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城在唐朝只是宣武节度使所在地，规模不大。朱全忠当了皇帝，天下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今天南征，明天北讨，无余力扩展都城。此后的唐、晋、汉都是短命王朝，加起来总共才25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故而直到柴荣即位，东京基本上还是朱全忠当梁王时的模样，连所谓的“皇宫”，也还是当年的宣武节度使衙门、梁王王府。柴荣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高平大胜之后，他雄心勃勃发誓收复前此失去的中原领土，所以一方面命赵匡胤扩展东京、整修大内，另一方面厉兵秣马，等待战机。赵匡胤把柴荣的心思揣摩得很透，他的方案一拿出，立刻得到柴荣的认可：一是原有罗城城墙继续保留，在此基础上向外延伸，修建外城；二是在外城城头修建众多的敌楼马面，以便应对来犯之敌（“马面”即探出城外墙的军事设施，如同凌驾在城头之外的碉堡）；三是为尽量避免碱化，须从郑州虎牢挖取优质土修建外城。经过几年十余万民夫的艰辛劳作，硬是在原本只有20余里的内城之外，兴建了周回48里的崭新外城，使得东京初步具备了神京帝里的巍峨气象。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的第3年，把原本促狭简陋的皇城又整修了一番。皇城最初只有周回5里，折合成今制，等于周长2500米，平均边长才600多米，又是内宫又是外廷，窄别程度可想而知。《宋史》中说，赵匡胤命匠人将东北隅向外拓展，并按照洛阳宫殿的模式增修，“皇居始壮丽矣”。说它壮丽，是和没拓展之前相比。宋朝后宫的建筑很一般，所谓这宫那宫，只是名字好听，实际上不过是些很普通的带院平房，贵人们的一日两餐，也都是使女在院内起火。
不论是皇城还是外城，经过几代皇帝的整修扩建，到了北宋后期，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国库里的银子骤然间多了起来，到了徽宗赵佶坐龙床的年代，可以撒着欢儿地花了。《水浒传》里提到的“花石纲”，正是一个剪影。《汴京遗迹志》中说：徽宗即位的前几年，总生不下皇子，有个叫刘混康的道士献策说：京城东北角儿有旺子之势，只是地势太低，如果能把那地方垫高，龙子很快就能成群扎堆儿。徽宗一听笃信不疑，立即决定在汴京东北的上清宝箓宫以东，按照杭州凤凰山的形势修建一座假山，并亲自定名为“万岁山”。这地方一马平川，要在这样的平地上修建一座山，谈何容易。可徽宗决心极大，几年之后，“山间林壑日益高深，亭榭楼观不可胜纪，四方花木奇石咸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修万岁山时，宰相蔡京把采集江南花木奇石的肥缺儿交给了小兄弟朱勔。《宋史·朱勔传》说，朱勔打着修万岁山的金字招牌，在江南一带肆意劫夺，并在苏州特别设立了“应奉局”，“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万岁山修成后，徽宗又改名叫做“艮岳”，“周回四十余里”，“最高峰九十步”，连颐和园的佛香阁在此峰面前，也得自惭形秽。这边厢蔡京正为艮岳欣然作赋，那边的方腊早就忍不住造起反来，旗号就是要“诛勔”，起因就是这“花石纲”。也是报应吧，这座雄伟无比的皇家园林刚建好不久，金兵的铁蹄便撞碎了汴京城门。史书记载：金兵攻进汴京城之后，正值寒冬，于是将艮岳的林木统统砍下，楼阁的梁柱也全部拆毁，当了取暖做饭的柴火。《汴京遗迹志》则说宋钦宗“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蓖篱。又取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啖卫士。”一座耗尽民脂民膏的艮岳，就这样旋生旋灭于战火之中。
渐行渐盛时期的大宋汴京，虽地处群雄逐鹿的中原腹地，一旦国家安宁下来，它的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真宗时期，全国人口大量增长，相应的“第三产业”迅猛跟上。《醒世恒言》里有一篇《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其中提到的“樊楼”，便是当年汴京最有名的五星级大酒楼，坐落在城西顺天门外金明池旁。论地位，金明池相当于今天的昆明湖，但它自成园林，不像昆明湖那样被红墙碧瓦包裹起来，“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樊楼坐落在这种地方，其档次和气派可想而知。此楼最初叫“白矾楼”，早期只是南北经营盐矾的客商汇聚之所，后来逐渐扩建，到了北宋中后期，已成汴京之最。据说此楼高三层，五楼相向，其间又各有飞桥互相连通，寻常时顾客都在千人以上。南宋初期人刘子翚有首《汴京纪事》诗称：“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偏要在夜深时才上樊楼，原因汴京妓业极盛。《东京梦华录》对此有不少的描绘：“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又说：“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一对男女一个“小阁子”，谁也别碍谁的事。而名妓李师师这样的层次，开的便是独门独院了。
