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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署是清代地方上层行政文化的缩影，其中有着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对如今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从本期起，我们将从廉政实例、建筑符号、官箴警语这几个最具代表性的角度入手，和您一起细细感受清代直隶总督的廉政风范、直隶总督署蕴含的廉政文化。
总督廉政最主要靠什么——自律
记者对直隶总督署廉政文化的专题探索是从“人”，也就是直隶总督开始的。直隶总督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设于清雍正二年（1724），裁撤于1912年，历经清朝八帝187年的历史。直隶总督位高权重，担任直督的官员多是朝中声名显赫的人物。清代定制后共设有直隶总督74人，99任。直隶总督署是清朝公共权利私人化的典型代表。整个一座总督衙门，虽然由“官、吏、僚”三个人群组成，但是，官只有一个，那就是直隶总督，再没有其他官员。而“吏”和“僚”，则依附于总督，随总督一人进退而驰驱。
身居高位的总督在衙署里说一不二，下属又唯命是从，那廉政监督的体制力量是微弱的。吏虽为在编人员，从本省招募而来，服务期限为5年，但他们所从事的只是简单的文字手工活儿；幕僚是总督聘任来的私人秘书或顾问，薪水由总督个人负担。所以整个总督署，完全围绕着总督一个中心在转动，成为一人政府、一个利益集团。因此总督署内部监督无从谈起。从外部来看，清代虽设置都察院、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等监察机构和官员，并且提高了监察御史的品秩，如都察院长官为从一品、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为从五品，但依然要低于其监察对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官阶。这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官场中，作用可想而知。所以对直隶总督外部监督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万人之上的皇帝直接干预，总督的权力监督几乎成为盲点。对于现代廉政建设来说，这也可以算是“前车之鉴”吧。
清代崇尚科举，官员经科考出身的谓之“正途”，而74位总督中科考出身的饱学之士占了绝大多数。而直隶省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总督的一举一动往往受到皇帝的严密监视。一个历史现象是，基于中国传统官德文化熏陶下的自律自觉，清代直隶总督群体中，贪污腐败的蠹虫相较其他各省是最少的。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署，出现了许多清官廉吏，成为清政府倡廉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最廉政的直隶总督——唐执玉
这些廉洁自律的总督中，有雍正朝“操守廉洁、勇敢任事”、被称为“模范三督抚”之一的李卫；乾隆朝事必躬亲，政绩卓著、宦海数十年，病逝时“家无余财”的乾隆五督臣之一的方观承；嘉庆朝参倒权臣和珅的胡季堂；道光朝恪尽职守的蒋攸銛；同光年间的“一代大儒”曾国藩等。不过，要说他们中间最廉政的一位，还得是雍正年间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著称的直隶总督唐执玉。
唐执玉清廉到什么程度呢？他上任后每天吃粗茶淡饭，穿普通布衣，病逝后，同僚们发现堂堂的总督竟然“箧无一物”，连为他装殓的钱都没有。后来还是雍正帝下令拨发银两，另有直隶其他官员出资帮助，唐执玉的遗体才得以装殓，灵柩运回原籍下葬。要说直隶总督这么大的官儿收入可不低，他的工资都去哪儿了？的确，在雍正朝实行“高薪养廉”政策之后，直隶总督的工资得到了巨大的上升，是名符其实的高收入，但唐执玉只动用工资的三四成用于日常开销，剩下的便交给直隶布政使入库，因为过于节俭，都没有什么积蓄。除了自己俭朴外，他还教育子女不许贪图钱财。他曾说：“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先由俭始。”于是手书楹联：“将勤补拙，以俭养廉”，悬于总督署治事厅堂之上，作为座右铭。他还将总督署内书斋题为“濯漱斋”，取“日濯日漱，洁身立品，守正持高”之内涵。
纵观历任直隶总督，能够清廉自守到唐执玉这种程度的，可谓是绝无仅有。他恪恭廉洁的风范至今仍传为佳话。保定老调一团就曾排演新编历史剧《直隶总督唐执玉》，艺术化地再现了唐执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鞠躬尽瘁的一生。
最著名的总督廉政格言——“居官八约”
许多参观过直隶总督署的游客，都对衙署内一块刻着“居官八约”的牌匾印象深刻。“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不二，但不刻意显示和表白自己；与同僚共事，谦虚而不盛气凌人；遇事不争锋斗气；取得成绩也不求荣誉名声；办事重实效；讲话要有具体内容；慎独守志，少出头露面；清正廉俭而不贪慕奢侈。
总结出这“居官八约”的直隶总督是乾隆朝有“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的盛世诤臣孙嘉淦。孙嘉淦是颇具声望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朝的三朝元老，乾隆皇帝登基后，他上了一道堪与贞观名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相媲美的《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更成为自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即位时的新皇必读教材。乾隆三年（1738）孙嘉淦继李卫之后署理直隶总督，后实授。在三年任内，他体察民间疾苦，办案时秉公执法，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而孙嘉淦用以规范自己言行的八条行为准则——“居官八约”，则成为历任直隶总督中最著名的廉政格言，广为流传。“居官八约”内容并不长，但包含了当时对封建官员的大部分要求，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很有借鉴意义。但其中“不显”、“不争”、“不骄”、“无名”、“避人”等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庸”色彩，从中可以感觉出晚年的孙嘉淦已逐渐磨去棱角，与早年他敢说敢做的为官风格有了明显的不同。
清代最关注廉政的皇帝——乾隆帝
清官廉吏的出现受制于多种因素，与自身的素养有关，与君臣的素养有关，与政治、法律制度有关，也与世风的好坏有关。清前期，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政治较清明，世风较纯正，清官廉吏多出于此。随着清王朝的衰败，世风日下，清官廉吏逐渐减少。翻阅查找直隶总督廉政实例，就能发现乾隆年间的直督们多政绩突出，而乾隆皇帝可称得上是最关注廉政的皇帝了。
“国丈直督”高斌的女儿是深受乾隆宠爱的慧贤皇贵妃。但高斌并没有因是皇亲国戚而骄纵，他在直隶为官恪勤职守，政绩突出，尤其善于治河，被列为清朝四大河督之一，治河政绩在所有直督中首屈一指。可惜的是，一辈子勤谨为官的高斌摊上了不争气的子孙。他唯一的儿子高恒因盐政贪污受贿一案，被处斩；孙子高朴更是胆大妄为，在任职叶尔羌办事大臣期间，“婪索金宝”，并盗卖官玉，后被告发，乾隆帝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普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和他父亲一样被处斩。
乾隆曾多次来保定，每一次都专门赐诗给直隶总督，每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往往都是对直隶总督为官行政的期许甚至警告，这些诗碑至今还保存在古莲花池内，成为直隶廉政文化独一无二的珍贵遗存。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政权行政文化的集大成者，直隶总督署是清代地方衙署的典型代表，其中所蕴含的廉政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廉政思想、廉政文化的集中反映。虽然受历史所限，廉政文化资源中掺杂着消极、糟粕的因素，但其中自律、他律等廉政思想和“勤政爱民”、“以民为本”、“崇俭尚廉”的廉政实例，对当今进行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本期鸣谢：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吴蔚先生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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