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修习QQ群讲座稿：《大学》018：知本知至（一）（2013.08.27）
各位群友，晚上好！今晚的讲座，增加了“孔儒研究群”的群友，欢迎一起学习华夏经典。我们学习完了“由本达末”，接下来，学习下一段，我称之为“知本知至”，是总括前两段。
“知本”总结“由本达末”一段，强调“君子务本”；“知至”总结“知终重始”，而且把“本末”和“终始”贯通起来，强调必须方向明确，终究要从“务本”开始。
原文如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博），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简说：
上至天子，下至众人，全都要这样，都要把修身作为最根本之事。这个根本混乱、错乱了，却想要一个好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重视修身，确实重视“厚德”了，结果却使德行浅薄；我们不重视修身，德行浅薄，却像要无缘无故地得到“厚德”的结果，没有这样的事。
什么叫做“知本”？知到重视修身，就是“知本”；什么叫做“知之至”？知到修身务本，贯彻始终，尽心尽力达到“至善”，就是“知之至”。
今天晚上，我们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中的“天子以修身为本”。其中会讲到一些需要纠正的误解，比如，对“天子”一词的误解，对“君权天授”的误解，等等。
【1】人类皆是天地生，祭祀天地由天子。天子须遵天地道，背道而驰是逆子。
一说到“天子”这个词，恐怕大家或者会有历史久远的陌生感，或者会有出自本能的厌恶感，但是，如果说是“总统”、“主席”，就是截然相反的感觉了。
何以如此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受“反传统”的影响太深太久，因此，有的人觉得那是与我们现在毫无关系的古老词语了，有的人则觉得那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头目”。
那么，“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地所生的子女。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称为“天子”呢？当然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虽然都是天地所生的子女，然而，祭祀天地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代表众多的人去向天地表达我们的敬意和谢意，而不可能所有人都去。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祭祖的时候并非每个小家庭都各自举办一场祭祀仪式，而是由“宗主”嫡长子举办，而家族中的其他人只是支持者、参与者。
我们且不说中华民族之外的人是否承认自己是天地所生，起码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应该知到，应该承认我们是天地所生的。
天地所生的人，难道都是善良、孝顺的吗？当然不一定。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也有“孝子”和“不孝子”之分。
华夏经典“四书”、“六经”之中所说的“天子”会提倡、赞美“不孝之子”吗？须知，华夏经典是为天下指明正道的，而不是记载史实的。
经典之中所标举出来的“天子”，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以，叫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不仅不会标举桀纣之类的君主，而且《孟子》中直接指斥他们为“一夫”，何尝承认他们是“天子”？甚至连“君主”都不算了。
儿子在父亲面前，把自己当成父亲的“父亲”之时，就算不得“孝子”；“天子”把自己当做“天”，那叫做“天子僭天”。
“天子僭天”，体现为君主把自身的思想言行当做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用自己所认定或编撰出来的一套理论去教化百姓。
我们说这个道理，是期望天下君主，都能尽可能地避免“天子僭天”；是期望天下在位的官员，以及将来可能做官的人，能够以尧舜之道辅助、引导。
【2】天子尧舜禹汤周文王，有德而后得天命。且看帝尧修其身，明其明德天下明。
“天子”的最高标准，是尧舜；最低标准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为何“祖述尧舜”？不是仅仅为了赞美歌颂尧舜，而是为了传尧舜之道。
传尧舜之道干什么？孟子说得好：“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简单来说，就是期望天下君主能够以“尧舜之道”为“规矩”而已。至于能否成为尧舜一样的“天子”，不是君主应该考虑的事；是否遵循尧舜之道，却是君主应该考虑的事。
尧舜禹汤以及周文王是怎么成为“天子”的？因为他们的“修身”。我们以《书经》之中的帝尧为例来说说。
我们来看看《书经》第一篇《尧典》的开头一段：“曰若稽古帝尧，曰放（仿）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是）雍。”
前人曾经说过，《书经》“佶（杰）屈聱（熬）牙”，是很难读懂的。实际上，最难懂的是《易经》和《春秋》。
《书经》的难懂，只是文字上的难懂；《易经》和《春秋》，即使读懂了字面的意思，如果不懂其中的“微言大义”，那根本就不算读懂，只能算是“读过”。
《书经》这一段告诉我们了什么？我们一句一句地来简单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是在学习《大学》，而不是学习《书经》，所以，不多作发挥。
所谓“曰若稽古帝尧”，其中的“曰”，《古文尚书》作“粤（月）”，《尚书正义》用《今文尚书》作“曰”，我们这里采用前者。
《说文解字》说，“粤”是“审慎之词”，也就是有“敬”之意。按《毛诗正义》，“若”是“顺”之意，“稽”是“考察”之意。
这一句的意思是：能够敬顺天道、考察古史的帝尧。能敬顺天道，然后能不违背良心、道义；能考察古史，然后能敬畏并学习往圣先贤，能以史为鉴。
“曰放勋”，其中的“放”读作“仿”，即“效法”之意；“勋”，是“功”之意。《正义》解释为“言尧放（仿）上世之功”。
只有能“师法古人”，然后能谦逊，能避免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能避免用自己的一生去做试验，避免拿国家百姓做试验。
不过，“师法古人”，是以“敬顺天道、考察古史”为前提的，因此，不是从利害上去考察，而是从道义上去考察；不是模仿古人之事，而是效法古人所遵之道。
“钦明文思安安”，其中的“钦”是“敬”之意，马融先生说：“威仪表备，谓之钦”；“明”是“明辨”、“明察”之意，马融先生说：“照临四方，谓之明”；
“文”是“道德礼义”的外在显示，马融先生说：“经纬天地，谓之文”；“思”是“正道入心，再由心发”之意，马融先生说：“道德纯备，谓之思”。
“钦明文思”是帝尧内心所得，由此而成为“德行”，因此叫做“四德”。有此“四德”，然后才能有“安安”。
何谓“安安”？《正义》说：“安天下之当安者。”既然“钦明文思”即使是帝尧之“德”，那么，“安安”也就是内心“安于道”，以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安于道”。
“允恭克让”，意思是，确实做到了无不恭敬，做到了能够礼让。这都是从内心之“钦明文思”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德行”。
“光被四表”，是说帝尧的德行之光，可以照遍四方，这是从横向来说的；“格于上下”，是说帝尧的德行通达与天地，亦即“与天地合其德”，这是从纵向来说的。
