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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必须手段，有事前预防和事后追责的作用。要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首先法制教育要跟得上，其次，法律本身也要有威慑性。事后追责是司法和执法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发生了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事件，多数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家长对孩子的溺爱和保护超过了正常的关爱限度，无限度的包容、包庇、纵容，甚至因为孩子被老师批评和常规的惩罚，家长都要兴师动众找老师和学校大闹一番。然后学校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也比较浅层，止于简单的说教，而更关注的是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
再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老师，不敢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惩罚，都要说好话哄着，美其名曰，好的教育就应该多鼓励赞美孩子。教育主管部门也因为怕家长找麻烦，所以一出事就总是站在学生和家长一边，不管什么原因，批评惩罚学生的老师都会受到惩罚。这也是使得老师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的原因之一，学生越来越不懂得尊敬老师。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宗旨是教育为主、惩治为辅，几乎没有威慑性，所以即使是学校做了法制教育，作用也不大。
现在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信息流通快速而广泛，影视、游戏、文学等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生活物质也越来越优越，未成年人从心理到生理都表现出了早熟性，换句话说就是“成年”的年龄已经比以往提前了许多。那么，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年龄界限理应往前调整。
当然，法律只是手段，不是本质。本质还是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要并重，甚至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还要重要，父母的三观和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是最深刻的。
尽管如此，
第一，如果《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惩罚方面没有威慑性，那么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有必要把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提前，比如超过12岁就属于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范围。
第二，不仅要下调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还应该针对家长的监护责任进行重新规定，对未尽好教育监管，而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民事责任，而要上升到刑事责任。
第三，有必要建立分级惩罚措施，依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分级判定，不能以年龄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标准。
第四，虽然恶性未成年犯罪在整体比例上还算极少数，甚至被认为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是极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也正因为现在还是少数，才更要及早防患于未然，难道要等到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成为多数的、普遍的现象时，才去匆匆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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