北宋100多年中，汴京人的生活经历了由贫穷到小康再到奢靡几个步骤。宋太祖建国后，大力提倡节俭，征服后蜀、南唐等伪国的收入，他都存在“小金库”里，作为收复北汉和契丹的军费，专款专用。如果说他也有挥金如土的举措，从现存资料来看，只能找出两三件：一是为了优待后蜀国主孟昶，建了一座4000多间房屋的大园子；另一件是为安排吴越王钱俶那一大家子，建了一座更大的庄园。宋太祖在世时立下了很硬的规矩：无论宗室外戚，一律不准穿金戴银、扩建宅院，违背此训就是犯罪。这种良好风气一直持续了四五代皇帝，直到神宗和哲宗时期，社会风气才开始逐渐变坏。仁宗时欧阳修在京城做官，有人送给他几只“车螯”，就把他美得又是作诗又是请客，其实不过就是南方产的大蛤蜊罢了。神宗时的司马光在洛阳组织了个“耆英会”，仅退休宰相就有好几位，每次聚会，也不过“朝夕食各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而到了徽宗时，别说达官显贵，就连市井百姓也都过得如神仙一般。《东京梦华录》记载宣德楼斜对面左掖门的高档馆子就有“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曲院街南遇仙正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比现在的茅台还要昂贵。至于朱雀门前，“旋煎羊、白肠、鲊脯、黎冻鱼头、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纱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旋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离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谓之‘杂嚼’，直至三更。”有些东西究竟怎么烹制出来的，现代高厨都摸不着头脑。
玩得花样翻新，乐得欲仙欲死，吃得脑满肠肥，喝得醉眼乜斜，金人的铁骑也该来了。宣和七年（1125），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不期而至，宋徽宗把烂摊子往太子赵桓身上一推，当起了“道君教主”。没过多久，老道君和即位20来天的钦宗皇帝，像丧家犬一样被牵到五国城（金国北部小城，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去了。煌煌大宋，轰然坍塌。
就在宋朝宗室几乎悉数被俘的情况下，偶然逃脱虎口的康王赵构被拥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挑起了中兴复国的千钧重担。但当时的朝廷官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帅府能够指挥的军队只有“兵万人”，要在极短时间里重新振起，谈何容易。康王一会儿躲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一会儿窜到东平（今山东东平），一会儿又跑到济州（今山东济南），直到建炎元年（1127）的五月，才辗转回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坛受命，正式成为南宋第一代皇帝。接下来，河北、河东、京东、京西大片领土相继失陷，迫使赵构不断南逃，扬州、镇江、杭州、宁波，直到入海南下，在温州登陆。这期间内贼外患乱作一团，国家安危垂于一线，在岳飞、张浚、韩世忠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形势才略见好转，长江以南的金兵陆续撤回江北，惊魂未定的宋高宗赵构也从温州回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此时已是绍兴元年（1131）的正月初一了。同年十一月，赵构下令把“行在所”搬到杭州，从这时起，杭州才正式成为南宋真正意义上的“行在所”。
称杭州为“行在所”，而不称其为都城，是因古代丧国流亡的皇帝绝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更不能承认自己把都城都弄丢了。比如唐明皇被安禄山端了老窝逃到成都，便称成都为“行在所”——朕是临时“出差”才行走到这里的，过后儿还得回去呢。可笑可悲也好，可叹可怜也罢，历代“蒙尘”皇帝都这么做，赵构当然不能破了老规矩：杭州是朕临时办公的地方，临安临安嘛，临时安排一下。这种观念深入到每个南宋臣民的骨髓，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卷七说：“高庙（高宗赵构）于绍兴岁南渡，驻跸于此，遂称为‘行在所’。”宋人编纂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被后人称为“临安三志”，这三部地方志众口一词，都称临安为“行在所”，而决不称其为“国都”，也是强有力的佐证。
杭州历来是江南富庶之乡，北宋中期词人柳永一首《望海潮》，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好一幅江南美景图。不过绍兴初年的赵构还没有心情欣赏羌管莲娃，一直捱到绍兴八年（1138）与金国订立了和约。杭州的逐渐繁荣，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步的。
临安的轨迹和汴京很是相似，都是由渐盛到极盛，然后走向崩溃。南宋初年与金国时战时和，摩擦不断，加之临安城百废待兴，国家百废待举，想达到北宋后期的繁华是不可能的，绍兴三十一年，金国内部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由于金主完颜亮倒行逆施，奸杀无数，搞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文臣武将人人切齿，完颜亮只能采取转嫁国内危机的做法，亲帅三十二总管向南宋大举发兵，口称要“立马吴山第一峰”。金军很快渡过淮河，接连攻破信阳、盱眙等军事要塞，平静了几年的南宋顷刻间危在旦夕。就在完颜亮会兵于扬州瓜洲渡口，打算次日强渡长江的那天夜里，他的浙西兵马大元帅完颜元宜等发动兵变，将完颜亮杀死于行营之内，然后回师向北，一场不可避免的宋金大战就这样鬼使神差地中途打住了。