以上这些，所说的无不是“格物致知”，也就是“修身”。因此，从此以下的“克明俊德”是“修齐治平”中的“修身”。
“以亲九族”，不过是“齐家”；“九族既睦”，也就是“家齐”。“平章百姓”，不过是“治国”；“百姓昭明”，也就是“国治”。
“协和万邦”，不过是“平天下”；“黎民于变时（是）雍”，也就是“天下平”，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
如果帝尧没有“曰若稽古”，就谈不到“格物致知”；如果没有“钦明文思”，就谈不到“诚意”；如果没有“安安”、“允恭克让”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就谈不到“正心”。
以上这些，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前提条件，也是“格致诚正”在“身、家、国、天下”的自然显现。
【3】仁者必然能有勇，修身不为功与名。春秋之始在隐公，隐公无意位与名。
经典告诉我们，一旦一个人先存有一个要得到地位、权力、名利、成败之心，“修身”的动机就不纯了，如何能做到“心正”、“身修”呢？
那么，先存一个“救国救民”之心，是否可以呢？也不应该。或许有有人怀疑：“难道‘修身’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这个说法不好。
立志于“仁”，比立志于“救国救民”要好得多。因为有“仁”必然会“救国救民”。国家百姓有危难的时候，“救国救民”是“仁”的体现；
国家百姓没有危难之时，施行“仁政”，行礼义教化，能避免国家百姓的危难，也是“仁”的体现。有病再治，不如让人不生病；让人不生病，不如使人身心安宁、知书达礼。
“修身”是为了修养“良知”以成“仁德”。有“良知”，有“仁德”，当然知到国和民需要救的时候去“救国救民”。我们这么说，有什么经典依据呢？
第一个依据是，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句话的表面意思不难理解。
这句话并非做简单的比较，而是强调“有德然后有言”、“有仁然后有勇”。进一步来说，“有德”之人，言必谨慎，只说该说的话，只在适合说话的时候说；“有仁”之人，所表现出来的勇，必然是以“仁”为前提的。
德行修养不够的人，所言常常是从利害上考量，敢言虽好，却常常好心办坏事；无德之人，更多奸诈的谎言。
仁德修养不够之人，其勇往往是凭借着血气而发。有仁者的引导和制约，其勇能发挥好的作用；离开了仁者的引导和制约，则很容易做出蠢事，甚至会被人利用。
“救国救民”的行为，必须以“仁心”为前提条件，至少要以“良心”为前提条件。如果先想到了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那么，从修身开始就是了。
如果不重视修身，只想着“救国救民”，那恐怕不是“由本及末”了，也算不上是“知终重始”了。
如果说是先想做“天子”，为了“做天子”才去修身，那叫做“有野心”，至少是出于功利目的才去修身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偏离了“君子喻于义”的原则。
第二个依据是，《春秋经》的第一个国君是鲁隐公。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呢？除了因为当时已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原因，以及当时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的原因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鲁隐公根本就不想做国君。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鲁隐公当时是因为父亲已经不在，应该继承君位的嫡子弟弟（后来的鲁桓公）太小，才暂时管理国家的，所以，《春秋经》没有说“鲁隐公即位”。
一心一意想着得到权力地位的人，便是有私心的人。这样的人得到权力地位之后，要想避免“以利为利”，要想避免私心作祟，恐怕很难。
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事业单位，要任用官员的时候，如果先让人自己报名，然后在自荐的人之中选拔，其弊端很大。
当选拔人才与科举、经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读经者往往就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而读经了。由读经而选拔的人才，有真正的贤士、君子，虚伪小人也把读经、科举当成了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了。
讲座暂停，休息十分钟。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欢迎群友提出问题，欢迎群友谈谈感想。十分钟后，继续讲座。
问答到此结束，下面继续讲座。
【4】君权天授民受之，前任天子荐于天。天视天听来自民，保民安民非专权。
是不是任何人修身修得好，就必然可以做天子了呢？当然不是。周公、孔子、孟子的修养不必多说，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天子呢？
邵康节先生《皇极经世书·观物篇》说：“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
又说：“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一味不然。匹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
那么，正常情况下，天子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涉及到了百余年来批判过的“君权天授”或“君权神授”的问题。那么，“君权天授”为什么会被批判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君权天授”被批判，是因为什么？因为当今的全世界都否定了“神圣道义”，极力提倡人为创造能力，几乎达到了人能够改变天地、创造一切的地步，就像当初我们所说的“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
再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君主，不顾“君权神授”的经典含义，却利用这个说法，来神化自己的君主地位，强化自己的威权，就像夏桀把自己比作永远不落的太阳的那样。
那么，“君权天授”是什么意思？是上天是把“遵道保民”的使命赋予仁德的人，而不是把奢侈享乐、虐民害物的权力授予君主。天子之位是怎么由天授予呢？我们根据孟子的解释来说一说。
天子没有权力把天下给任何人，而只有上天有这个权力。但是，上天不是用言辞、诏令授予这个权力，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以及所作所为显示出来。
天子可以向上天推荐人，但不能让上天把天下直接给予他锁推荐的人，就像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却不能让天子一定任命所推荐的人一样。
当初，帝尧把舜推荐给上天，上天接受了推荐；逐渐使舜担任教化之官、宰相之职、外交之官、摄理天子之事，得到了百姓的拥戴，意味着百姓接受了舜，然后，舜可以成为“为民做主”的天子。
帝尧不是要为自己选择“接班人”，而是“为民择主”，以便使百姓安宁。帝尧是怎么告诫帝舜的呢？“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天之历数在尔躬”，是告诫帝舜要遵从天道、顺应天时；“允执其中”，是告诫帝舜要始终保持住善心仁性；“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是告诫帝舜要担当起爱民、安民的使命。
