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关于中国冷兵器的分类有着诸多说法，如《说文解字》有言：“兵者，械也。”而《周礼》则说：“盖五兵之源，唯戈、殳、戟、酋矛、夷矛尔。”自元以来，民间更有‘十八般武器’之言，但是这些分类过于琐碎，很难从单一角度说清楚中国冷兵器的发展历史。因此我们不妨按照杀伤距离，将中华冷兵器粗分为‘格斗’、‘射远’、‘防身’、‘攻城’四类，而格斗类长兵武器又可以按照攻击方式进行细分，基本上可以分为“抡击类武器”、“啄击类武器”、“刺击类武器”三种。
在抡击类武器之中，棍棒可以说是人类所使用的最原始的武器了，因此棍棒素有‘百兵之祖’的称号。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棍棒就已经是人类手中最为犀利的兵器，在驱逐野兽、保卫家园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并且在古今中外社会的多种文化之中都是人类权力的荣誉象征。
举例来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行驶权力时所使用的就是一根太阳神权杖，它代表了埃及法老的权威和荣耀;而在中国最古老的汉字——“父”字之中，我们也能找到棍棒的权力象征含义，这个象形文字最初的含义就是使用一只右手举着权杖的意思，由此可知，棍棒象征着中国父系制社会的权力。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棍棒就已经成为了士兵们标配的武器之一，此时的棍棒又被称之为‘殳’(shu一声)。一般来说，普通的士兵只能用最平常的硬木棍，不过等级较高的贵族们可以在棍棒的尖端加装青铜装饰，使得棍棒的尖端变得不易磨损。
尽管棍的使用十分广泛，并且灵活多变，但是对敌人的杀伤力却并不高，因此从秦朝之后，棍棒就逐渐退出了军队的制式武器范畴，成为了民间武道家和农民起义军的最爱。然而，‘棍’的武器秉性在于‘仁’，并不以杀死对手为目的，而是点到即止，因此最原始的棍棒通常用于初学者的武术训练以及武学指导，而中国的少林寺以‘棍’为武器也可见佛学的仁慈之心。
不过抡击类武器的发展并没有因此止步。为了增加棍棒的杀伤力，棍棒的制造材料逐渐选用坚硬的金属材质替代木质材料，并且逐渐演化出了多种适合在特殊环境下使用的武器，而狼牙棒、铁锤就是其中两种最为关键的武器变种。
首先是为了对抗游牧民族所使用的骑兵武器——狼牙棒。明朝初期骑兵之间的高速冲击对决之中，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敌方最大的杀伤一直以来都是中原骑兵们苦苦研究的课题。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弯月刀锋利而轻盈，往往在顷刻之间就能毙敌于马下;而中原骑兵所使用的狼牙棒虽然沉重，但是却兼顾了棍棒的钝器打击能力以及锐器的杀伤能力，最重要的是造价低廉，故此，明朝中晚期的骑兵武器就以凶悍的狼牙棒驰名天下。
其次，在棍棒的顶端加装沉重的铁球或者使用铁皮包裹的硬木球，也是刺客们在中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刺杀神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信陵君偷窃虎符准备营救赵国的时候，大将晋鄙因为怀疑虎符的真实性，信陵君就暗中抽出铁锤一下子就将晋鄙揍得脑浆崩裂;而秦始皇晚年巡游的时候，张良派出的刺客也是手持120斤重的青铜大锤，只消一下就将秦始皇的副车砸得粉碎。不过‘锤’的使用却需要一定的力气，并非一般士兵可以轻易掌握，不过鉴于它在杀人灭口上表现出的威慑力和突然性，历史上还是有不少武将和刺客钟情于对它的训练和使用。
在华夏文明的汉字成型之初，“戈”就用来表示战争的含义，人们常常以“干戈”代指无休止的战争，至今为止所有带着“戈”的偏旁都和战争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甲骨文兴起的商代时期，以青铜所制成的“戈”就成为了军队的标准制式武器之一，并且这种武器在春秋战国的战车混战之中得以发扬光大。
与普通的木棒所不一样的是，“戈”的顶部通常装有类似于啄木鸟一样的单刃青铜刃具，在作战时通常使用这一部分对敌方士兵进行啄击和勾曳，由于它的外形酷似镰刀，因此有人推测“戈”这一兵器是由古代农民的镰刀发展而来的。从“戈”刃具的构造来看，它沿着木棒尖端所延伸的部分被称之为“胡”，而与木棒垂直的部分被称之为“援”，用于绑缚木棒的一部分又被称之为“内”，而“援”和“穿”都可以有效的杀伤敌军。
在春秋战国的混战之中，“戈”作为一种在马车上使用的长兵，它的杀伤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木棒的长度，因此“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趋势也很诡异：随着木棒的越来越长，“戈”的杀伤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因为挥舞不灵活受到了严重的桎梏;另一方面，将“援”部磨成弧形也是提高杀伤力的一种途径，但是青铜所制成的“戈”往往磨损率较高，需要不断地打磨才能维持它的锋利，这又平白无故增加了许多麻烦。
随着马车在战场上的衰落以及“打仗平民化”的普及，“戈”这件兵器从秦朝之后就被淹没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在侧部加装刃具的想法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用在了另一种更出名的兵器——戟的身上。
几乎在棍棒流行的同时代，“矛”也是原始社会人民用于狩猎和自卫的标准武器，在新石器时代，人们通常将尖锐的兽角或者石刻绑在棍棒之上，这就形成了原始的长矛。商朝末年至西周初年，矛开始大规模的列装部队，这就有了《周礼》之中所记载的“酋矛、夷矛”。实际上，它们是两种用于不同兵种的长矛，其中用于步兵使用的“酋矛”长度大约在二丈(约合现制4米)左右，而战场上所使用的“夷矛”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二丈四尺(约合现制4.8米)，这种程度的长矛恐怕只能向前戳刺，要想进行更加灵活的动作怕是难上加难。
自从战国时期矛的技术变革之后，矛的长度逐渐趋向于短小精干，比如在东汉时期，标准的长矛长度大约在8尺(东汉一尺长度为23.04厘米)左右，比一般成年人的身高略高一些。当然也有更加短小便于挥舞的短矛，这种矛一般在马上单手使用，又被称之为“手矛”。那么有人可能就会好奇了，三国时期张飞所使用的“丈八蛇矛”到底有多长呢?