完颜亮的遇弑，标志着强大了几十年的大金国急转直下。从这时候起，南宋真正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而一直占主流的主和派又绝不想重整河山，于是半壁江山的核心城市临安大踏步进入了自我陶醉的怪圈，江南自有的丰腴、文人醉生梦死的人生态度等多重因素，使临安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了极乐世界，西湖一带，则成为极乐世界中的极乐世界。周密《武林旧事》中说：“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于是乎“销金锅”便成了杭州的代名词，用现在的话翻译，“烧钱”是最生动传神的一个词语。大约从高宗末年摆脱了金人的钳制，杭州的“烧钱”活动便拉开了大幕，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安定下来的南宋人和北宋徽宗时期士民心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拼命地追求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大部分士民都丧失了防范和抗击外敌的斗志，更谈不上“还我河山”；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后期金人的入侵来得十分突然，大多数人都没有思想准备，而南宋则一直处在外敌的威胁之下——先是金人的不断南侵，接着是新崛起的蒙古贵族从西北蚕食，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国，对南宋形成了合围，形势岌岌可危，而南宋国力空虚，虽然人人都明白自己的国家气数将尽，却没有谁具备回天之力，只能得过且过，于是人们的思想更加颓废，对享乐的追求更加无度。最能体现这种心境的作品，莫若林升写的一首《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在最后一句：当年汴京还算得是金城汤池，尚且不堪金人铁蹄的践踏，如今临安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醉生梦死，又能有什么良策？在这种畸形心态的驱使之下，南宋人恨不得把西湖舞翻，把自己醉死，“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甚至胜过当年的汴京。《梦梁录》中说，每到春节（当时叫元旦），士大夫彼此相贺，士民男女都穿上鲜亮的衣装，往来拜节。街坊上食品、缎匹、花朵、玩具等，叫卖之声不绝于耳。“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更有意思的是说到元宵节时，难免忆起当年汴京大内前面扎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尖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今杭城元宵之际，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就拿舞队来说，“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傀儡戏班子则有“乔宅眷、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还有些达官显贵家里就有“家乐”，“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大有“不是汴梁，胜似汴梁“的气派！除了传统节日之外，杭州旧有的地方节日也加入进来，最典型的当属农历二月十五的花朝节和八月的观潮。《梦梁录》说：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说到观潮，那更是惊心动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是时正当金风荐爽，丹桂飘香，（皇帝）尚复身安体健，如之何不对景行乐乎？”观此数句，临安的颓靡之风便足以领教。至于茶坊酒肆、瓦舍青楼，栉次麟比，布满杭城，当年的汴京，肯定要瞠乎其后了。
这种日子不可能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蒙古贵族早就垂涎三尺了！随着蒙古大军的步步深入，南宋外围重镇成都、襄樊以及淮南一线相继失陷，杭州渐渐成为一座孤垒，此时在外的将帅死的死降的降，朝廷大臣深知大事不妙，争相请求致仕退休，临安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所有人都明白，国家灭亡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终于在末代皇帝瀛国公德祐二年（1276）三月丁丑，“行在”了140年的美丽杭州，不再属于赵宋所有，且从此以后，这座没有“龙脉”的城市再也没做过任何朝代的首都，恢复了它“最佳旅游城市”的本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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