这里涉及到的是前任天子的推荐、上天的接受、庶民的接受、上天的任命，更涉及到了天子的使命是什么。
孔子和孟子为什么没有成为天子？首先，圣人修养不是为了做天子，不是为了得到富贵，而是为了天下能有道、百姓能安宁。
其次，春秋和战国时代，天下已经没有名副其实、德位相配的天子，因此，也就没有人向上天推荐了。不过，上天没有直接任命孔子和孟子做天子，却成了“万世师表”。
在这里，很清楚，上天任命谁为天子，不是上天随便任命，更不是上天专断独行，而是听信庶民之所见、所闻、所感。这就是《书经·泰誓》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5】自从夏启始传子，继位之君废由天。传贤传子非有错，人生寿命亦由天。
尧舜禹采用的是禅让的方式，但是，从夏商周之后，一直到清代，却改变为“兄终弟及、父子相传”的“家天下”了，这是不是倒退呢？我们还是根据孟子的说法讲一讲。
为什么帝尧没有向上天推荐儿子丹朱呢？因为丹朱之贤不如帝舜。为什么帝舜和大禹能得到上天的任命和百姓的拥戴，而伯益却没有做到呢？除了德行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因为大舜辅佐帝尧二十八年时间，当帝尧驾崩之后，守了三年丧，然后，大舜避开帝尧之子丹朱，天下诸侯都去朝觐大舜，百姓诉讼都到大舜那里，而且赞美大舜，因此，大舜才得天之命而成为天子。
大舜为什么能辅佐帝尧二十八年？这不是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天决定的。大禹本来治水之功德极大，又经大舜推荐于上天十七年，得到上天的任命。这十七年也是由上天决定。
帝禹当初向上天推荐了伯益，但是，伯益辅佐帝禹只有七年时间。在帝禹驾崩之后，伯益守丧三年，避开帝禹之子夏启，可是，天下朝觐的官员前去朝拜夏启，百姓赞美的人是夏启，所以，上天任命了夏启为天子。
不是帝禹要把天子之位传给儿子夏启，而是上天的任命。为什么上天没有任命伯益呢？是因为伯益七年的功德尚未广施于天下，臣民没有广发接受他。
帝禹知到让伯益辅佐他到他驾崩只有七年时间吗？帝禹不知。七年的时间是由谁决定的？上天。因为“死生有命”。到了七年，帝禹就到了寿限。
当然，夏启也有德行，而非虐民害物之人。可是，从此王后，夏启直接传位于子，知到夏桀，上天才废弃其天子之命，而另外任命了商汤。
从夏启到夏桀，从商汤到商纣，从周文王到周赧（nan3）王，都是“传子”的，得天命的君主是夏启、商汤、周文王，天命所废的是夏桀、商纣、周赧王。
在每个朝代都有众多的君主，并非都是得天命的天子，而是上承祖先之功德，当子孙违背天道，达到虐民害物的时候，也就是“天禄永终”的时候。
【6】礼崩乐坏大道裂，从秦到清无圣王。修身不够凭武力，两千余年多兴亡。
春秋时期，立邦越坏，孔子周游列国、教育弟子、编订六经，然而，终究没有任何一个国君完全接受王道仁政，因此，接下来的是更加混乱的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诸侯毕竟还能打着“仁义”的旗号“挟天子令诸侯”，所以，虽然不是“王道”，却毕竟还算是“霸道”，所以有“春秋五霸”。
可是，到了战国时期，诸侯连“仁义”的旗号也不打了，也不再“挟天子令诸侯”，而是直接凭借着武力、欺诈，尔虞我诈，互相厮杀，所以只有“战国七雄”。
在这个时期，孟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也曾经尽心尽力，修养自己，效法孔子之行，但是，终究也没有一位国君完全接受“王道仁政”，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六国相继被秦始皇灭掉。秦国经过多年阴谋和血腥杀戮，在无数黎民百姓饱受战争死难伤害的情况下，建立了秦朝。
可是，数十年的战争，无数人的死难，建立起来的秦朝，不到十五年就宣告灭亡。从此之后，历代君主，基本上都是凭借武力，推翻前一个朝代。
从秦到清的两千余年间，能够比较多地遵从道义的君主，也应为修身不够，只能算是明主，而没有一个算是“圣王”。
其中大多数的君主是基本还不敢完全放弃修身、完全轻视孔子所传之大道的，这些君主可以说是平凡的或者平庸的君主。
当然也有一部分残暴的独夫民贼，或者虚伪欺诈，或者公然违背道义，虐民害物，身居天子之位，却无天子之德。
正是因为这一部分残暴的独夫民贼，导致了频繁的改朝换代，导致了众多的百姓苦难、死难，甚至给外来列强乘虚而入、趁火打劫造成了机会。
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有注重修身的“天子”，就必然会施行“王道仁政”，必然会效法帝尧帝舜、学习文王武王。
能效法帝尧帝舜、学习文王武王，即使不能有尧舜之治，即使不能成为圣王，也终究能够成为一代明主，为天下苍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乃至可以天下太平。
儒教修习QQ群讲座稿：《大学》019：知本知至（二）（2013.09.03）
各位群友，晚上好！上次我们学习的是“天子以修身为本”，今天接着学习“庶人以修身为本”。欢迎一起学习。
我们先复习一下原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博），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1】天子位高而权重，一言一行关苍生。修身不够难明辨，纵不昏聩亦平庸。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中，为何先说“天子”而后说“庶人”？因为“天子”是一个国家之中职位最高的人。人微则言轻，人高则言重。
平民百姓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数人；官员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一方；天子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万民。
同样道理，恶言恶行也是如此。夏桀商纣无道，于是，奸佞受宠，贤人受害，百姓遭殃，引发天下大灾大难。
夏桀商纣自己也不愿意“亡国丧身”，恰恰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想要让自己永远当天子，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亡，就像秦始皇要成神仙、传万世一样。
其实，夏桀商纣也不是一开始做“君主”的时候就那么邪恶，只是私心和欲望作祟，而且拒绝任何劝谏，所以，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邪恶的深渊。
古今中外，达到夏桀商纣那种程度的“君主”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君主是平凡或平庸的。他们为什么平凡或平庸？
他们已经身居“天子”之位，为什么没有成为尧舜、禹汤、文武？为什么没有成为汉武、唐宗、宋祖？原因在于其德行不够。
德行不够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就是“格致诚正”的功夫不过关吗？汉武、唐宗、宋祖的德行也不算高，可是，因为能任贤、从谏，因为能知过而改，才不至于平凡平庸。
德行不够，则会见“道”而“若存若亡”，岂能“遵道宗经”？如此一来，便是自己断绝了修身之路；如此下去，则必然见事不真、见道不明，于是，忠奸不辨、是非错乱。
在此情况下，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任贤”，即使不是奸佞，恐怕也是小人；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从谏”，即使不是谄媚欺诈之言，恐怕也是阿谀奉承之言。
