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法律人的德性

作为法律人，需不需要起码的德性？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伪问题。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是一个真问题。

我们常常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讨论法律需不需要涉及过多的道德问题。比如针对通奸行为，到底是无罪化还是有罪化的争论就时有发生。这种在清末礼法之争中就有过激烈争论的问题，在今天诸多落马官员“与他人通奸”的普遍性下，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成为了人们理性讨论或饭后谈资的话题。人们常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于是，在法治的话语中，我们更多的目光是投向法律的德性，却常常忽视了我们自身的德性问题。我们似乎将主要的甚至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部完善的法典乃至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上。

然而，给我们当头棒喝的是，与法律的德性问题相比，我们法律人的德性却是极度苍白。诚如最近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揭示：法治建设中的问题，除少数是法律本身的缺陷外，绝大多数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德性缺失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等，哪一种不是法律人的德性问题？

法律当然需要有德性，但是如果执行或适用法律的人没有德性，则一切都归之于零，甚至负数。如不重视德性的培养和熏陶，法律人越有专业知识，就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在中国法制史上，春秋决狱在促进儒家法律化的同时，也伴随或多或少的司法腐败。很多学者将这种司法腐败归咎于这种审判制度本身的缺陷。但笔者认为，春秋决狱中出现的司法问题，其实根子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司法者的素质特别是德性的缺失问题。倘若人人都如董仲舒，春秋决狱还能出问题吗？实际上，制度是难以周延的，人们不能总指望制度的完善，相对于现实言制度永远具有滞后性。而人则可以通过修养，提高自身的德性，从而弥补法律的不足。在这点上，伟大的荀子所提出的“有治人，无治法”，其实颇有价值，因为它彰显的，实是法律人的德性光芒！

爱因斯坦曾告诫世人：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地生活。虽然通过专业教育可以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不能造就和谐的人格。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

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哈罗德·H·柯在某次迎新致辞中说：一个法律人仅仅倚仗法律技巧是不够的！他借用了一句朝鲜族谚语——“永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品德”——来忠告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们的技巧将突飞猛进，但千万要记住，让你们的品德行在头里。只会读书而缺乏人性是无益的，成功而没有人性是可悲的。

西人尝有如此德性观的境界，作为有着几千年德性传统的中国人，更与何人说？情何以堪？

中国人常说：“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但现实中的学会做人，国人更多的是学会如何圆滑、如何八面玲珑、如何处关系，人们似已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早期先哲的“以德为先”的做人古训，似早已激励不起人们的兴趣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但是，我们是法律人，法律人绝不应当停留在普通民众的观念水准上，而是要有德性，要有担当，因为法律人对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唯有德性的法律人，才能执着追求于法律的公平正义，才能造福于国家、社会和他人，最终也会反馈回来善待自己！

当然，法律人的德性有高下之别，我们无法指望我们每个法律人均能具备高尚的德性，但是我们必须具有起码的德性。这点起码的德性，就是法律人在执行或适用法律时所能拥有的最基本的内心良知。这点最基本的内心良知，在今天这个浮华燥动的时代，不敢奢望我们法律人如何去积极推动法治，而是至少不能借法律之名去祸害无辜，更不能去助纣为虐！

不由想起一个经典故事：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原来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结果克利斯被射杀。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说得多么震撼人心！法律人的基本德性也就在于此！虽然据说该判决后来得以改判减刑为二年，但其那种富有德性的良心宣言却影响至深至广。

为不使自己更像一只经过良好训练的狗，更为不使自己成为自己起码良知的杀手，法律人，树立和提高自己的德性吧！