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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01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有[1]: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知行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别具特色的问题之一。宋明以来，它以个人为主体，主要围绕着知行的先后，分合，轻重，难易展开讨论的，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范式。王夫之通过研究成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集大成者。朱熹知行观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与传统知行观形成鲜明对比。
02
明代王守仁[2]首先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尤其应当实践，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另一方面，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中国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3]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知易行难”之说，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孙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同时，还极其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知与不知”乃是革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孙中山说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与“知”的辩证关系。
03
极简如斯
So simple
关于“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东西方有不同的发展。西方世界，经过埃及人追求死后归宿，巴比伦人看重生前欢乐的长途跋涉，到古希腊，人们终于认识到本体世界的无限性，认识到认识主体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认识到认识工具的重要性，为人类创造认识工具，认识世界本体，创造新的生活世界，开辟了胜利通道。但中国人行事则大不相同。经过治水移山的辛劳和酒池肉林的挥霍，虽然孔子也在中国思想上早早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指出了“知”的有限性，强训承认“知”的有限性的正确态度，但是他说的“知”，并不是指去认识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学习古人认识世界得到的旧“知”。孔夫子这种推崇学习旧“知”，忽略发现新“知”的态度使后来“知”和“行”的关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真正的基本问题。在书中接受现成的知识，当然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发现新世界，探索新知识容易。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践行已知的理论知识,当然比从一成不变的书本上学习固定的理论教条艰难，于是“知易行难”便成为定论。从《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1]”，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强调，“非知之艰，行之惟艰[2]”，“知易行难”的成见纠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4]。
两千多年间，这种成见也并不是没有变化难易之外，又安排了次序。宋儒即有“知在行先”,“知行合一”的论述，明儒更进一步完善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把“知行合一”作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郑重提出来，显示出对“知”的真理性追求紧迫了，对“行”的重要性认识深入。“知易行难”是中国哲学发展中形成的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知易行难”即“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认为对事物的认识、了解比较容易，但行动、落实起来就比较难[5]。这一观点在促使人的实践活动、推进人的行动方面在一定的促进作用。知之难，行之更难。曾国藩言:“格物，诚意”，告诉我们要探究事务的本质，而知一事行一事。人生在世，有此四字足矣，然何其难。
其实知和行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的。希望通过了解认识和实践的重要性促进社会国家的发展。
[1]出自《左传·昭公十年》，大意为：学习与懂得道理并不是最难的，而难在去实行。
[2]出自《尚书·说命中》，大意为：知道一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个道理付之于实践，并取得成效。
作者：西若竹
实习编辑：向品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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