君子有“修身”的功夫，尚且要“谨言慎行”；身在“天子”之位，却没有“修身”功夫，即使“谨言慎行”，也难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因为“天子”没有“格致诚正”的功夫，因此，即使毫无恶意，即使出于好心，恐怕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难免像“小人”一样“喻于利”，亦即“以利为利”。
“以利为利”，能使国家百姓富强一时，就是在富强之时也不顾道德礼义，一旦遇到灾荒战乱，不仅会迅速失去已有的富强，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谋利之君，必重能人，而谓君子为迂腐；谋利之君，必求速达，而“欲速则不达”；谋利之君，必重赏罚，而赏罚无益于德行。
孟子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2】今日在位之天子，本是往日之庶人。德如舜禹成天子，虐似桀纣是罪人。
“天子”是“人”，“臣民”也是“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君臣民只是职位、责任的不同，只要生而为“人”，就应该“修身”。
何况，“天子”并非生来就是“天子”，也不能保证终生都在“天子”之位上。在天下有道的情况下，“天子”之位必然是“德高者居之”。
天下无道之时，比如战国时期，嬴政虽然无德，更无“救民于水火”之心，却竟然以霸道而得以身居“天子”之位；
嬴政何尝遵从天道、天命？他自认为“功德”远在“三皇五帝”之上，因此，自称“皇帝”，把“朕”字列为他所专用的“自称”之辞，是乱天下而已。十年而乱，十五年而亡，不亦宜乎？
“皇帝”与“朕”，都是自高自大之称，后世两千余年的君主，竟然沿用此称而不自知，因此，两千余年的君主，没有一位能成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王”，不亦宜乎？
孟子说过：“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帝舜和夏禹，本来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就是所谓的“匹夫”。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天下，并非他们自己有意去追求，更不是有意去争夺，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符合天道的德行修养，同时还要有天子向上天举荐。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孔子仲尼因为处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已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了，也就没有天子向上天举荐，虽然德行修养无愧于帝舜和夏禹，却不能拥有天下。
继承“受命天子”之位的君主，因为“受命天子”对天下有大功大德，只要这些“继位之君”还能秉承“受命天子”的规矩，能守住天下，上天也不废掉他们。
比如夏启、商朝的太甲、周成王等等，虽然他们的德行修养不如伯益、伊尹、周公，当仍然能登上天子之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伯益、伊尹、周公不能拥有天下。
但是，如果违背天道、违背受命天子的教训，虐民害无而失去民心，就像夏桀、商纣那样，那么，上天也就会废掉他们。
像夏桀商纣那样，不仅上天废掉了他们的“天子”之位，而且在此之后，即使他们想要做一个“庶人”也不可得，却成了千古罪人。
【3】人之所患非无位，所重在于修己身。君子三乐非关位，志在道义以安民。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在这里，孔子没有在前面加上“君子”二字，意味着此话不仅仅适用于学习君子之道的人，而且适用于所有人。
有必要为职位而担心吗？如果我们为此而担心，实际上也就是在为名利而担心，因为我们把这个“位”理解成了是否有权有位，或者理解成了是否有财、是否被人羡慕，或者理解成了是否有名、是否能得到荣誉和奖赏。
怎么才能能不为职位担心呢？如果能认识到自己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一个“位”上，认识到只要我们还活在人间就必然拥有这个“位”，即使是将来死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位”，那么，就不会担心有没有“位”了。
应该担心的是，我们靠什么在这个“位”上。从古到今，从中道外，每个人所处的“位”都不可能相同，即使是貌似相同的，也因为“时”不同而有“位”的不同。
做君主、做臣子、做庶民都是“位”，做父母、做子女，都是“位”；做士人、做农夫、做工匠、做商贾，都是“位”；甚至做乞丐也是“位”。
“位”也就是人所立足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那一个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位”，同一个“位”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人。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个“位”上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我”在君之位，就要使自己有君所应有的德与能；
“我”在臣之位，就要使自己有臣所应有的德与能；“我”在丈夫之位，就要使自己有丈夫所应有的德与能；“我”在妻子之位，就要使自己有妻子所应有的德与能。
德行必然有层次的不同、境界的高低，技能必然有大小之别、专长之分。身居上位之人，应当致力于使树下的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圣贤君子不担心有德有能却不得其时、不得其位，而担心一旦得其时、得其位时是否能有其德、有其能。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这里所说的“乐”，是发自内心、内外一致的自然之“乐”，而不是由外在事物引发出来的“乐”，所以，也就不会因为外在事物而“改其乐”。
庶人修身，可以成为君子；君子所乐的事情，不是得到天子、大臣之位，不是得到名利。所以，君子可以在君之位，如帝尧、帝舜；可以在臣之位，如伊尹、周公；可以在民之位，如孔子、孟子。
君子所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第一乐，这是“亲亲”的体现。对家人没有亲情，那么，对他人怎会有“仁爱”呢？即使是善待他人，必然是对人有所求，或有所畏。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第二乐，这是“独善”的体现。自身无论身处何时，无论身居何位，一切心思，一切言行，无不出自良心，无不凭借良知，还有什么愧怍？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第三乐，这是“兼善”的体现。自身之善，难以广大，难以为继。“天下英才”是谁？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可谓“有教无类”。
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好（浩）为（围）人师”，因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因为“童蒙求我，匪（非）我求童蒙”。
