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