所谓“丈八”，也就是一丈八尺，按照东汉一尺的长度进行计算，张飞所使用的长矛长度大约在4.14米左右，在《三国志·蜀·张飞传》之中这把武器的出场机会还算频繁，但是这样长度的长矛一般人挥舞起来必定十分不便，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的得心应手。
而结合矛的刺击和戈的横击，“戟”的出现可以说并不意外。早在战国时期，戟就成为了军队士兵人数的代表，比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平原君劝说楚王时曾经夸赞楚国说：“楚国方圆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这里的“持戟”是广义范围上的士兵;而狭义上的“戟”在春秋战国时期多用于代指贵族身边的护卫，可见戟不仅用于军队士兵，还用于宫廷防卫。
由于戟的重量沉重并且杀伤范围大，还兼顾灵活等特点，因此在秦汉时期，我们能够靠到很多使用重戟的绝顶高手：西楚霸王项羽所使用的正是赫赫有名的“楚戟”，他将“戟”的耳部进行了改造，将其打磨成月牙状，并且加大了双戟的重量，因此“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才能在战场之中所向披靡;而曹操名将典韦更是以一双重达80斤的重戟而知名，作为曹操的护卫，他平时身穿两件重甲，在和吕布军队作战的时候往往“大喝而起，所及之处无不应倒者”，后来张绣叛乱时为了掩护曹操逃走，他使用双戟在中军营帐门口杀伤了数十名叛军，最终力竭身亡。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戟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却逐渐销声匿迹了，或许是因为它的制造成本和制造要求比较高，因此最终没能进行大规模的制造和使用。不过，戟作为一种宫廷礼仪兵器却得以延续下来，即使在隋唐时期中国军队的士兵和将领已经很少使用戟，但是凡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家门口，却都被皇帝特别允许“列戟十二支”，以彰显官员家中的庄严和隆重。
在刺击类长兵——枪成为中国长兵格斗的最终王者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枪”和“矛”在中国历史上的区别。对此有些学者认为，矛的尖端兵刃较为突出，而枪的尖端突出并不明显;也有学者认为，枪和矛所使用的木柄有着很大的不同，矛使用的木杆偏硬，而枪所使用的木材偏软。这些看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展示枪和矛在历史上的确切关系。
关于“枪”和“矛”的具体解释，我们可以从汉代之前的典籍之中找到答案。据东汉末年服虔的《通俗文》记载，所谓“枪”，就是以竹木削尖做成的武器;而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认为，“矛”即为“长柄有刃之刺兵”，可见两种武器在制造规格上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丈八矛”又被称之为“槊”的缘故，导致“矛”这一词逐渐减少使用，此时的骑兵用矛又被称之为“马槊”。隋唐时期，“矛”的使用已经近乎绝迹，在当时步兵所使用的“矛”已经被称之为“枪”，而骑兵所使用的“矛”也被称之为“马枪”，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从隋唐时期开始，“枪”完全代替了“矛”，成为了刺击类长兵的重要代名词。
因此在盛唐时期，唐朝有着很多能将长枪使用得炉火纯青的大将，秦琼与哥舒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史料记载，他跟随李世民讨伐叛军时，如果发现敌方阵营之中有值得注意的精锐将领，他就会跃马奋进，在万军之中轻取对方上将首级;而之前长期防御吐蕃的唐朝中期名将哥舒翰也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枪法：追击逃兵时，哥舒翰将自己手中的长枪枪尖置于对方披满甲胄的肩膀上，然后怒喝一声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到对方回头之后，哥舒翰就趁机使用长矛刺向敌人毫无防护的咽喉处，然后将其挑落在地。
到两宋时期，“枪”已经成为宋朝军队的重要单兵武器之一，宋仁宗时期的曾公亮、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曾经这样称赞道：“构建阵法所使用的兵器，莫过于枪。”而枪的种类也发展到十多种，除了步兵所使用的一般械具之外，甚至还有着专门用于攻击城墙的蒺藜枪、短锥枪和用于守城掀翻云梯的抓枪、勾枪等等，至此，中国长兵之王——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而明清时期的枪术大多是在沿袭两宋，在此便不再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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