孟子说完之后，又重复了一句“王天下不与存焉”，这是强调之意。因此，君子之行，在于使天下有道，使百姓安宁，但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任何“高贵之位”。这也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4】大舜本是一庶民，修身升做臣与君。设若闻其父杀人，可弃其位不弃亲。
曾经几次看到有人说过类似的话：经典之中所说的，不是“君”就是“臣”，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读之何用？动不动就是“君子”如何如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我只想做一个“真小人”。
这种说法，孔子称之为“画”，亦即“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今人称之为“不求进取”；孟子称之为“自弃”：“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只要我们已经生而为人了，就都可以“修身”，即使我们根本不识字，也不是不能“修身”。想不想“修身”，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修身”到什么程度，是“天命”之事。
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颜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大舜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本来只是一个庶民，甚至远远不如我们。我们的父母曾经想过要像大舜的父母那样杀掉我们吗？我们的兄弟姐妹曾经想过要像大舜的兄弟那样杀掉我们吗？恐怕没有一个比大舜的处境更不好的吧？
在那么极端恶劣的家庭环境下，大舜仍然不改其“孝悌之道”、“忠恕之心”，而能“克谐以孝”，为什么大舜能做到？因为大舜的孝悌忠恕，不是来自于外，而是发自于内。
大舜被迫离开父母兄弟，而耕于历山，所到之处，乡邻无不向善，因此，名闻于天下。据《书经·尧典》，帝尧在天子之位七十年之时，使四方诸侯（四岳）举荐贤人，为民择主。
“四岳”认为在位的诸侯之中，没有人具备做天子的德行，于是，举荐了身在民间的大舜。帝尧也早有耳闻，因此举荐于天。
帝尧当然不能直接使大舜接天子之任，而是使十位男士跟随大舜，使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大舜，一方面是使他们向大舜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对大舜的考察。
据《书经·舜典》，后来，帝尧又使大舜担任教化之官，而教化成功，即“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继而使之总理百官，而百官和顺，即“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之后，使之掌管外交，而邦交和谐，即“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以上做法，可谓臣民已经接受了大舜。
事情并未结束，帝尧还让大舜大大山大泽之中，处于“烈风雷雨”之中，大舜也没有迷路，此即“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可谓上天已经接受大舜。
经过如此“察其言、观其行”之后，使大舜“摄位”三年，然后，大舜才以“禅让”方式，登上了天子之位。
大舜的一生，从庶民之位而升为臣子，又从臣子之位而升为天子，所凭的是什么？自身的德行而已。德行从何而来？来自本心本性的修养而已。
帝舜的德行修养，使帝舜不因父母兄弟要杀他而改变；帝舜年龄到了五十岁，对父母的孝心孝行不因年长而改变；帝舜的善心善性，不因为民、为臣、为君的地位高低而改变。
即使是帝舜已经身在天子之位了，也不把“天子”这个人间最高贵的地位放在心上，因为帝舜内心根本没有名利地位的私欲，所以能“得其位而不以为喜，失其位而不以为忧”。
曾经有位名叫桃应的人问孟子：“大舜做天子的时候，皋陶（高摇）担任掌管刑罚之官，如果大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那会怎么办？”孟子说：“抓住瞽叟就是了。”这是皋陶的职责所在，是执法的必然。
桃应再问：“这么说来，帝舜不去制止皋陶吗？”孟子说：“帝舜怎能去制止呢？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而已。”这是说，天子不能阻止臣子执法，不能徇私枉法。
桃应又问：“要是帝舜先得知了父亲杀人了，帝舜会怎么办？”孟子说：“在帝舜看来，放弃天子之位，就好比是抛弃破烂的鞋子。帝舜悄悄地背起父亲逃走，在偏远的海滨居住下来，终身也会欣然而乐，忘记天子之位。”这是说，帝舜之仁善，帝舜之孝心，不会因为任何外在事物而改变。
大舜作为一个人，能修身如此；我们跟大舜一样，都是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修身呢？如果不修身，无论是身在庶民之位，还是身在君臣之位，能禁得起诱惑与威胁吗？
【5】善法以仁为前提，不顾人情非善法。法律需要合情理，父子相隐无过差。
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帝舜“悄悄地背起父亲逃走”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这是破坏“法制”的做法，因为“法不容情”。怎么看待此事呢？
皋陶执法，不能因为瞽叟是帝舜的父亲就枉法；帝尧不能因为自己是天子，就放弃父子亲情。因此，帝尧“窃负而逃”，是亲情，是人之常情。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制订法律法规，不可不事先考虑到“人之常情”，而应该考虑到“合情合理”。如果离开乃至违背“人之常情”而制定法律法规，那么，所制订出来的绝非“善法”。
据说，当初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所制订的法律中规定，同样是“包庇罪”，如果是有血缘亲情的人，犯了包庇罪则从轻判决；如果是没有血缘亲情的人，犯了包庇罪则从重判决。
怎么决定“从轻”还是“从重”呢？在法律法规之中事先规定好，而不是由法官随意根据情况更改。
假如是皋陶的父亲杀人了，皋陶应该怎么办？“合情合理”的做法，就是皋陶“窃负而逃”。如果皋陶的父亲被人抓住了，送到皋陶面前，皋陶需要“回避”。
为了避免“人之常情”和“法律法规”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回避”制度。小说和戏剧之中有“包公铡亲侄子”之事，百姓看了之后觉得很佩服包公。
其实，这种处理，是小说和戏剧作者有意如此安排剧情，以便更加令人“动情”，增加作品的“感染力”，以此赢得更多的读者或观众而已。其实，这种处理，违背人之常情的。
与此相关的经典论述，还有“父子相隐”。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也是照顾到了“人之常情”的做法。
那么，在法律上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历史上的解决之法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父子之间，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另一方做证人，这就是“合情合理”的规定。
由此还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近百年来，也遭到了许多批判，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限于篇幅，我们下面另设一个小题目来说一说。
