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究竟出了多少位皇帝？有人统计过，从统一六合的秦朝算起，自秦始皇至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两宋、金辽西夏、元朝、明清、清朝，再算上新莽、武周、李自成、南明、太平天国、洪宪称帝的袁世凯，等等，一共有408位君主。在这么多君主当中，我最敬佩、推崇的一位，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桢（请不要先骂我有什么“明君情结”，看完了再骂也不迟）。晚明大学者朱国桢曾纵论千古帝王，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与我所见略同。
赵桢既无雄才大略，也未见有什么丰功伟业，为什么值得称道？从某个角度来说，后人对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评判，无非是自身价值观的投射而已。一个国家主义者自然会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一名网络“皇汉”则不吝于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朱国桢推崇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应该是因为这三位都是宽容、仁厚的君主，符合儒家心目中“仁君”的标准。
而作为一名更关注优良制度与自由传统的现代儒者，我之所以视宋仁宗为君主的典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相信仁宗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虚君立宪”的一位君主。当然，宋朝时人们还没有“虚君立宪”的概念，如果用宋人的话来说，是仁宗皇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这段短短的评词，其实蕴含着宋朝士大夫对“何为优良政体”的理解与共识，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细说。
宋仁宗在位，是守祖宗法度的模范君主。当他去世之后，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后世的士大夫整理成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南宋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这么评价仁宗朝：“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我这几年检读宋朝文献，发现在仁宗逝世之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姑且称其为“后宋仁宗时代”），仁宗的庙号与为政之道总是被宋朝士大夫深情提起。如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读学士范祖禹编录《仁皇圣典》进献哲宗皇帝，并上书说：“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再如，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范拜相，即向理宗上奏札说：“今陛下新揽权纲，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已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这里元祐、淳祐的年号，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致敬的意思。
上书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请在位的君主“专法仁宗”、“惟恪循仁祖家法”。那么这个“仁祖家法”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来，经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绎与归纳，“仁祖家法”已经被解释成一个“虚君共治”“分权制衡”的治道与政体：君主端拱在上，统而不治；执政权归宰相领导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归独立的台谏系统。
这当然不是我的穿凿附会，而是宋人自己的“创造性解释”。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向哲宗皇帝进言：“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
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告诉宋哲宗：“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
这么阐释“仁祖之法”的元祐士大夫还有秦观。他说：“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所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由此也。……愿（陛下）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政府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南宋的陈亮也著《中兴论》上呈孝宗皇帝：“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这些士大夫对“后宋仁宗时代”的皇帝一遍又一遍申明一项宪制原则：陛下，请按“仁祖之法”约束您的权力，“不自用其圣，不自矜其能”，总之不可揽权；您必须将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将监督执政者的权力委托给台谏，“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这样，陛下您便可以“不劳而治”，“弁冕端委而无事”，“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换成今日网络上的说法，就是可以“洗洗睡”了。
两宋三百余年，除了开国的太祖、太宗不论，从未出过一个强势、独断的君主，恐怕跟这一宪制原则被一遍遍申明、强调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宋代权相迭出，从王安石、蔡京到秦桧、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这似乎又说明宋朝政制虽然有效解决了皇权专制的问题，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
宋朝士大夫念兹在兹的“仁祖之法”，并非由宋仁宗一手制定，也没有明晰的成文条款，它跟英伦的非成文宪章一样，散见于仁宗朝的故事、惯例、诏书中，并由后世的士大夫慢慢筛选、整理出来，加以阐释。换言之，“仁祖之法”乃是宋朝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度，形成机制与英伦习惯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被宋朝士大夫视为君主典范的宋仁宗赵祯本人，实事求是地说，其实是一位庸常之人，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在位之时，也没少受到臣僚批评。然而，在仁宗去世之后，经由士大夫的塑造，仁宗逐渐成了仁圣之君，是宋朝士大夫为了拍皇帝马屁吗？不是。是为了给活着、在位的皇帝确立一个为人君者的楷模、一副限定皇权的坐标。也因此，“仁祖之法”被阐释成一项非常接近于“虚君立宪”的宪制。
宋人塑造“仁祖之法”的心智，总让我想到英国的“辉格史观”。17世纪出现的辉格党人提倡君主立宪，他们致力于将英国的历史描述成朝着立宪目标前进的进步史，自由与宪政就在英国的传统中。这种解释当然经不起严格的考据，因为英国历史上王权专断的事儿少不到哪里去。然而，正是辉格党人讲述的英国历史，构建了英格兰古典自由主义对于宪政与传统的“重叠认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整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宪政传统资源，推动着英国的历史往宪政的方向演进。
宋人之用心，也在于此。故而，我给这篇小文取了一个有些穿越感的标题：“后宋仁宗时代的辉格史叙事”。我想说的其实是宪制的生成机制。晚清的立宪派士绅一直想说服清廷实行“虚君立宪”，但终究失败。我有时候忍不住想象，如果将满清转换成两宋，“虚君立宪”的转型当如水到渠成。
原标题：《后宋仁宗时代的辉格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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