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上）
各位书友好！昨天我们从封建制的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统一，必然要伴随着思想的统一。
如果我们复习一下第十三章“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可以看到在这一章的末尾，冯友兰先生写到，李斯和秦始皇都不仅致力于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致力于思想上也统一中国。
但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百家争鸣”，思想上的统一是艰难的，秦始皇使用的是“焚书坑儒”的方式来统一思想，这是一个比较偏激的方式，符合法家的特点。正如昨天我们提到的，秦始皇用法家的方法统一了中国成功了，但是用法家的方法治理中国却失败了。
秦朝不到十五年就在民众反抗的力量下崩溃，这给新建立的汉朝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反思：法家治国有严重的缺陷，为了让经历几百年战乱的国家休养生息，汉初采取的是道家的方式，与民休息。
如果我们复习第十四章“韩非子与法家”，冯友兰先生会在这里专门写到法家与道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君王治国的方式上，法家和道家都认同“无为而治”，但区别是：道家认为君王应该先明天、道德、仁义，再进行赏罚，这样做到“无为”；而法家却并不要求君王具备道德仁义，中人之资就可以按照赏罚权术，这样制定好机制后，君王便可“无为”。
我们可以看到，在汉初的七十年里，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汉代基本上是用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方式，经历“文景之治”后，汉朝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国力，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人口富足，国力强盛，君王开始要考虑从“无为”到“有为”，这是一个新的国家转型的十字路口，放弃道家，启用儒家的时代到来了。
武帝用“推恩令”逐渐废除了汉初以来还保留的分封制，真正完成了秦朝设计的“郡县制”，从汉武帝开始，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从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转型到彻底的郡县制；从法家统一成功，到法家治国失败，再到道家休养生息的历史使命完成；从秦朝取代东周，又从汉朝取代秦朝；从战国末期中国社会久经战乱的凋敝，到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强盛，在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不到一百年里，发生了如此多层面多维度的变化，需要一场思想领域的重新建设。
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解释这个世界，论证新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依据”，重新诠释历史和哲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儒家学者代表的董仲舒登上了历史舞台。
诸子百家的余温一直在社会上延续，一直到汉武帝时代仍然对国家发展方向和治理方式争论不休。在秦始皇时代就因为儒家学者对新政权不尚古法制而指责始皇帝，遭到始皇帝“焚书坑儒”。
始皇帝统一思想的方式是极端的，而更加温和的方式，是设置一种官方标准，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和规定官方思想的方向。武帝和董仲舒选择了设立以儒家经典为标准的“五经博士”，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学问标准，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引导大一统国家的思想方向。
（董仲舒像）
冯友兰先生对董仲舒的理论建设总结了五个方面：宇宙论、人性论、伦理学说、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而董仲舒对这五个方面的理论构建，无不用到了先秦时代“阴阳家”的思想。
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合一”，把阴阳家的思想与儒家、道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提供了儒学在大一统政治体制下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这是董仲舒对大一统政权的理论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董仲舒如何用阴阳家的理论来重构儒家理论，我们下一次再详细解读。（阴阳家的理论可以参考复习第十二章“阴阳家与早期的宇宙发生论”、第十五章“儒家的形而上学”）
飞鸿
飞鸿，理工出身，业余爱好钻研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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