【6】古云刑不上大夫，士可杀而不可辱。古云礼不下庶人，以礼教之以法补。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个说法出自《礼记·曲礼上》，《正义》解释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
下面我们根据《礼记正义》的注疏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呢？因为庶民百姓各有各的事情要做，如果要求他们按礼而行，则会给庶民百姓造成负担而影响他们做事；而且庶民百姓也难以把行礼所用的祭品和礼器完备，如果不完备，则有亵渎神灵之嫌。
为什么“刑不上大夫”呢？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即使大夫之类的官员犯法了，也要给他们保留一点尊严，不让他们当众受辱；但是，也不是对犯法的官员不加惩罚，或者惩罚比庶民百姓较轻，而是有专门的官员和专门的“八议”条文加以审判裁定。
“八议”是什么呢？疏中说：“议有八条，事在《周礼》，一曰议亲之辟，谓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议故之辟，谓与王故旧也。三曰议贤之辟，谓有德行者也。四曰议能之辟，谓有道艺者也。
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立功者也。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郑司农云：‘若今之吏，墨绶有罪，先请择’者，案汉时墨绶者，是贵人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忧国也。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后也。”
我们看看注疏，就可以知道，此语反映出来的是对人之道德、功绩、才能的勉励。对庶民的要求相对要宽泛一些，其中体现着对庶民的尊重，因为他们有日常事务要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礼仪，只要懂得最基本的礼仪也就可以了，到特殊情况下，可以临时用士礼。
我们要清楚，用刑法来要求庶民，但对庶民来说，刑法只是道德底线，如果没有犯法，则刑法形同虚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更何况任何庶民只要通过修养与学习，能够达到“士大夫”的要求，就可以进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之中。对于士大夫来说，他们本来就是经过了系统而专门的学习和培养的，对他们的惩罚有特殊的程序，即“八议”，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庶民通过修养来达到士大夫的标准，体现为敬贤重功之意。
要知道，他们如果犯法，不是不追究，也不是不惩罚，也不是从轻处罚，只是追究、处罚的方式不同而已。只是对庶民可以在公开的地方行刑，而对士大夫则采用赐死的做法。
莫非让已经有了修养的人也当众被处死才算公平吗？因此，我们说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西洋的“法律”远远不及的。
【7】修身所重在学习，读经齐贤志不移。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论语》的首篇首章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修身”要从“学而时习之”开始。其实，不就是“格物”吗？
荀子之说，虽然不合于儒学正道，但是，也非毫无可取之处。他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先后顺序也需要我们注意，其中的“罔”和“殆”的程度之不同也需要注意。
“学而不思”，只是容易迷惘、茫然而已；“思而不学”则是危险之事。我曾经见过两位朋友，他们只是去看经典原文，而放弃传统正宗的注疏；当今许多从事儒学教育的朋友，也主张只让学者背诵，既不讲解，也不让看注疏。
如果不读传统正宗的注疏，那么，学者往往望文生义而“妄思”，即使有错也不知。尤其是在“反传统”之风“深入人心”、“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更容易出问题。
所谓“习”，是要温习、练习，温习能够使人不忘所学，而且反复回味；练习则是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的必要途径，也就是变“外来”为“内在”，以便将来在应用的时候，可以“不假思索”。
如果只是让学者“背诵”经典，或者“研究”经典，那其实不算是“学”。记得邵康节先生说过：记诵之学，不足以谓之学问。
把经典作为“学术研究资料”的做法，更不能算是“学习”，因为这种做法是始终把经典当做“身外之物”、“心外之物”。这样的做法，跟“研究古董”、“研究古尸”没什么两样；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学术研究”，不是为了体会圣贤君子之心，不是为了立圣贤君子之志，不是为了“见贤思齐”，也不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而是“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说”。
为了成名、成功而读经典，本身就是把“圣贤君子之道”当成了“小人之道”，因为这样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直）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学而时习之”，必须有诚意和敬心，也就是生怕误解、曲解了圣贤君子之意，唯恐自己做不到而辜负了圣贤君子之道。
“修身”而达到“意诚心正”，那么，也就可以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本心本性之善而不动摇，也就可以内外一致、左右逢源。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善由心而发，言行则无不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能“自得之”，则“心正”而“行正”。
儒教修习QQ群讲座稿：《大学》020：知本知至（三）（2013.09.10）
各位群友，晚上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比以往少一些，因此，我们中间不休息了，讲座完毕之后，到九点半之前，再做问答。
我们上两次学习的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的是：“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简说：
所谓“本”，是指“格致诚正”，就是“修身”的过程。一个人不论是天子，是臣子，还是庶人，要走上君子之道，要走上圣贤之道，“修身”都是根本的事情。
所谓“末”，是指“修齐治平”，就是“修身”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格致诚正”功夫，不可能有“修齐治平”的结果。
所谓“厚薄”，《礼记正义》说也是指“本末”，朱子则说是指“齐家”。两相比较，朱子之说不如《正义》之说。我们把它解释为“道德修养的厚薄”。
“道德修养的厚薄”，也是从“修身”上来说的。注重修身的人，必然体现在言行之中，修养的程度有“厚”有“薄”，言行之中体现出来的当然也有“厚”有“薄”。
