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心术》里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
意思是说，从人的身体来看，心就是身体的君主。
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他的世界，也决定了他的人生。
心宽了，人的眼界就开阔了，格局就大了，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宽。
心安了，人就变得安详笃定，无论顺境逆境，处处都是人生的归宿。
宽恕别人，放过自己
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一路被贬。
他似乎比寻常人更倒霉些，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荒凉。
根据罗大经《鹤林玉露》里记载，“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
苏轼被贬到海南岛，只是因为他的字和儋州的“儋”字形相近。
苏轼虽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但是二人对彼此的人品依然敬重，王安石断然不会如此折磨苏轼。
这位拿苏轼的性命全然不当回事的人，是苏轼的昔年好友章惇。
苏轼被贬儋州之时，身为宰相的章惇，还下令不许苏轼在官舍居住，苏轼只得借草房栖身，两千多日的凄风苦雨，备受摧残！
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章惇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章惇把苏轼贬谪到几千里外的蛮荒之地，其实就是要置朋友于死地了。
这样的迫害，无论放在谁身上，只怕也不能释怀吧，更何况这个人还是曾经饮酒赋诗，携手同游的好友。
苏轼遇赦北归之时，章惇的儿子章援给苏轼写信，希望苏轼对章家网开一面，不要打击报复，而苏轼在回信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但以往者，更说何益”。
这样的迫害，被苏轼一句“更说何益”轻描淡写地带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他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药品，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他把所有的苦难默默忍受，却把宽容与爱留给了别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敌人。
他心里是有光的，他不愿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仇恨上，既然已经离开蛮荒之地，若是心中对仇恨念念不忘，那自己遇赦北归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过是换一种受苦的方式罢了。
一个人心底宽阔，肯宽容别人，内心自然平和阳光。除了仇恨，人生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在等待自己，宽恕别人，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在乌台诗案差点遭遇杀身之祸，他的朋友王定国也被牵连，被贬到岭南荒僻的宾州。王定国被贬的时候，柔奴一直不离不弃。
直到元丰六年，王定国得以北还，柔奴在席间给苏轼劝酒，问到岭南风土人物，是否习惯，柔奴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深受感动，写下此词。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个人的故乡是什么？是守望，是依靠，是思念，是漂泊者眼中的万家灯火，是历久弥新的向往。
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归宿，便是有了自己的故乡。无论何种逆境，他都知道自己该立足何处，走向何方。
苏轼自己也曾挣扎彷徨，无论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寂，还是“何时忘却营营”的愤懑，他都熬过来了。
离开了朝堂，他却在田间地头、屋舍学堂，有了更多的领悟，有了更多的牵挂。济世救民不只是在奏表里，也在点滴的行动里。
他把自己的根扎下，救助婴儿，教化百姓，兴修水利，植稻种桑。
但有所爱之处，皆是归宿。但有牵挂之处，都是心灵可以栖息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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