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在各方面对新农村建设进行提档升级。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优先发展、精准定位、突出矛盾这三大特点。在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重点解决三大问题：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即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即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振兴乡村，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 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 中国近百年的乡村振兴实践，始于20 世纪初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派围绕文化和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的尝试，兴于国家进场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的变革，盛于国家主导下开展的对农村从“汲取”到“给予”的新农村建设，成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中央党代会报告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农业发布的政府1号文件整理 从民间自发到国家进场： 乡村建设派和乡村革命派的乡村建设 民间自发：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实践 乡村建设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翟城实验”，这一实验被认为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地方“良绅”在不同范围内自发进行的挽救乡村的实践经验为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迈出了第一步。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当时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机构有600多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和卢作孚的北碚模式，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发起的乡村建设模式，比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国家进场：乡村革命派的彻底变革 在地方良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也开辟了乡村建设试验田，期间的尝试和举措，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从此，在乡村建设的场域中，国家正式进场。。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派的角色，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革。国家进场后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角色的乡村革命派，对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进行了彻底变革，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国家工业化。 从“汲取”到“给予”： 国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 从农村汲取：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国家进场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城乡交换关系，都在国家主导之下。通过模仿苏联的“国内外市场相隔离条件下不同经济成分间的不等价交换”，农业和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带来了汲取性的制度安排。以1953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为发端，农业开始担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到200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12.4%，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向农村给予：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提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2005年全国各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税费，地方因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同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财政支农。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超越与冲刺： “两个百年”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道路 三大超越与三大出路：城乡融合、产业振兴与四化同步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39.1%发展到57.4%。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变，即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转变，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体现出城乡之间呈现出内在的融合渗透的关系，标志着中国在进一步集成创新过去五年的三农工作的基础上，延续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创新。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径。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产业振兴成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径。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步，四化同步成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径。 冲刺“两个百年”目标：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 2017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人民日报评论提出，应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这包括重塑城乡关系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善治之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通过这七条道路的实施，推动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让农村不再是落后之地、贫穷之地、荒凉之地的代名词，而将成为美丽之地、富足之地、生机勃勃之地的新名片。 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 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计划体制下限制农民进城，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是当时乡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民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就业空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力量集中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标志。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乡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 认识乡村学校的重要性， 完善乡村教育体系 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的教育机构，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乡村对学校教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乡风、民风、习俗、习惯、传统道德以及乡村信仰等通过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和教化在校学生。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同时也是重要的乡村文化和社会整合组织。然而，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因此，乡村教育复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教育是复杂的社会体系，包括乡村基础教育、乡村成人教育和乡村家庭及社会教育。乡村迫切需要完善新型农民教育体系，创新农民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视乡村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条件改善。只有发展好乡村教育，才能培养出大批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人才，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克服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盲目性， 把握农业发展规律 农业劳动对象的生命性、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决定了农业劳动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更需要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主动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而家庭特点与农业生产特点相吻合，决定了家庭是经营效率最高、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农业经营方式，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农业经营的家庭方式就不会发生变化。一些人不懂得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特点，崇尚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热衷于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搞“招商引资”式的规模经营，或以种种理由迫使农民把土地流转给所谓“大户”，把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这一做法，既伤害了农民，又伤害了农业投资者，还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进入新时代后的乡村振兴，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深刻认识农家院落价值， 深化乡村宅基地改革 宅基地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要素，是农民祖祖辈辈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在宅基地基础上形成的农家院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把乡村价值归纳为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六个方面，他们彼此联系和依赖形成了乡村有机整体。由于对农家院落价值缺乏认识，有关部门把农民的宅基地简单地定义为“集体建设用地”。当乡村宅基地被“增减挂钩”时，基层政府就产生了强烈的拆村动机，采取各种措施让农民放弃宅基地，最常见的首先是让农民上楼。其次，是收回离开乡村人的宅基地。其三，禁止农民宅基地交易，让宅基地废弃后再由集体收回。其四，不再审批新的宅基地和限制农民建房。乡村振兴绝不能无视或抛开乡村价值体系另起炉灶，任何项目投入如果不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对乡村振兴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要真正破除阻碍乡村发展的障碍，增加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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