所谓“其所厚者薄”，是指德行修养得厚实，言行举止却轻薄；“其所薄者厚”，是指德行修养得不厚实，言行举止却能表现出厚实的德行。这两种情况是没有过的。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是从“由本及末”来说的；“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是从“知终重始”来说的。
所谓“此谓知本”的“此”是指什么？当然是指“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知晓了这个道理，才能“由本及末”，然后可以说是“知本”。
所谓“此谓知之至”的“此”是指什么？也就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知晓了这个道理，才能“知终重始”，然后可以“修齐治平”。
详说：
【1】君子务本说来易，本末倒置古今多。更有甚者单求末，书生长叹无奈何。
知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务本”的人却很少。难道“务本”很难吗？“务本”不难，难在人们常常因为操之过急、好高骛远而被左右。
《孟子》一书，开头就是梁惠王跟孟子的对话。梁惠王一上来就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也能给我们国家带来利益呢？”梁惠王的这句话就是在“逐末”。
梁惠王为何会如此？因为梁惠王当时刚刚经历了战败、失去土地、被迫迁都、儿子被迫成为人质的困辱，他就是急于富国强兵、报仇雪耻。
后来，孟子再三给他讲的就是“修身为本”的具体落实方式，梁惠王终于答应下来，可是，也没有见到落实多少。
接着梁惠王出现的是梁惠王之子，梁襄王。梁襄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天下恶（屋）乎定？”意思是说：“怎么才能让天下安定下来？”
虽然说梁襄王的这个“志向”，不是“明明德于天下”，也不是“平天下”，但是，这个“志向”不可谓不大，可是，从何处做起呢？
孟子对梁襄王说到了“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然而，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充满野心和霸气的梁襄王终究也没有听进去。
再接下来就是齐宣王。齐宣王初见孟子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想让孟子给他讲一讲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
齐宣王是要听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吗？当然不是，他要听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如何成为霸主的，他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霸主。
可是，孟子跟他说了“盍（何）反（返）其本与（于）”，意思是说，何不返回到根本上去做呢？何为根本？就是君主要有使百姓衣食无忧、身心安宁的那个心。
学习要想取得好成绩，在于每个此时此刻都把该学习的内容学好；要使父母一生顺心如意，在于每个此时此刻尽心使父母顺心如意。
要想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在于每个此时此刻把该做的事尽心尽力做好；要使自身一生无悔，在于每个此时此刻注重修养，注意自身的一言一行。
可是，自古至今，有多少人想要取得好成绩却成绩不好？有多少人知到孝顺父母而结果却让父母生气着急？
自古至今吗，有多少人想要事业成功而最终无所建树？有多少人想要一生无悔却到头来遗憾繁多而悔愧无益？
读一读历史记载，看看现实中的人和事，真可谓“不如意事常八九”，怎能不令“读书人一声长叹”？问题出在哪里？无外乎总是重末轻本、舍本逐末、本末颠倒。
【2】反身观己以格物，为仁之本在孝悌。格物见贤要思齐，若不格物善难立。
如果我们没有“格物”的功夫，则意味着分辨不清应该学习什么人，应该去做什么事，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会是非善恶难以分明，遇到什么就学习什么，而自己却根本不知到这意味着什么，甚至可能出现了恶果，身受其害之后，还糊里糊涂地怨天尤人，或者自认倒霉而不知悔愧。
那怎么办？读书学习，莫仅仅凭兴趣。若仅仅凭兴趣，那么，在经书与史书之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史书；
在史书与小说戏剧之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小说戏剧；在小说戏剧与电影电视剧之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电影电视剧；
在正剧与悲喜剧之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悲喜剧；在电视剧和充满娱乐、刺激、血腥的节目之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后者。
经典之中的一句话，可以写成众多的诗文、小说、戏剧；一部诗文、小说、戏剧，或许可以引发出一两句符合经典原则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是违背经典的。
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是不是属于上面这种情况？凭借兴趣去读经，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坚持长久，很少有能够以厌倦而告终的。
人们常常对高雅很难感兴趣，对世俗却会本能地有兴趣。因此，在读经和看电视剧之间，读经需要倡导，虽然倡导却终究不会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看电视则不需要倡导。
待人接物，莫从私心私利出发。如果从私心私利出发，也许会见到贤人而敬重却不想自己成为贤人，那么，终究只是赞美和喜欢，所赞美和喜欢的是别人的“付出”和“奉献”，自己却不想“付出”和“奉献”；
如果从私心私利出发，也许在遇到自身利害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期望着别人为他带来利益和好处，当他得到利益和好处的时候，如果要去为贤人作证就会危害到他，他可能忍心看着贤人受屈受辱，甚至忍心对贤人落井下石。
如果从私心私利出发，遇到小的诱惑与威胁，或许还可能抵御得住，一旦诱惑或威胁加大，那就会为保护自己的私利而不怕出卖他人，不惜背叛道义良心，不惜出卖灵魂。
没有人会生来就想当奸佞小人，没有人生来就想当贪官污吏，没有人生来就想当汉奸卖国贼，可是，没有“格物”的志向和笃行，那么，在诱惑或威胁面前就难以避免不成奸佞小人、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
见贤思齐，然后能使自身向善进德，踏上君子之道的门槛。如果只是喜欢和赞美，那就跟看戏一样，终究是旁观的态度。
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本身不是“仁”，但是，没有“孝悌”永远不可能“仁”。要修养成“仁”，当然要从“孝悌”做起。
假如一个人发表了研究“孝悌”的论文，或者是经常去给他人做“孝悌”的讲座，可是，走路时不顾父母，却只顾自己在前面走；
好恶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却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父母；谈婚姻的时候为了自身的所谓“幸福婚姻”，却不惜让父母痛苦乃至抛弃父母；
在兄弟姐妹对父母不赡养的时候，自己却攀比或因为怨恨他们，自己也不赡养了；如此等等，即使把“孝悌”讲得天花乱坠，那能算是“孝悌”吗？
假如一个人发表了研究“孝悌”的论文，或者是经常去给他人做“孝悌”的讲座，可是，在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跟同辈的朋友一起做事的时候，怎么做？
如果遇到利益或好处，不仅不知礼让，反而为了利益或好处，而反目成仇，导致互相不说话、不登门，乃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么，即使把“孝悌”讲得天花乱坠，那能算是“孝悌”吗？
“致知”以“格物”为本，不辨善恶是非而乱学，不是“格物”；不分君子小人而乱交，不是“格物”；见贤而不思齐，不是“格物”。
【3】诚意之本在致知，不悖良知方可诚。人之本性与本能，二者相伴同时生。
“诚意”以“致知”为本。没有“格物”的过程，往往不知到何为“本心”；不知到何为“本心”，就常常把“好心”或者“私心”当做“本心”。
见贤思齐，以及学习经典，其实，也就是使自己知到判别善恶是非的标准，认识到这个标准是没有掺杂“私心”、“杂念”的“本心”，这时候也就可以称之为“良心”了；
有了这个“良心”之后，依据“良心”去辨别是非善恶，也就是具有了“良知”。在遇到外在事物的时候，依据“良知”去说话做事，才能有“诚意”。
怎么叫做“诚意”？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会不会因此而愤世嫉俗，想方设法去欺骗“生活”？如果你愤世嫉俗地也去欺骗了，那就被欺骗你的“生活”所左右，从而失去了“诚意”。
当你对某种事物产生了喜爱的念头，以至于因此而想要得到它，却无法通过符合正道的方式得到的时候，你使用了诱惑、欺骗、威胁的方式得到，也就被好恶的情感所左右，也就失去了“诚意”。
当你遇到利害的时候，为了趋利避害，而放弃了“良心”和“良知”，采取了不正常的方式方法，也就被利害所左右，也就失去了“诚意”。
只有能够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守住“良心”和“良知”，而不被任何外在事物所左右，才算是具有“诚意”。
就在人出生的时候，就同时具备了本性和本能两方面。顺应本性则是善，本能为本性所驱使，并且为本性所节制，也就不会背离“人道”。
可是，顺从本能而不顾良知，就会被“人欲”所役使，如果仍然不知到节制，也就会陷入“欲望”之中，偏离了“善”，而趋向于“恶”。
每个人是如此，“人间”当然也是如此。因为“人”就是上天的清轻之气和大地的重浊之气交感而生，因此，“人间”本来就是是非善恶交杂的地方。
人有五官，于是，就有了五官的“感觉”，这种“感觉”传到“心”里，就有了“七情六欲”。所谓“七情”，指“喜怒哀乐爱恶（物）欲”；所谓“六欲”，指“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的是非善恶标准，经常会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甚至完全被“七情六欲”所蒙蔽，由此而做出了邪恶之事，却还常常给自己找借口。
既然我们生而为人了，就具备了“身心”两方面。“本能”使得我们的“身”得以生存，不能没有，但是，更不能被“本能”所役使。
“吃喝玩乐”、“酒色财气”，无不是“身”的“享受”，而且很容易趋向于“奢侈享受”。当人的“本能”被这种“奢侈享受”所役使的时候，“心”之“善”就会像被灰尘污渍掩埋起来了一样。
要使自己的一生不偏离“人生”二字，就需要在遇到任何外在事物的时候，注重由“心”之“善”去统摄“本能”。所以，“修身”所重，在于“修心”。
【4】正心之本在诚意，浩然之气以卫之。泰山压顶不弯腰，时时处处能正直。
“修身”不是指当今所谓的“养生”，而在于“修心养性”以及修养“浩然之气”。如果说“养生”是为了“健康长寿”，那么，“贪生怕死”也就在其中了。
“贪生怕死”不是错误，因此，儒学不提倡“敢于牺牲”，而是提倡“成仁”、“取义”。“成仁”、“取义”是道义的体现。
与“成仁”、“取义”相伴的，是“杀身”、“舍生”，其实是“不计生死”。生死是“身”之事，仁义是“心”之事。
人之所以为人，当然在于有“人”的形体，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人”的那种“心”。没有了“人之心”，那么，虽然有“人”的形体，一生也只能活得像禽兽虫鱼。
所谓“正心”，在于使自己的“心”永远不被任何事物所左右，从而能担当好“人”的责任。重视“心”的修养，也就是在“养性”。
《周易·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之善心，由道而生，人能继承善心，才不悖离道。善心修养，而至于无不合道，然后“人性”完备。
如果说“修心养性”的“心性”是“君”，那么，“浩然之气”便是“臣”。“君”能正，然后能统摄“臣”；“臣”能正，然后可以辅佐卫护“君”。
有“君”有“臣”，然后构成朝廷。朝廷是遵道安民的。如果“君”不正，那么，有贤德之“臣”或者难以有所作为，或者被排斥，或者被迫害。
如果“臣”不正，即使是合乎“道义”的政令，也难以施行，甚至“君”会危险。因此，即使有“君”不正的时候，如果有贤臣如比干、魏征，也不至于亡，如果贤臣被排斥迫害，那么，君不会安，庶民更不安。
“心”能正了，是“君”正。“气”能正了，是“臣”正。“心”能至善，是“君”正；“气”能“浩然”，是“臣”正。
有“浩然正气”，然后能不被任何事物所诱惑，也不被任何事物所威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偏离“至善”。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因此，君子所坚守的是“道”，而不是不分是非善恶地去“殉”任何一个“君”。
【5】格致诚正是修身，修齐治平是做事。能知本末贯通理，止于至善方可至。
在《大学》的“八条目”之中，“格致诚正”是本，“修齐治平”是末。“格致诚正”是阴，“修齐治平”是阳。本末一体，阴阳一体。
所谓“修齐治平”，只是地位和职责的不同，但是，贯通始终的也只是“格致诚正”所修养出来的“身心”之正。
“修身”是一人之事，“齐家”是一家之事，“治国”是一国之事，“平天下”是天下之事。无论是什么事，都是在位那“一个人”以“善心”去做。
有此“善心”，然后能有“善政”、“善事”。怎么叫做“至善”呢？从内心来说，是毫无私心，毫无杂念；从外在来说，是政令无不善，事事无不善。
毫无私心杂念，然后能不为毁誉、好恶、利害、得失而偏离善心、正道。好比春夏秋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外在事物虽有变化，然后，生机永远不失。
事能否“至善”，在于人能否“至善”；人能否“至善”，在于“心”能否“至善”。能够“止于至善”，然后可以是“大人”、“大丈夫”。
“大人”是怎样的人？《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
“大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要想“修齐治平”，我们就要“务本”，也就是要在“格致诚正”上去下工夫。
我们往往常说“修齐治平”，这是我们的美好理想，如果我们不自己去在“格致诚正”上去下工夫，理想再美好也无法实现。
《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大学》中说：“所恶（物）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所恶於前，毋以先後。所恶於後，毋以从前。所恶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恶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谓絜（谐）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